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牌企业食品安全问题原因的探究分析

文章骨架有了，可是有两个大的问题有待解决：1、论文中二、三点之间仿佛是割裂的、独立的两个部分，显得文章内在逻辑性有所欠缺。文章中提到“那么，为什么品牌企业会屡屡发生食品安全事故呢？本文将基于不对称信息和交易成本两个视角来探究分析其原因。”这里读者就要问了：为什么选这两个角度、这两个角度之间有什么联系，对不对？实际上信息不对称和交易成本之间是有密切联系的，因为存在交易成本，交易双方都不可能也无必要无限制地收集信息，还记得吗，理性行为的边界是MR=MC。由于机会主义行为，加大了交易成本，信息不对称问题更加严重。如果这些思想表述清楚的话，文章的脉络会更加清晰的。

2、看得出来你确实看了一些文献，只是在借鉴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如果一句话里和别人的文章有11个字重复，就被认为是抄袭哦，一定要把别人的东西用自己的语言表述出来，这样也能修正文章的生硬感，表述不会干巴巴的了。

品牌食品企业产品安全问题原因的探究分析

——基于信息不对称与交易成本的视角

医药贸易与管理蒋凤银3102011039

摘要：近年来我国重大食品安全事件频发，品牌食品企业竟也不断爆发产品安全事故，其危害甚大。本文试图从信息不对称和交易成本的视角，去探究分析品牌食品企业生产的食品产品安全事故的问题。

关键词：品牌食品企业食品安全信息不对称交易成本

一、引言

“民以食为天”。食品安全关系到每一个人的生存与生活，是政府保障公民基本人权的一项重要任务。然而，我国最近食品安全状况令人堪忧，不少著名的品牌食品企业也不断爆发食品安全事故，如双汇瘦肉精事件，三鹿、蒙牛等的三聚氰胺事件，立顿稀土超标事件等。相对于民间作坊、中小企业而言，品牌食品企业引发的食品安全事件造成了更严重的社会损失和危害，所以值得我们深刻反思和区别其间的引发原因从而能更好的找到治理机制。

一般来说，由于中小企业，民间作坊等生产专用性投资相对较少，规模经济没有形成，产品缺乏成本竞争优势，容易诱发经营行为短期化和机会主义行为倾向，产生食品安全事故。但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规模经济优势明显，产品一般具有特色和成本双重竞争优势，决定品牌企业经营行为长期化，食品安全中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小（徐和清，2012）。品牌企业的品牌专用性投资较大，一旦实行机会主义行为必然会导致严重的损失。基于此点，消费者更倾向于认为品牌企业的可置信承诺更具保证，欲与过度信任，一旦其发生食品安全事故就会严重损害消费者的消费信心，食品市场的诚信就会被严重破坏，产生严重的负外部性。那么，为什么品牌企业会屡屡发生食品安全事故呢？本文将基于不对称信息和交易成本两个视角来探究分析其原因。

二、引发品牌食品企业产品安全问题原因的信息不对称分析

1、消费者对食品安全质量存在信息劣势，对品牌食品存在过度信任。

食品质量具有搜寻品，经验品和信任品的特征。品牌企业一般通过创建质量声誉、提供担保、发布大量广告等途径向消费者传递具有经验品特点的质量信息，但对于信任品，若果没有第三方的有效监督，企业就会存在利用信息优势欺诈消费者的倾向（McCluskey,2000 ，转引自沈宏亮，2012）。普通消费者一般不具备甄别食品质量高低安全的能力，处于信息劣势的地位，只能够根据品牌来选择，认为在市场声誉机制中，品牌的承诺可置信程度较高，过度信赖于品牌，这样的消费心理促成了品牌企业采取机会主义行为的动力，容易过度看重品牌的价值而忽视产品质量。

2、品牌企业快速扩张，过长的食品供应链加剧信息不对称。

食品供应链的不协调造成成员间的信息不对称是导致食品安全事故的根本原因（Vander，1998，转引自徐和清，2012）。食品供应链包括原料供应、产品设计、生产和销售环节。食品供应链上的各环节利润特点决定品牌企业竞争，主要利用品牌价值在市场开发上的优势，扩大市场份额，增加市场占有率，加速品牌价值实现（徐和清，2012）。但是在市场扩张中，供应链越来越长，而上游原材料供给方多为分散的中小企业或农户，经营方式差异大，技术建设滞后，利益连接脆弱，不能形成利益共同体，易诱发其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行为，较长的

信息传输渠道更弱化了价格传递质量的信号功能。诸如分批、样本等检测机制的不确定性、质量的正外部性、道德风险等因素使供应链每个环节的企业揭示信息的激励不足（沈宏亮，2012）。三鹿、蒙牛、伊利、光明等大型奶制品企业近年来实行跨省跨地区的扩张，直接加剧了优质奶源的紧缺局面，使得劣质奶源也有市场，而信息不对称下的监管力度远远赶不上扩张分枝的速度，导致不法分子采取机会主义行为的恶性事件的发生。

三、引发品牌食品企业产品安全问题原因的交易成本分析

交易费用的思想由美国经济学家科斯所首创，后为威廉姆森定义为：是为了完成交易所必需的度量、交易谈判、订立交易合约、执行交易和监督违约的行为并对之制裁，维护交易秩序的各种费用的总和（向仁康等，2012）。在食品安全领域中的交易费用包括度量、界定和保证食品安全产权的费用，发现交易对象和交易价格的费用，食品交易中讨价还价的费用，订立交易合约的费用，执行交易的费用，与政府食品安全规制相关的其它费用等（李怀等，2010）。企业作为盈利性组织，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主要通过降低生产成本来获得利润。

1、政府监管的交易成本

政府作为经济人，存在有限理性，在对食品监管的问题上也会进行成本与利益的权衡。政府对食品安全监管的成本包括行政管理成、官员的寻租成本、专门食品安全技术鉴定成本、食品安全事故纠纷诉讼成本等，交易成本非常大，以至于政府监管的交易成本远远大于收益，则会选择不监管或只监管有大额收入的企业（李进一等，2012）。在寻租成本与生产利益的权衡下，品牌企业只好进行潜规则，对个别部门或官员进行行贿，达到双方“共赢”的状态，使政府监督部门对大型企业的食品产品质量监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再者，品牌企业对地方经济贡献大，地方政府形象对其依附性大，更容易诱发品牌企业俘虏地方政府行为。因此，政府监管不足为品牌企业食品安全事故的发生创造了机会。

2、品牌企业生产高质品的交易成本

品牌企业一般具有规模经济效应，相对于中小企业和民间作坊来说，对产品质量的生产有相对规范的统一标准。但是，要保证生产出符合国家标准的高质品会付出较高的交易成本。一方面，对于供应链中的各个生产环节，难以有效的监督。作为食品供应源头的广大农户来看，由于受教育程度低、知识结构等影响，他们在生产工艺、添加剂、农药残留等方面受到有限的理性限制。在经济利益的诱导下，其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行为的结合本身容易诱发食品安全问题，三鹿三聚氰胺事件，双汇瘦肉精事件等坑农问题也表明，农户的有限理性也为原材料供应商、加工商甚至经销商的机会主义行为提供了条件，造成监督成本非常高昂。另一方面，品牌企业与地方政府关系维持需要大量的维系成本。一般而言，品牌企业是当地的经济风向标，维持地方政府形象的重要经济来源。同时，品牌企业也依赖于地方政府的政策和资源的支持，需要付出一定的寻租成本，或是建立扶持当地经济的专项资金来维护与地方政府的关系。这笔交易费用在与地方政府打交道时必不可少，于是品牌企业会有意识的通过降低产品质量来弥补这笔费用的支出。再加上在我国，食品安全事故的惩罚力度小，品牌企业生产低质品的成本小，被发现的成本远小于未被发现的生产收益，品牌企业采取机会主义行为的可能性就必然大大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