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五四时期主要文学社团流派

7 五四时期主要文学社团流派

目录

7.1 文学研究会与“问题小说”、“乡土小说” (2)

7.1.1 文学研究会 (2)

7.1.2 问题小说 (3)

7.1.3 乡土小说 (5)

7.2 创造社与“身边小说” (6)

7.2.1 创造社的文学活动 (6)

7.2.2 创造社的文学主张 (7)

7.2.3 “身边小说” (8)

7.3 新月派与“新格律诗” (11)

7.3.1 “新月”始末 (11)

7.3.2 从新月派到新月诗派 (14)

7.3.3 “新格律诗” (17)

7.4 语丝社与“语丝文体” (19)

7.4.1 《语丝》和语丝社 (19)

7.4.2 “五四”之后的批判和启蒙 (20)

7.4.3 “五四”之后的精神分途 (22)

7.4.4 语丝文体 (23)

7.5 “未名”、“莽原”、“湖畔”、“沉钟” (25)

7.5.1 “未名” (25)

7.5.2 “莽原” (26)

7.5.3 湖畔 (28)

7.5.4 “沉钟” (30)

7.6 南国社及其他社团流派的创作 (32)

7.6.1 “南国”运动 (32)

7.6.2 南国社的艺术精神 (34)

7.6.3 其他社团流派 (35)

7.1 文学研究会与“问题小说”、“乡土小说”

7.1.1 文学研究会

历史沿革文学研究会于1921年1月4日在北京中山公园来今雨轩成立，是新文学运动中成立最早，影响和贡献最大的文学社团。由周作人、郑振铎、沈雁冰、郭绍虞、朱希祖、瞿世英、蒋百里、孙伏园、耿济之、王统照、叶绍钧、许地山等12人发起，会员170多人。其宗旨是“研究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创造新文学”。沈雁冰接编的《小说月报》，内容经过了全面革新，成为其代用机关刊物，后又相继创办了《文学旬刊》（先后改名《文学》周刊、《文学周报》）及《诗》、《戏剧》月刊等刊物，编印了《文学研究会丛书》、《文学研究会创作丛书》、《文学周报丛书》、《文学研究会•世界文学名著丛书》、《文学研究会•通俗戏剧丛书》和《小说月报丛刊》等六类丛书近三百种。其总部后来迁至上海，并在北京、广州、宁波等地设立分会。“五卅”以后该会活动减少，1931年“一•二八”事件发生，《小说月报》停刊，该会无形解散。

文学主张文学研究会是一个比较散漫的组织，并没有正式提出过统一的文学主张，但其成员在如何看待文学本质及文学与生活关系问题上大都有一致的看法。

文学研究会在宣言中指出：

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我们相信文学是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治文学的人也当以这事为他终身的事业……

他们提倡文学应表现人生，是“为人生的艺术”，因而反对封建复古主义，反对鸳鸯蝴蝶派文艺，反对资产阶级颓废主义和唯美主义文艺。当时以“礼拜六”为代表的鸳鸯蝴蝶派正流行于文坛，《礼拜六》、《红》、《游戏杂志》等一类刊物以低级趣味迎合小市民所好，“游戏的消遣的文学观”在当时也根深蒂固，茅盾接编《小说月报》，对鸳蝴派构成了重大威胁，郑振铎等人同“礼拜六”派也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鸳蝴派控制的刊物终因读者的减少而停刊。除了反对具有庸俗倾向的游戏文学外，文学研究会还与学衡派进行了不妥协的斗争。学衡派以留美的胡先驌、梅光迪、吴宓为代表，出版《学衡》杂志，攻击新文化与新文学，文学研究会以及当时其他进步人士对其进行了坚决的批驳。而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之间本无根本利害冲突，大方向也是一致的，但因文艺观点的分歧彼此也有矛盾。创造社尊重自我，崇创作，恶翻译，追求艺术上“全”与“美”，主张为艺术而艺术，这与文学研究会是不一致的，因此两个社团之间持续了三、四年之久的笔战。

在创作方法论上，文学研究会推崇写实主义，强调“新文学的写实主义，于材料上最注重精密严肃，描写一定要客观忠实”。在文学的使命观上，他们从有益于“人生”出发，主张“文学应该反映社会的现象，表现并且讨论一些有关人生的一般问题”，肯定文学是“人生的镜子”，反对“以文学为纯艺术的艺术”的观点。但对这种主张的理解和实施，成员们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别。一部分人追求“爱”和“美”，通过人生的慰安和悲哀的宣泄去探讨人生的究竟；一部分人既提倡“血和泪的文学”，也有“作者无所为而作，读者无所为而

读”的观点，但文学研究会的总体方向仍然是明确的。沈雁冰曾经指出：“文学的目的是综合地表现人生，无论是写实的方法，还是用象征比譬的方法，其目的总是表现人生，扩大人类的喜悦和同情，以时代的特色作为背景。”

主要成就《文学旬刊》宣言曾说，“一面努力介绍世界文学到中国，一面努力创造中国的文学”是文学研究会的努力方向。尽管文学研究会遇到了很多困难，但在这两个方面却取得了巨大成就。

在介绍西方文学方面，文学研究会注重译介被压迫民族和弱小国家的文学，注重介绍现代、当代的外国文学，这与他们“文人们必须和时代的呼声相应答，必须敏感着苦难的社会而为之写作”的文学主张是一致的。因此，他们翻译了俄国、法国及东、北欧的名著，介绍了托尔斯泰、高尔基、屠格涅夫、易卜生及莫泊桑的作品，出了“俄国文学研究专号”、“被压迫民族文学专号”。

在文学创作方面，文学研究会代表了新文学第一个十年文学创作的发展方向。一方面，他们高举现实主义的旗帜，探索社会、人生的各种问题，创作了大量的“问题小说”。另一方面，他们又把视线从“狭小的学校生活以及私生活的小小波浪移转到广大的社会的动态”，把笔触伸向所熟悉的下层乡土社会生活中，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学创作风尚——乡土小说，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进一步走向成熟。

7.1.2 问题小说

问题小说最早出现于1919年，罗家伦的《是爱情还是苦痛》、俞平伯的《花匠》、叶圣陶的《这也是一个人？》等可谓问题小说的发端之作。到1919年下半年，冰心发表在《晨报副刊》上的《斯人独憔悴》等作品则将问题小说创作引向了高潮。其实，问题小说的概念非常宽泛，只要有社会价值和社会反响的作品都或多或少会提出一些社会问题，因而广义上的“问题小说”包括一切思想性强和有社会针对性的小说。但五四时期的“问题小说”有着独特的内涵，“它是五四启蒙主义精神和初步入世的学生青年的社会热情和人生思考相结合的产物，是流派竞起之前的特殊形式的‘为人生的文学'”。

创作成因问题小说的出现有着时代和作家的双重原因。理论上，1918年周作人在题为《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的讲演中，评介了日本近代文学中的“问题小说”的地位，并由此肯定“为人生”的文学。创作上，1918年《新青年》的“易卜生”专号，使这位挪威作家的社会问题剧流行开来，诚如茅盾在《近代文学体系的研究》中所说，“文学中讨论社会上种种问题，实是易卜生开始”的。这些都起到了触发的作用。“五四”的思想启蒙运动开启了一个觉醒的时代，造就了“思考的的一代”，青年知识分子的思想“渐渐的转移，趋重于哲学方面，人生观方面。也象俄国新思想运动中的烦闷时代似的，‘烦闷究竟是什么？不知道’”。他们从封建主义文化的堡垒中冲决出来，憧憬和希望着新的未来，可是现实与理想的矛盾又使他们感到深深的失望与悲哀，当他们理性而冷静地审视这个社会时，压抑、苦闷、怀疑、问题纷至沓来。黑暗无边的社会，受压迫和被损害者的灾难和痛苦，群众的愚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