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班史学异同

马班异同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传统课题，又称班马异同，或史汉异同，或马班优劣论。自从《史》《汉》两书问世以后，马班齐名，《史》《汉》并论，从而马班异同的问题也就被提了出来，至今仍然是一个引人人胜的研究课题。尽管历代关于马班异同的专论著作不多，但研究《史记》的人大都要涉及这一问题，所以散论、笔记以及涉及的论说则不可胜计。宋人倪思、刘辰翁《班马异同评》、明人许相卿《史汉方驾》是两部发轫名作。今人研究，以白寿彝《司马迁与班固》、施丁《马班异同三论》、徐朔方《史汉论稿》三部论著最有成绩。

马班异同，首先是从马班优劣的角度提出问题，因而有扬班抑马和扬马抑班的争论，由抑扬争论而发展为异同比较，由比较而成为传统的研究课题。可以说马班异同，是中国学术史上没有使用比较术语的一门传统比较学，总结这门比较学的内容和发展历史，可以加深我们对中国传统史学的认识，是很有意义的。

1.马班异同产生的原因及内容。

为了表述的简明，先概述马班异同的内容，而后产生的原因将自然引出。至于发展历史，另立目评述。

综括古今人讨论马班异同，主要内容有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文字异同。西汉二百年历史，《史》《汉》两书重叠部分整一百年有余，故《汉书》一百篇，有五十五篇过半数与《史记》内容重叠，计有帝纪五篇，表六篇，志四篇，传四十篇。重叠部分，《汉书》基本

承袭《史记》旧文而做了增补、删改、移动等工作，造成文字异同，显而易见。两书对照，分析班固是怎样增省《史记》的，这就产生了文字异同的比较。看起来只是一个互校的问题，形式简单，但它却是论马班优劣、是非、得失的基础，所以宋明人《班马异同》与《史汉方驾》主要就是考察文字异同。从总体上看，《汉书》文字多于《史记》，班固增补了若干诏令、奏议、政论等文章及人物事迹。赵翼《二十二史札记》中有"《汉书》多载有用之文"、"《汉书》增事迹"等条目，评述班固的增补，于史有益，值得肯定"历代以来对此多有抑扬评说。平心而论，班固的增补，从治史角度可以有是非得失之分，但不可据繁简论优劣。清人朱仕就指出，若"断以史法"，则"固非揉于私意以为之，而异同之势，俱处不得不然"③。意思是说，班固断代为史，文字有增省，不是私意所为，而是情与势不能不如此。近人刘咸说得更直率。他说："昔人多谓班载文过多为好文章；又或谓马不载逊于班，皆谬也。吾谓读太史公书，须先将'黄帝以来，迄于麟止'八个字熟记，诸论班马异同者，皆未熟悉记耳。"①这是说《史记》为通史，目的在于通古今之变，载文不宜多，以免冲淡历史发展过程的叙事；班固《汉书》为断代史，述一代始未，多增补一些材料是必然之势。

班固移动《史记》内容大多改得不好，使人物减色。如《史记·吕太后本纪》具记事本末体特色，从史的方面完整记叙了吕太后临朝诸吕擅权始未；从文的方面生动塑造了一个刚戾残狠的女政治家形象。《汉书·高后纪》就③《鲁迅全集》第八卷《汉文学史纲要》。

①《梅崖居士文集·班马异同辨》。

索淡寡味。班固把《昌太后本纪》所载的吕大后鸩杀赵王如意，残害戚夫人，以及王诸吕等事移入《外戚传》；吕太后欲鸩齐王刘肥，害死两赵王刘友、刘恢，以及大臣诛诸吕，迎立文帝等事移人《高五王传》；又把陈平、周勃等大臣有关诛除诸吕事移入《张陈周王传》，这样一来史事零散，人物形象模糊，于史于文两失之。又如班固将《史记》中《魏其武安侯列传》的灌夫，《淮阴侯列传》的蒯通分出移于他传，都是败笔，颇受后人讥议，不一一评说。但我们也应看到，有些移动是符合断代史法的，则不宜以优劣论。例如《史记》将项羽、高祖并立本纪，蝉联对照，史事条贯与人物刻画都极为精彩。班固改项羽为传，并将楚汉相争的一些重大事件如鸿门宴、彭城之战、陈平间楚、彭越韩信会兵该下等，移入《汉书》卷首《高帝纪》，丰富了开国帝王的形象，并为全书提振。虽然损害了项羽的形象，但作为断代史不能不如此，这是失小而得大。所以赵翼在《二十二史札记》的《汉书移置史记文》条目中予以肯定，表现赵翼不同凡响的史识。其二，体例异同。《史》《汉》以人物为中心述史，皆为纪传体，这是同；《史记》贯通，《汉书》包举一代，这是异。评论马班，尊通史而抑断代者，扬马抑班；尊断代而抑通史者者，扬班抑马。前者代表人物为南宋郑樵，后者代表人物为唐代刘知几。

刘知几在《史通》中论《吏》《汉》得失，立言甚多，主观上反对扬此抑彼，而实际评述是扬班抑马，他在《六家》篇中说："朴散淳销，时移世异，《尚书》等四家，其体久废，所可祖述者，唯《左氏》及《汉

书》二家而已。"又在《二体》篇中说："然则班荀二体，角力争先，欲废其一，固亦难矣。后来作者，不出二途。"《史记》为通史，《汉书》断代，在六家中并论，这是可以的。但作为编纂体例，纪传创立者为司马迁而非班固，刘氏把《汉书》抬为纪传之祖，如果不是扬班抑马，则是识见有误，二者必居其一。

刘知几在分论五体时，处处以《汉书》体例为标准，反过来范围司马迁，批评《史记》为例不纯。所以，在学术史上，刘知几是扬班抑马的代表。郑樵则针锋相对以为说。他在《通志总序》中说："自《春秋》之后，惟《史记》擅制作之规模，不幸班固非其人，遂失会通之旨，司马氏之门户自此衰矣。"又说："班固者，浮华之士也，全无学术，专事剽窃"，"迁之于固，如龙之与猪，奈何诸史弃迁而用固，刘知几之徒尊班而抑马。"郑樵肯定通史的会通精神，为纪传体创立者司马迁翻案，都无可非议。但他过分斥班，感情偏激，比刘知几走得还远，就不可取了。纪传体，司马迁首创，班固因循，当然不能同日而语。但班固改纪传通史为断代史，也称得上是伟大的创造②。首先，《汉书》断代的成功，提高了《史记》的学术地位。其次，《汉书》十志扩大了《史记》八书的内容，载史更为完备。再次后世实践证明，纪传体更适宜于写断代史，而不适于写通史。仿司马迁作通史者有梁吴钧《通史》六百卷，魏元晖《科禄》二百七十卷，以及郑樵《通志》中的纪传部分，都可说是一种失败。而效班固断代为史，均能成功。原因是纪传五体分别贯通，就会把同一时代的人和事分割悬隔。所以司马光用编年体写通史又获得了成功，创新了司马迁的会通精神。由此看来，通史和断代史，两种形

式可以互为补充，并驾齐驱，谁也代替不了谁。因此，《史》《汉》体例的异同，②《太史公书知意》卷六。

只可对照，不应扬此抑彼。清人章学诚发表了十分通达的评论。他说："史氏继《春秋》而有作，莫如马班；马则近于圆而神，班则近于方以智也。"章氏认为马班之书都是无愧于比肩《春秋》的良史，两书各具特色，"皆为纪传之祖"①，既肯定通史，又肯定断代史。

其三，风格异同。前人评论马班文章，认为两人都是大家，而风格迥异。刘宋范晔说："迁文直而事核，固文赡而事详"①；南宋朱熹说："太史公书疏爽，班固书密塞"②；明凌约言说："子长之文豪，如老将用兵，纵骋不可羁，而自中于律；孟坚之文整，方之武事，其游奇布列不爽尺寸，而部勒雍容可观，殆有儒将之风焉。"称赞马、班与左丘明、庄周诸大家之文"机轴变幻不同，然要皆文章之绝技也"③。

宋明评点家，经过深入研究，更多的人认为班固虽为大家，但比司马迁要逊色一筹。宋黄履翁说：司马迁之文"措辞深，寄兴远，抑扬去取，自成一家，如夭马骏足，步骤不凡，不肯少就于笼络。彼孟坚摹规效矩，其寄篱下，安敢望子长之风？"④明茅坤的评论最为深刻而中肯。首先，他称马、班皆"天授"之才，各领风骚，认为"《史记》以风神胜，而《汉书》以矩矱胜。惟其以风神胜，故其遒逸疏宕如餐霞，如啮雪，往往自眉睫之所及，而指次心思之所不及，令人读之，解颐不已；惟其以矩矱胜，故其规划布置，如绳引，如斧，亦往往于其复乱庞杂之间，而有以极其首尾节奏之密，令人读之，鲜不雇筋而洞髓者。"⑤这是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