皇权对司法的干涉

皇权对司法的干涉——明代特务统治论析内容简要：我国封建社会晚期的王朝——明朝，对我国法律制度影响深远。

尽管社会经济仍在不断发展，但明朝作为中国封建社会衰弱期王朝，其为巩固统治继续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巩固皇权。

自朱元璋废除三省六部制，裁中书省，废丞相，企图完全抹除皇权与相权的的争端后，朝堂之上能有效约束皇权的系统的、稳定的、力量已不复存在。

这种政体下，国家机器的长期有效运作依靠的是君主个人杰出的行政能力与极强的政治判别力与臣下绝对的奉献精神。

而皇帝并不都是合格的，大臣也不是无欲无求的木头人，双方的猜忌永远难以消除。

在这样的政治格局下促使明代出现了多轨并行的监察制度，在朝堂之上有以都察院和六科给事中为核心的中央监察机构，也有以按察使为首的地方监察机构。

在街角巷尾，有边缘化的监察机构或者说是特务机构——厂卫。

这种特殊的特务警察制度作为明王朝法律体制的特例，在明代司法实践中起着特殊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厂卫制度，监察制度，法外用刑，宦官干政，特刑政策，一．明朝正规司法监察体制朱元璋在一统天下之后，为加强对臣属的监视掌控，在借鉴、继承历代王朝的监察措施后设立了一整套完备的检察体制，此体制在实质上还是沿用自秦朝创立的御史大夫一脉，但朱元璋将其大大丰富化。

明朝中央正式司法机关是刑部、都察院和大理寺, 其名称职掌与唐宋不同。

三法司曰刑部、都察院、大理寺。

刑部受天下刑名, 都察院纠察, 大理寺驳正。

刑部是审判机关, 都察院即原来的御史台是中央监察机关, 有权监察刑部的审判和大理寺的复核, 大理寺是复核机关, 掌审谳平反刑狱之政令。

除此之外还有通政司，巡检司，察言司，拱卫司等。

明朝的检察体制已是相当完善成熟，如同汉代初设刺史监察地方州郡县级官员一样，主管监察的都察院长官监察都御使的级别只是七品，与县官无疑。

这样，皇帝就可以小钳大，以小制大，而又不用担心检察机关会同秦朝的三公之一，主管检查中央百官的御史大夫一样，威胁皇权，可谓一举两得。

但监察制度有一套完整的程序，使朱元璋不能灵活自如的操控它为其屠杀功臣，监察民间，而且官员的忠心也难以确定。

所以，需要突破这一体制的束缚，在法律之外运作那些“不光彩”的事。

二、厂卫制度的设立厂卫是明代独创的机构，是明代政治制度的一大特色。

是特务机构与宦官组织相互依赖与渗透形成的一种怪胎，是凌驾于法律和司法机关之上的，直接从事镇压的工具。

它直接服务于皇权，把皇帝的统治触角延伸到社会的各个方面。

明代厂卫制度由东厂、西厂、内厂和锦衣卫四部分组成，是明代在刑部、都察院、大理寺这三个司法机关以外设置的直接听命于皇帝，执掌“诏狱”的特务机构。

（一）封建制的衰落，皇权的不断加强的历史趋势明朝开国皇帝明太祖朱元璋在元末农民战争中战败诸路豪强，取得最后胜利，得以以继承元朝正朔的形象开创明朝276年的统治。

就同封建社会历代的有为之君一样，朱元璋的治国理想也无外在自己治下臣属百姓“有城廓之可守，田土之可耕，墟市之可利，婚姻仕进之可荣。

”用这种“王道乐土”来实现所谓中国封建社会男耕女织、人人乐业的理想社会形态。

在朱元璋看来，去完善和巩固由传统封建小农经济为基础而产生的封建社会，是一个有为之君在古代的终极目标和理想。

然而，历史的发展并不象封建帝王们所期望的那般美好。

自从人类历史上诞生王权、皇权，专制就成为了皇权的内在属性。

但皇权专制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人民或多或少在意识和行为上不自觉的斗争，总是使得封建君主们寝室难安。

另一方面，君主也主要依靠刑事手段来不停地填补人民在反抗过程中对专制体制撞击所造成的裂缝。

从夏商国家建立以来，历代的统治者在镇压一切威胁政权的暴动和反抗，维护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保障维护其所制定的统治秩序，格外注重以严刑峻法作为打击大逆不道的首选，这也是特务机构在历朝历代兴盛不衰的制度原因。

（二）吸取蒙元灭亡之教训，加强监控。

鉴于元末以宽纵失天下的教训，朱元璋毅然施行刚猛治国、严于治下的政策。

早在洪武二年二月，他在告诫臣民的谕旨中说：“元不重名爵，官及私呢，吏不恤民，惟酒色财货。

朕在民间，心疾之。

今考官事之治，唯重贪吏之禁，何以故?天禄不可虚也．夫廉公当官，犹行坦途、苛贪贿罹法，如入荆棘中，既出无完肤，唯尔群臣戒之。

”在谕旨中，明太祖表明了自己严于法治的想法，并且也希望臣下能明白自己的用意。

可是随着时间推移，明太祖自己也明白光是以谕旨的形式不停地告诫臣下只是老生常谈，唯有依靠严刑竣法来使官民人等在作奸犯科时“如入荆棘”。

这样才更可能使臣民俯首帖耳于君主专制下的封建秩序，而既能很好的贯彻落实皇帝酷法“惩治奸佞”的圣心又不会值得委以此重任的，在封建王朝中，唯有厂卫一类地位低下而又手握他人生杀大权的特务组织了。

所以厂卫制度是中国历来“皇相权争”中的畸形极端化产物。

（三）内忧外患迫使统治者采取非常措施加强皇权，巩固统治控制臣下是朱元璋必须要做的，但是摆在朱元璋面前的障隘实是过多。

明朝开创之时，情势的确不容乐观。

俗话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在北方，元朝尚有雄厚的军事实力。

“引弓之士不下百万众也，归附之部落，不下数千里也，资装铠杖，尚赖而用也，驼马牛羊，尚全而有也。

”巨大的国防压力导致任何政策过于激烈都会引起新政权的垮台和崩溃。

另一方面，在南方，新附区的江南豪民大量兼并土地，隐占土地、赋税，这也威胁到新政权的存在。

虽然从理论上讲，皇帝是地主阶级的代言人，但在当时，新附区的地主阶级和平民中仍有相当一部分人并不认可贫农出身的明太祖。

仅从一则野史就可知晓。

太祖行京城中，闻一老妪密呼之为老头儿，因大怒⋯⋯亟传令五城兵马司总，诸军至，日：‘张士诚小窃江东，吴民至今呼为张王。

今朕为天子，而此邦居民呼朕为老头儿，何也?’即命籍没民间甚众。

”不仅如此，亦有讽刺皇后马氏的隐喻。

“太祖当于上元夜微行，京师时俗好为隐语相猜以为戏，乃画一妇人赤脚怀西瓜，众哗然。

帝就视，因谕其指，谓淮西妇人好大脚也。

甚衔之。

”这一切都使得朱元璋对形势表示不安。

这样，加强中央集权、竖立皇权的绝对专制权威就成了这位开国皇帝最迫切的渴望，否则在这种内忧外患的打击下，明朝恐难以维系下去，但这艰难的目标必须一步步实现。

明太祖一方面在洪武三年即公元1370年钦封二十八候，兑现对功臣分封的诺言来安定军心，以抵御蒙元的残余势力并借以打击国内的敌对集团。

另一方面，大肆掠杀江南豪族，使其“或死或徙，无一存者”，用手中至高无上的权力，野蛮的打击、削弱这些嫌弃他出身卑贱而不承认其统治的地主。

这些举措对加强皇权相、稳定社会秩序及战后生产力恢复有积极的意义。

然而随着政局逐步稳定，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就开始显得较为突出，朱元璋终于要对昔日起誓要同甘共苦的兄弟开刀了。

朝堂之上，以李善长为代表的淮西功臣集团同刘基为首的浙东集团斗得不可开交。

而在外领兵打仗的将军们则专权自恣，大有“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之势。

这一切也加重了朱元璋的猜忌和疑心。

明太祖也曾试图仿照宋太祖“杯酒释兵权”的方法劝退手下的悍将们，但除了汤和看穿了他的用意而告退之外，其余的勋戚们并没有表现出要告老还乡的意思，平日里倚仗军功更加多行不法。

于是洪武年间大案迭起，“胡惟庸案”、“郭桓案”、“蓝玉案”等大案中，七八万人牵连其中丢掉性命，功臣集团基本被涤荡一清。

朱元璋以个人是非为是非，对臣民进行严厉管制。

就个案而言，洪武年问的大案，其中“罪有应得”之人只是少数，而多数人纯属枉死。

（四）祖宗之法不可违朱元璋在其统治末后期也看到了特务统治的残酷性，这与他的美好理想格格不入，且特务统治在干净利落的替他“拔刺”之时，也造成了社会上人心惶惶，对明朝统治的巩固造成了反作用，所以朱元璋下令废除其设立的锦衣卫。

但朱元璋死后，继位的皇储孙建文帝因执意削藩而遭其叔叔，也就是后来的明成祖朱棣的起兵造反，后明成祖攻下都城南京，入继大统后，因担心其为篡位称帝，根基不稳，为巩固其统治，实行特务统治，恢复锦衣卫。

自此，厂卫制度正式稳定。

作为明朝的两位奠定国本的皇帝，都为了巩固统治，驾驭群臣，而采取了最为直接，但又最为野蛮，藐视法度的方法，给后世的皇帝树立了一个不好的榜样，将对外臣的完全不信任传给了子孙后代们，这也是造成众多明朝皇帝信任宦官内臣而轻视朝中外臣的原因之一。

本来作为建国之初用于巩固政权的暴力机构本应在完成其使命后退出历史舞台，政治斗争让步于战乱后的生产恢复与人民的休养生息，繁盛人口，为开创“治世”和“盛世”而努力，但后世继位的皇帝昏庸无能，宠信宦官，不但没有裁撤这种阶段性机构，，反而抱残守旧，将其扩大化，由“卫”摇身一变为“厂卫”，将法外用刑发挥到极致。

5.特务制度具有历史延续性早在明朝之前的历朝历代，类似于锦衣卫这种准军事化的特刑组织在各个朝代都应统治需要而存在过。

如汉代的“诏狱”，唐代的“丽景门”和“不良人”，五代的“侍卫司狱”及宋代的“皇城司狱”．这些机构基本都是以亲军卫士组成。

所以厂卫制度出就不能算是出于历史的偶然，亦不能说是明代统治者的独创，明代厂卫制度与这些特刑机构间有一定的历史传承性。

三、厂卫制度的四大主要机构（一）锦衣卫382年5月29日即明洪武十五年四月十六日，朱元璋设置锦衣卫。

它原是护卫皇宫的亲军，掌管皇帝出入仪仗。

明太祖加强专制统治，使锦衣卫的权力扩大，兼管刑狱、侦察、缉捕盗贼奸党、监视文武百官。

最高长官为指挥使，常由功臣、外戚充任，设同知、佥事等官职，其下有官校，专司侦察。

锦衣卫所属之镇抚司分南北两部，南镇抚司理全国军匠之刑狱。

北镇抚司专及诏狱，直接取旨行事，用刑尤为酷烈。

锦衣卫屠杀文武大臣，镇压各地人民，罗织大狱，捕人甚众。

其实锦衣卫的“职业历史”到明代已经有一千多年了，早在汉朝汉武帝时设置“从中都官徒千二百人”之众的“司隶校尉”开始就已经有了这个职业的雏形，到魏晋时期曹操因为生性多疑恐，“中丞，司隶不为己用。

”进而设立了规模更为庞大的“校事”、“典校”及其附属机构，正式确定了这个神秘的特务机构在中国历朝中的地位。

再以后南北朝时的“侯官”、唐时的“内卫”一直到明朝的“锦衣卫”皆是同一类性质的组织。

直到明代，明朝统治者把汉武帝时的司隶校尉、绣衣直指御史这类专设监察官职正式化了，锦衣卫“私查舞弊，拱卫京师，独捍皇权，察录妖异”的特务性质最终连同组织形式终于正式被“确认”下来，并得到了其正式的名分。

锦衣卫的首领称为指挥使（或指挥同知、指挥佥事），一般由皇帝的亲信武将担任，很少由太监担任。

其职能是：“掌直驾侍卫、巡查缉捕”，一个顿号，就上把锦衣卫分成两个截然不同的部门。

负责执掌侍卫、展列仪仗和随同皇帝出巡的锦衣卫，基本上与传统的禁卫军没什么两样，其中比较著名的为“大汉将军”。

而另一类“同科不同种”的“巡查缉捕”，则是锦衣卫区别于其他各朝禁卫军的地方，也是它为什么能执掌大权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