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处理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的难点与对策

法院处理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的难点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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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处理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的难点与对策

钟黎明

随着我国劳动用工制度的不断深化和落实，各级党政的重视，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问题得到了遏制。但是，因建筑工程层层转包而发生的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现象却屡禁不止，在有些地方仍较突出。当农民工采用各种（甚至过激行为的）讨薪方式无果后，向人民法院提起劳动争议诉讼，用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劳动报酬权，也就成了无奈的最后手段，以至近年来人民法院受理此类案件呈上升趋势。

问题与难点

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案件，一般都具有群体性、复杂性、对立情绪大、矛盾易激化、社会广泛关注等特点。为及时妥善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的劳动争议案件，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成了各级各地法院司法为民的重头戏。在现行法律框架下，纷纷采取各种措施，开辟“绿色通道”，优先立案，优先审理，优先执行。但是法院审理和执行此类案件有五难：

一是确定用工主体难。由于现在建筑工程层层转包，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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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具备劳动法和建筑法规定，不具资质的用工主体进入了建筑市场，鱼龙混杂，且用工主体变化大。最常见的就是有资质的建筑承包企业把工程全部或部分转包给所谓的“项目经理”，“项目经理”又将工程转包或分包给其他包工头来做。有的甚至专门实行劳务分包，让包工头或匠人自己去找工人。农民工一旦讨要工资，各路承包人纷纷拿出转（承）包合同来，一个推一个，谁也不愿负责。法院审理此类案件时，要花费大量时间来查找确定用工主体，有时一个案件就要追加、变更诉讼主体好几次。

二是选择裁判依据难。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中，既涉及民事、行政法律规定，又涉及行政规章、部门规章，行政规范性文件等法律效力层次不同的规定。由于涉及劳动争议的法律、法规不完善不配套，有的甚至相互冲突，给法院裁判案件增加了难度，以至同一类型的案件，在不同的法院因适用不同的法律依据，案件裁判结果大相径庭。按现行法律规定，拖欠工资应属一般债权，民法通则规定的一般债权的诉讼时效期间是两年。劳动法对劳动争议（包括农民工工资债权）提起的仲裁时效期间是60日。如果农民工因工资不能兑现与用工单位发生劳动争议，超过60日向劳动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仲裁委员会一般情况下不会受理，或者受理后以超过仲裁时效为由裁决驳回其仲裁请求。农民工在法定15日之内又向人民法院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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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争议诉讼，法院受理后，对案件的处理就有了两个现行的法律依据：一个是劳动法的按60日工资债权仲裁时效，二个是民法通则的两年的一般债权诉讼时效。目前，农民工的工资债权在法律上属一般债权，法院择一而判都符合法律规定，但判决结果肯定是不同的。按60日的仲裁时效，如无法定理由，法院就要驳回农民工的诉讼请求；按两年一般债权诉讼时效，法院就要支持农民工的诉讼请求。

现行的行政规章与行政规范性文件，有的规定不相一致，甚至出现相互“打架”的情况，也给法院审理案件带来了难度。如建设部2004年9月6日发布的《建筑领域农民工工资支付管理暂行办法》中规定，“工程总承包企业将工程分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和个人，应承担清偿拖欠工资连带责任”。而劳动社会保障部2005年5月25日发布的《关于确定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中规定，“建筑企业将工程（业务）或经营权发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和自然人，对该组织和自然人招用的劳动者，由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发包方承担用工主体责任”，也就是要负清偿拖欠工资的直接责任。由于规定的不统一，法院的判决“五花八门”：有的判决用工单位（发包方）承担给付工资的直接责任，转包方承担连带责任；有的判决转包方承担给付工资直接责任，发包方承担连带责任；有的干脆依据转包合同的约定，判决不具备用工资格的组织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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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承担给付工资的责任；有的甚至把劳动争议纠纷按雇佣合同纠纷进行判决（雇佣合同的工资纠纷适用两年诉讼时效）。不同的裁判结果，不但影响到农民工的实体利益，而且也严重影响了法院司法公正形象和裁判文书的公信力。

三是查证难。由于建筑行业往往是以一个工程或某项工程具体施工业务为用工周期，为其打工的农民工流动性大，绝大多数未签定劳动合同，加上层层转包，工程中途变换承包人、合伙人等，有的农民工自己也搞不清到底是在为哪个“老板”打工。申请劳动仲裁时间又短，造成农民工举证难，法院查证难。

四是及时结案难。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案件，一般都是经多次解决无果才到法院来。诉讼中，用工单位或个人，利用自身强势，聘有律师，能够充分利用诉讼法规定的诉讼程序、期间，合法地拖延诉讼。农民工往往是官司打得起拖不起。由于双方矛盾尖锐，对立情绪大，调解结案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与其它债权纠纷案件不同，因为处于弱势一方的劳动者——农民工，根本没有调解让步的空间，他们难以牺牲自己的“血汗钱”来达成调解协议。由于存在这些情况，及时结案的难度可想而知。

五是执行兑现难。在案件执行阶段，被执行人因财产情况发生变化，或财产灭失，导致农民工工资在判决后仍无法兑现。对此难题法院很难化解。如某火电厂将一建筑工程发包给外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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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建筑公司，该公司因此拖欠廖××等一批农民工工资数万元，经法院判决农民工胜诉。判决生效进入执行程序后，发现被执行人无可供执行的财产，该建筑公司也查无下落，导致该案农民工长期上访。

对策与建议

一、从立法角度明确农民工工资的给付主体。

按劳动法和新颁布的劳动合同法规定，用工（人）单位就是工资给付主体。用工单位把工程层层转包，由此产生的一切用工责任均应由具有法定用工单位资格的单位（企业）来承担，但现行法律对此却无明确规定。用工单位利用法律对这种违法行为缺少明文规定和强制手段的漏洞，采用转包合同（有的是“黑白”合同，既用一个明的虚假合同掩盖双方实际履行的合同）把劳动者的利益和自己应负的用工责任，转嫁给不具备用工资格的单位和个人，而且几乎没有什么违法成本，所以违法转包的现象不断出现。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中，明确了对不具备用工单位主体资格的组织和个人招用的劳动者，由具备主体资格的发包方承担工资给付主体责任。但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通知的规定法律效力太低，属行政规范性文件，对指导行政机关调解劳动争议纠纷和劳动争议仲裁机构仲裁劳动争议纠纷，有一定的约束力。但对法院来讲不是办案的依据，缺少约束力，只是法院办案时参照的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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