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全球化与中华民族精神

浅谈全球化与中华民族精神

摘要：全球化是我们必须而且已经置身其中的新的社会环境。一般的，从发展的维度看，全球化的进度是从过程性的全球化到本质的全球化。本质的全球化主要是经济力量的推动，过程性的全球化的直接推动力往往是民族国家的政府。对于中国来说，要改变我们经济、技术的落后状态就必须要参与全球化，而要使全球化成为发展机遇就必须坚持具有民族特色的自主发展。

关键词：全球化，中华民族精神

全球化是我们必须而且已经置身其中的全新的社会环境。全球化对我们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我们要抓住机遇也要迎接挑战。如何去面对挑战，我们需要从许多方面付出努力，而中华民族精神是我们应对全球化的非常宝贵的精神资源。

一、对全球化的理解

说到全球化，不禁要问：何为全球化？对于全球化的理解和诠释可谓众说纷纭。一般来讲，全球化表现为两个方向，或者说两个维度。一个方向是发展的过程，从这一方向来看，全球化是指在交通、通讯、信息技术作用下物质和信息超越民族国家的界限在全球范围流动的过程，是一个在经济力量的推动下普遍的市场规则越来越受到各民族国家尊重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文化传统不同的各民族国家不断地在思想意识、价值观念上达到更多认同的过程。这个过程可以说是全方位、多角度的。全球化首先是经济的全球化。经济的全球化有两个特点：由交通、通讯尤其是信息技术支撑的资本的全球化和市场的普遍化，“全球化以普遍消除资本的区域性为特征，正在使资本重新组合”。“现在的交易涉及了以前各个独立的领域，文化、服务、自然资源、知识财富都成了自由贸易体制的组成部分”。资本的国际流动和世界市场的形成使民族国家作为社会的统治和控制力量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极其严重的挑战，全球体系中，“一个由民族国家组成的世界正让位于一种由全球参与者构建的‘世界经济’”，经济关系的影响取代了政治、军事的影响而“居于主导地位”，“政治空间和经济空间在历史上第一次不再联系在一起”。民族国家内的统治和控制不得不向基于普遍的市场的共同规则让步，“由于地方性的和国际性的谈判越来越多，各国为了和外部强加的模式相一致，都面临着转变国内规则和制度的需求”。使民族国家在法律、社会管理体制等制度方面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融合的趋势，所以，全球化也表现在制度层面。全球化的参与者是多元的，有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不同的社会组织，他们有着不同的文化传统、有着不同的价值观念，全球化和文化的、价值观念的多元化之间必然会形成一种紧张，为了克服这种紧张，人们在寻找与全球化相适应的观念意识，“以找到解决‘经济全球一体化’和‘民族文化多元化’所形成的紧张关系的路径”，人们在谈论“全球化时代哲学理论的更新”、在寻求“为不同文化传统的民族所共同接受的伦理观念”—全球伦理或普世伦理、普遍伦理，在这个意义上全球化又是观念文化的全球化。第二个方向是人类的现实生存状态、人类的现实处境。在这个方向上，人类的社会利害与共。一方面，各个国家、各个民族之间相互依存，利益上共同性日益彰显；另一方面，人类社会生活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全球性的，如环境问题、生态问题、资源危机、恐怖活动等等；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共同努力、共同行动。

全球化的两个方向有着事实上的因果关系。也就是说，人类社会利害与共的现实的生存状态、现实处境，一方面是作为发展过程的全球化的表征，另一方面则是人们必须为全球化

的发展所承受的代价。全球化发展所带来的人类共同的利害无论在形成的原因还是在表现形式上都是十分复杂的，为此所需要的对策也是非常复杂的，讨论这样的问题无疑超出了我个人的能力，故本文将集中从第一个方向即全球化的发展的过程来讨论在中国参与全球化的过程中中华民族精神所具有的意义和价值。

在发展的方向上，全球化的进程表现出一种矛盾：即根本性的全球化，或者说本质的全球化与过程性的全球化的矛盾。根本性的全球化是指作为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趋势及其所实现的目标；过程性的全球化是指由全球化的参与者直接操作对全球化的推动。根本性的全球化主要是经济力量的推动，这种推动力量从根本上说要归结为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导致了分工的出现，引起了交换。人的需要的多样性决定了交换在本质上的开放性和普遍性，也就是说分工和交换使全球化具有了某种可能性。但是，在手工生产、人畜贩运的条件下，生产和交换的能力都是极其有限的，人们无法超越地域的限制，无法摆脱自身的封闭状态。所以，全球化无法成为现实。交通技术的发展、机器大工业的出现改变了这种状况，人们之间的交往能力增强了，分工扩大和深化了，商品交换超出了地域的界限而具有了世界意义，“由于机器和蒸气的应用，分工的规模已使脱离了本国基地的大工业完全依赖于世界市场、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马克思将这种情形称为世界历史的开始：“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以往自然形成的各国的孤立状态”。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布雷顿森林体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的建立及其所制定的货币金融规则等国际性的法律、制度为全球化提供了制度支持。上世纪70年代以来，在新技术革命尤其是在信息技术的推动下，全球化的速度大大加快，民族国家间的界限正在被突破，所谓“地球村”正在形成：资源在全球范围的重新配置、“全球生产体系”的形成，加剧了民族国家和地区间的竞争，从而加速了技术的创新和技术的转让，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发展，尤其是一些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中的国家和地区，明显地从经济全球化中获益，有的还由经济上的“落后”变为“先进”。与次相应，那些长期被压制的弱小的国家和民族、地区正在积极地参与国际事物，民族国家间的平等沟通、对话的机制正在形成，出现了政治上的多极化、文化上的多极化的局面。就是说，根本性的全球化能够解放生产力、促进生产的发展、推动文明的进步，是各民族国家共同参与、平等对话、相互协调、利益共享的趋势。

过程性全球化的直接推动力往往是民族国家的政府。全球化是和资本主义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早期的全球化表现为一些欧洲国家的海外掠夺和世界殖民，资产阶级“把一切民族甚至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其结果是使殖民地国家成为宗主国的商品销售市场、廉价的原材料和劳动力的供应基地，使“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到19世纪末，崛起的美国由于生产力的先进而称霸世界，开始了由美国主导的全球化的过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经济体制的发展大致符合民族国家体系内正在国际化的资本—以美国资本面貌出现的资本—的主要利益。吉尔平认为，这种意义上的合作的结构的基础不是偶然存在的：合作是建立在美国对于国际体系的支配地位的基础之上的，而且他主张维持美国的支配地位”。美国凭借它的强大的经济、军事、政治地位在向世界输出资本、技术和商品的同时也在用它的政治制度、价值观念影响着世界。在当前的全球化浪潮中，美国的霸权主义受到了冲击，代之以多极力量的共同参与，代表着这多极力量的是各民族国家的政府。跨国公司代表着全球化的经济力量，它对经济活动的组织似乎在消蚀着国家的权利，但在实际上，“大量证据表明，各跨国公司继续依赖于‘国家基础’，依赖于国家在民族基础上的运作”。“对于那些统治今日国际市场的公司来说，民族的根源仍然在一些更为根本的地方起着作用”。“那种不受民族国家政治束缚、遨游于国界日益消失的世界市场中的全球公司，仍然只是一种神话”。“在上述每一个国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