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谷仙介的《王维研究》

入谷仙介的《王维研究》 一 王维 的家世 入谷仙介从王维家谱中， 看出王维的父祖辈官位都不高， 据此而得知王维是 成长在「小官僚出身的士族家庭」之中的。

虽说古人认为王维「富贵山林，两得 其趣」（《岁寒堂诗话》），然而王维并非如人们想象的是个天生的富贵公子， 他是成长于一个有潜力、 但当时不算显赫的阶级之中。

这一点可能会影响他的性 格。

而王维的籍贯，《旧唐书》写道：「太原祁人。

父处廉，终汾州司马，徙家 于蒲，遂为河东人。

」说王维是太原祁人，父亲名叫王处廉，退休时官做到汾州 司马（汾州副州长），全家搬到蒲州，因此他们家后来算是河东人。

这一段叙述 看似平凡无奇，然而入谷仙介认为「蒲州因位于潼关之外而被视为天子膝下，又 是连接长安、洛阳两都的中介，受这些都会的风气影响，又作为唐朝的发祥地和 北方的边防重镇， 连经首都长安和朝廷重地太原的要地， 在当时相当繁荣。

」因 此，王维家族从祁县搬往蒲州，表示他们是个「积极靠拢中央政权及官方文化的 家族」 。

以现代台湾的角度想，就好比原来住在中南部的王家，因为家长王处 廉工作调到台北，遂全家搬到台北去，以便未来更有发展。

王维的家谱主要是靠着王维那身为宰相的弟弟王缙， 才得以保存下来。

唐代 对宰相的家谱总会尽量保留， 然宰相王缙， 他的家谱却只从他的高祖父──赵州 司马王儒贤开始记起。

王维、王缙兄弟的父祖们：从高祖父王儒贤、曾祖父王知 节、 祖父王冑、 父亲王处廉， 有三代官只做到司马， 司马只是 「从五品下」 到 「正 六品下」的官，不算高官。

对于这个历史事实，入谷仙介解释道：「王儒贤和他 的后嗣四人中，有三人官只做到州司马，也是因为受家族地位所限，面对一道难 以攻破的门第之墙， 而从山区的祁县举家迁移到稍靠近首都的繁华地蒲州， 应该 是出于靠拢中央集权的愿望」 。

家族地位、门第，这在唐朝初年尚是一个残存的社会问题。

初唐时，真正的 大家族，威望能盖过皇室。

拥有胡人血统的皇室李家，为了在大家族面前抬得起 头来，将自己的血统向上攀缘到老子李耳。

至于为什么是老子，或许跟六朝以来 玄学盛行的风气有关。

玄学中，《易经 》、《老子》、《庄子》（俗称三玄）是士人间最崇尚的经典。

读书人往往 以能够谈三玄，当作优雅高贵的象征。

而李家自称是三玄中老子的后代，证明自 己拥有高贵的血统， 并非一时暴起的政治暴发户， 在名门望族面前或许能扳回一1/7点颜面。

这种托付名人之后的习惯在中国很常见， 不一定要经过多么详细的考证， 不一定要一代一代推出来， 它有时是一种信念的宣称， 目的在确立自身在当代的 地位。

在这样的风气中，入谷仙介认为，王维的家庭中，母亲一方应该具有较权威 的发言权。

王维的母亲姓崔，被封为博陵县君（县君是朝廷给官员妻子或母亲的 封号）；如果她的家族就是博陵崔氏的话，那么她是当时的大贵族之一，在家里 的地位应该很高，能对家里的大事拿主意。

王维十七岁时，写下有名的〈九月九 日忆山东兄弟 〉。

其诗道：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

遥知兄弟登高处，遍差茱萸少一人。

这意味着王维十七岁时已经离开故乡， 在长安谋求发展了。

王维在这么年轻 时便离乡背景，无依无靠的到一个没有亲人、没有兄弟的地方，入谷仙介认为这 可能是崔家德高望重的人下的决定。

「即便这位博陵县君属于崔氏中不起眼的末 流，也能够为重振门庭而向中央政权送出自己的孩子。

于是，还是红颜少年的王 维，怀抱着对前途的巨大希望和忐忑不安，带着以母亲为首的周围亲人的期待， 离开生养自己的家，向都会出发了。

」 二 少年王维 据入谷川介分析，王维享年应当是六十三岁，而非《新唐书》所载的六十一 岁。

王维十九岁时， 在京兆府试中得了解元， 亦即京兆府举人考试中的第一名。

京兆府考区，在当时是聚集了唐朝最强的考生。

京兆府录取的十名的举人，往往 会全数考上进士，再不济也会有七八个考上进士。

因此，十九岁就能在京兆府 考区考取第一名，可见王维确是早慧的青年。

王维集中注明写作年纪的诗只有十首， 最早的是十五岁， 最晚的是二十一岁。

二十一岁以后的诗不再注明年纪。

这种特别注明年龄的作法， 意味着天才少年王 维的作品有其盛传期。

人们惊讶于作者诗作之佳以及年纪之轻， 因此年纪被特别 记录下来。

二十一岁以后，王维不再注明写作年纪，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年 纪对王维来说已不再值得夸耀。

入谷仙介认为，王维二十一岁时，他的身分地位 产了了重大的变化，极有可能王维是在二十一岁时考取进士。

《新唐书》中称王维「九岁知属词」，从小就才华过人；而明人胡震亨《唐 音癸签》举「诗人早慧者」，以「权德舆三岁」为开端，列举杜甫 、李贺、王维、李白 、元稹、白居易 等二十余人。

在唐朝，朝廷为儿童设制了「童子科」，让儿童能够得到国家 直接的栽培。

这些儿童中，有的后来成为国家的栋梁人物，证明了朝廷的苦心栽2/7培是值得的；于是父母留意儿童的才能，投入教育的力量。

但后来风气渐衰，毕 竟经过长期的时间证明：神童不一定能成材，起跑点的领先，不代表能永远领先 下去。

然而可以说，没有比唐朝更重视神童的时代了。

在这种时代气氛下成长的王维， 不难想象， 他那自小就具备的才华是如何重 家人的重视。

几乎家人把带领王家走向富贵的希望，都寄托在王维身上。

可能王 维从小被加上这样的期望，影响了他的人格特质。

从他后来的遭遇与反应来看， 他总是想置身于权势和文化中枢的一隅， 即使一时外任地方官， 以后也一定要设 法回到这个中心。

然而，他在权势中心稍一留滞就会心情很糟，不断地想从中逃 脱出来回归自然的怀抱。

他的心态深层是处在靠拢中心和被中心排斥的矛盾氛围 中。

也就是他内心希望能靠拢权势中心，但他又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个性，在现 实中会是被排斥的异端分子。

祖辈的夙愿和现实的矛盾， 要经由王维一个人来解 决了。

王维向长安进发后，很快地打入上流社会。

《旧唐书》记载：王维在开元、 天宝年间，以一个诗人闻名于世，「凡诸王驸马豪右贵势之门，无不拂席迎之。

宁王、薛王待之如师友。

」这段文字除了表现王维受到贵族们的礼遇之外，入谷 仙介还逆向思考，得出一个有理的结论：「也就是说，当时诸王是他（指王维） 的重点交际对象。

」 入谷仙介分析，唐玄宗刚即位时的所谓「诸王」，具有不同寻常的分量。

唐 玄宗并非经过正常手段继承来的， 经过武则天及其后的宫廷斗争中， 许多皇室成 员都未能幸免于难；唐玄宗的帝位也是透过政变，以优异的功绩获取来的，因此 他对残存不多的皇室诸王抱持两种态度： 一个是尽可能给他们享乐、 给他们优待， 另一是尽可能的不让他们参政议政。

让诸王渐渐地失去政治势力、 且沉溺在欢乐 之中。

唐玄宗刚即位时，与诸王都只是三十岁上下的年轻人；退朝之后，唐玄宗 卸下皇帝的架子，和他们以家人的礼节对待，一同讲论、赋诗、下棋、饮酒、打 猎、弹奏乐器……，过着自在逍遥的生活。

因此诸王虽无雄厚的政治势力，但 却很受皇帝的看重与礼遇。

后来玄宗的皇子们、以及诸王的王子们，他们在新的 长安社交界成长起来， 但那种诸王与皇帝相亲相爱的盛况， 已经不能跟唐玄宗时 代相提并论了。

王维受到诸王礼遇， 受的便是唐玄宗时代的诸王。

这个时代中， 「多才多艺」 ， 颇能受到王公贵族的赏识与礼遇。

《集异记》中有一则故事 ，白话的意思是： 王维为了获取公主的赏识提拔，在岐王指点之下，打扮成俊美的琵琶乐师， 带着得意的代表诗作十首，到公主府中表演。

公主对少年乐师的琴技感到佩服， 正惊叹间，岐王说这个少年的诗更为出色。

公主问少年是否有带他的诗作前来， 王维取出诗作呈上。

公主一读，大为惊讶，说：「这些诗都是名作，连儿童都能 朗朗上口。

我一直以为是古人佳作，想不到是你写的！」遂令王维更换衣服，以 客人之礼接待。

王维风流潇洒、幽默风趣，掳获在座众人的心。

岐王说：「如果3/7今年京兆府能录取他为解元，那真是国家的幸事了。

」公主说：「怎不叫他去考 呢？」岐王说：「他脾气很固执，追求完美，曾说如果考不上解元，宁可不考。

可是公主已经要把解元评给张九皋了（按：唐朝考试有一不良风气，考卷可公开 的温卷、名次可事先给定），他便无意应考了。

」公主笑说：「那也没什么。

张 九皋只是人家拜托的而已。

真要论才学，这位少年才应该拿解元啊！」转身对王 维说：「你应该要得解元。

我会想办法让你得解元的。

」王维拜谢，于是公主召 来试官，吩咐一番，王维因此考上解元。

故事虽然是假的， 但故事不能完全地假造， 王维必然是有某些形象符合人们 的幻想，因此才会以王维的名字假造故事。

怎样的形象呢？年轻、俊美、多才多 艺、受贵族欣赏、少年得志。

这些形象使王维适合当一个故事中的人物，因此有 了 《集异记》 中的这个故事。

对照 《旧唐书》 的记载， 王维确实受诸王礼遇赏识， 《集异记》编撰这个故事时，也不能说是完全的空穴来风。

王维考上进士前，已经受到诸王赏识、名满长安了。

今存王维诗作，大约只 有王维全部诗作的一成， 在这一成的诗作中， 有十首是确定在他二十一岁之前的 作品。

这十首诗，有三首是乐府。

此外还有《息夫人》的内容也很像乐府。

为什 么乐府诗占有这么高的比重呢？这是不是透露了什么值得玩味的讯息？ 注：《王维研究》，日本学者入谷仙介 70 年成，中华书局已经翻译出版。

有评论者认为， 这位日本学者占据的许多材料在国内研究者那里见不到， 而且对 王维诗的体会也恰恰更深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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