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望二十一世纪

展望二十一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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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1-23 11:33:31

大历史学家汤因比预言：中国文明将统一世界

1973年，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阿诺尔德•汤因比与日本宗教和文化界著名人士、社会活动家池田大作，关于人类社会和当代世界问题的谈话，《展望21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先后出版过英文、日文、德文、法文、西班牙文等多种文本。以下文字为池田大作为《展望二十一世纪》中文版出版20周年而作。

汤因比博士已去世30年（1889-1975年）此刻，感慨萦怀，想起和晚年的博士在他伦敦那整洁的住宅里交谈的那些黄金般的日子。如果他还健在，该多么高兴啊。对谈开始，眼镜后面总是面带微笑的博士的目光严肃起来，说：“开始吧，为了21世纪的人类，让我们交谈下去！”那是1972年，熏风吹拂、鲜花绽放的5月。博士83岁，浑身充满了沉静的热情，和44岁的我坦诚相对。谈得热火朝天的时候，恰好电视播报在英国召开首脑会议的新闻。博士看着，悠然说了一句话，至今在我胸中震响――

“可能我们的对话不惹人注意，但是将永远留存下去。”那时我倡议“日中邦交正常化”已4年。在东西冷战的旋涡中，各种既成势力对我的倡言施加压迫。然而，为了亚洲与

世界的和平，中国和日本非缔结友好不可，这就是我的信念。

汤因比博士非常了解我的这种行动。他露出慈父般的微笑，说：“因信念而遭受无端的责难是一种荣誉。浅薄的指责跟本质毫无关系。我们还是谈本质问题吧。”我们谈论的本质问题很广泛，概括起来，就是探究“何谓人”“何谓社会”以及“何谓生命与宇宙的本质”。这就汇集成了《展望二十一世纪》这本书。

博士用他那无以伦比的文明史巨眼俯瞰在薄薄覆盖地球这颗行星的“生物圈”中展开的人类史，遥望未来。博士集毕生学术之大成所说的警世词句须臾不离我耳畔。对于哲学告缺、迷失方向的现代世界，那些珠玑话语今天也深刻提示着根本价值观，即“为了创造新地球文明需要什么”，“为了可持续的繁荣，人类应该怎样生存”

对谈跨越了两年，总计10天，长达40个小时。我曾问：“如果再生为人，博士愿意生在哪个国家，做什么工作？”他毫不迟疑地回答：“我愿意生在中国。因为我觉得，中国今后对于全人类的未来将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要是生为中国人，我想自己可以做到某种有价值的工作。”

在广大地域多民族融合、协调，一贯保持一个文明，对中国的这种悠久历史博士刮目相看。他还清晰论述了中华文明精神遗产的优秀资质，预言今后中国是融合全人类的重要核心。

我本人曾10次访问贵国，深深感受到中国传统的优质顺应社会变化、切合时代而改变形态，绵绵搏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验性尝试，香港、澳门的历史性回归等，导向成功的动力当中也生动呈现“中华思想的优质”。现在，贵国所切实进行的“和谐社会”建设，也是有汤因比博士从贵国发现的“罕见的政治、文化性统一的技术与经验”作后盾的21世纪的先驱性行动。

博士一语道破，防止人类集体自杀的唯一道路在于如何能形成人类的和平融合。在这一意义上，正如博士所预见的，贵国培育的“融合与协调的智慧”给人类前途以无限的启示和触发。

对于我前面的提问，汤因比博士还回答：“我将来生在中国，要是在那未来的时代世界还没有融合起来，我就要致力于使它融合。假如世界已经融合，那我就努力把世界从以物质为中心转向以精神为中心。”人类和平融合与精神文化复兴，这也是博士托付给我的文明课题。博士为此而提出的方法就是“对话”。

以下为书中〈中国与世界〉一节的内容（节选）：

池田博士说过“作为将来的一种可能，中国也许会统治全世界而使其殖民地化”。这有什么根据呢？现在还有这种可能性吗？

我的想法是，与其说中国人是有对外推行征服主义野心的民族，不如说是在本质上希望本国和平与安泰的稳健主义者。实际上，只要不首先侵犯中国，中国是从不先发制人的。近代以来，鸦片战争、中日战争、朝鲜战争以及迄今和中国有关的战争，无论哪一次都可以叫作自卫战争。

博士说，中国人的秉性，进入近代以来，已由世界主义变成民族主义。我认为这种说法是正确的。然而我认为这种转变并不意味着是侵略主义的。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是对鸦片战争以来，包括日本在内的外国侵略势力，作出的不得已的反应。这样说更好一些。我想所谓民族主义是对外反应的一个方面，基本上还是大力推行着世界主义、中华主义。以前中国采取孤立的外交姿态，一方面可能是为了革命后需要整顿内部；另一方面是所谓中国即世界这种高傲的传统主义的表现。

汤因比对于中国的状况，我基本赞成您刚才的分析。对过去的中国，拿破仑曾说，“不要唤醒酣睡的巨人”。英国人打败了拿破仑，马上就发动了鸦片战争，使中国觉醒了。

一八三九年即鸦片战争爆发以来，您说和中国有关的战争完全是自卫战争，这是完全对的。然而按中国人的解释，自卫的意义也包含着想恢复清朝的鼎盛时期--即乾隆皇帝统治的后半期--中国所达到的国界。

中国围绕喜马拉雅高原上很小的一块领土就跟印度关

系决裂。这个地区本身对中国没有什么价值，战略上也没什么意义。尽管如此，我推测对中国来说，这个地区是有某种象征意义的。因为印度主张的国界是在中国衰微、无力争辩的时期由英国决定的。

现在没有任何征兆表明中国要越过一七九九年即乾隆皇帝逝世当年的国界进行扩张。实际上，在阿穆尔河沿岸，最近虽跟苏联发生了冲突，但一点也看不出中国要认真考虑恢复阿穆尔河右岸和乌苏里江右岸的广大地区。这一地区是从一八五八年到一八六一年期间，中国被迫割让给俄国的。但是那里居民的中国色彩，无论当时或现在都是微乎其微的。

然而，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对外关系中，出现了一些以前中国历史上没有过的新东西。一八三九年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在占世界一半的东亚是名副其实的“中华王国”。虽说只有日本在政治上没有从属于中国，但周围所有国家，也包括日本在内，都在吸取中国文明。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中国是统治着“天下万物”。

池田想一想国际社会中的中国立场，以前那样推迟恢复北京政府在联合国的代表权，硬使中国陷于孤立，责任完全在以美国为首的自由主义国家。让中国本身负此责任是没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