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音乐教育思想及其启示

亚里士多德音乐教育思想及其启示-音乐论文亚里士多德音乐教育思想及其启示张应林（大冶市金牛镇胜桥中心小学，湖北大冶４３５１１９）摘要：在亚里士多德看来，音乐主要是培养人的闲暇之性情，而决不是给人以娱乐或憩息。

因为闲暇是人的最高善业与最大幸福，这是自由人教育之目的。

而娱乐或憩息是一种实用性的教育，会使人沉迷而失去人生最高的目的。

亚里士多德的这些思想对于当代社会以适用与商业为目的的教育理念具有警醒作用。

关键词：亚里士多德；闲暇；德性；娱乐中图分类号：Ｇ４０文献标志码：Ａ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５８８４（２０１４）０１－００６２－０３１从中国传统的音乐教育精神引入论题古典的教育与现代教育不同，总是内生的，即通过感化人之生命精神而滋生智慧，而不是传授概念以增加知识。

教育中古典精神的失落正是现代教育不及古典教育之处。

怀特海说：理想的逐渐消失可悲地证明了人类的努力遭受了挫折。

在古代的学园中，哲学家们渴望传授智慧，而在今天的大学里，我们卑微的目的却是教授各种科目。

从古人向往追求神圣的智慧，降低到现代人获得各个科目的书本知识，这标志着在漫长的时间里教育的失败［１］５２。

因为古典教育着眼于神圣的智能而不是知识，故特别重视音乐教育。

所以，中国传统的教育是礼乐之教而以乐教为主，故《礼记·乐记》云：“生民之道，乐为大焉。

”为什么乐教如此之重要呢？固然乐教可以助人之德，但这尚不是中国古人对于乐教的根本认识。

在中国古人看来，之所以要重视乐教，乃因为“乐”是一种宇宙秩序。

《礼记·乐记》云：“乐者，天地之和也。

礼者，天地之序也。

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

乐由天作，礼以地制，过制则乱，过作则暴。

明于天地，然后能兴礼乐也。

”这是把“礼”与“乐”作一形而上学的说明。

所谓人之德行，不过是这种宇宙秩序的体现，故《礼记·乐记》又云：“天高地下，万物散殊，而礼制行矣。

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乐兴焉。

春作夏长，仁也。

秋敛冬藏，义也。

仁近于乐，义近于礼。

乐者敦和，率神而从天，礼者别宜，居鬼而从地。

故圣人作乐以应天，制礼以配地。

礼乐明备，天地官矣。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礼乐之所以能翼教成德，乃是基于一种宇宙存在论，而不是一种所谓伦理学的选择。

这也是一种天人合一之教，真正的智慧一定来自于天人合一之教，非此，则是知识。

２亚里士多德音乐教育思想的基本内涵无独有偶，在古希腊，亦非常重视音乐教育。

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就多次谈到音乐教育。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在最后一章即第八章专门谈论音乐之教。

尽管古希腊这些哲学家对音乐在教育上的价值与意义之看法不及中国传统上的论述那么具有形而上学之内涵，然而仍然不失为一种古典的教育情怀。

从这里我们或许可以看出现代音乐教育或艺术之问题与失败何在。

在古希腊，对于儿童的教育一般有四门功课：一曰读写；二曰绘画；三曰体操；四曰音乐。

前两者为人生之实用之学，第三者养成勇德，第四者则在于操持闲暇。

一般人可能把闲暇等同于娱乐，实则决非如此简单。

亚里士多德之重视音乐教育，有大义存焉。

闲暇在亚氏的哲学中具有特别的意义，它标志着人的最高善业与最大幸福。

在亚氏看来，人之德行可分为行德与知德。

行德使人成为一个良好的公民，这是对一般人的要求，都应该做到。

知德却是对真理的静观，这是人的自由的完美实现与人的最大幸福。

一个人只有至此才算是一个完全意义的人。

而闲暇是获得此种幸福的必要条件，一般来说，只有具有智慧的人才真正可能过此种生活。

他说：运用自己的理性并培养自己的理性的人，似乎是心灵既处于最美好的状态，而且也是最与神亲近。

……而这一切属性都属于有智能的人，这一点也是明显不过的。

因此智慧的人就是最与神亲近的人。

因而智慧的人也比任何人都更幸福［２］２３１－２３２。

音乐，作为一种教育科目，其“价值就只在操持闲暇的理性活动。

当初音乐被列入教育课目，显然由于这个原因：这的确是自由人所持操修于安闲的一种本事”［３］４１７。

但在他那个时代，音乐已经沦落为一种娱乐的工具。

“现在，人们研习音乐，目的大都在于娱乐，但是在从前，音乐所以列为教育的一门是基于比较高尚的意义的。

”［３］４１６在亚氏看来，如果把音乐只是作为娱乐，那么音乐的目的就是一种劳动后的嬉戏与休息，这就不是自由人的教育。

他说：勤劳和闲暇的确都是必需的；但这也是确实的，闲暇比勤劳更为高尚，而人生所以不惜繁忙，其目的正是在收获闲暇。

那么，试问，在闲暇的时刻，我们将何所作为？总不宜以游嬉消遣我们的闲暇。

如果这样，则“游嬉”将成为人生的目的（宗旨）。

这是不可能的。

游嬉，在人生中的作用实际上都同勤劳相关联。

———人们从事工作，在紧张而又辛苦以后，就需要（弛懈）憩息；游嬉恰正使勤劳的人们获得了憩息。

所以在我们的城邦中，游嬉和娱乐应规定在适当的季节和时间举行，作为药剂，用以消除大家的疲劳。

游嬉使紧张的（生命）身心得到弛懈之感；由此引起轻舒愉悦的情绪，这就导致了憩息。

闲暇却是另一回事：闲暇自有其内在的愉悦与快乐和人生的幸福境界；这些内在的快乐只有闲暇的人才能体会。

如果一生勤劳，他就永远不能领会这样的快乐。

人当繁忙时，老在追逐某些未完成的事业。

但幸福实为人生的止境（终极）；惟有安闲的快乐（出于自得，不靠外求）才是完全没有痛苦的快乐［３］４１６。

在亚氏看来，如果音乐的作用在于游嬉进而弛懈疲乏而使人获得憩息，则这种音乐就是实用性，而“事事必求实用是不合于豁达的胸襟和自由的精神的”［３］４１９。

亚氏认为，任何职业或学课，只要是影响了自由人对于善德的修持，都是卑陋的。

这样，亚氏是很看不起把音乐用于游嬉这种实用性的行当中的。

尽管亚氏不否认游嬉的作用，但这很容易使人沉迷而失却人生更高的目的。

他说：人生固然不易证受成果，但大家即使不深求终身的幸福，其乐于憩息，抒情自娱，总是日常可有的暂欢；所以，让年幼的人们安静起来，由音乐激起娱乐，使有片刻的弛懈，自是有益的。

的确，人们有时游戏人间，完全以娱乐为他们一生的目的。

人生的终极应该有某些怡悦的作用；可是，这种怡悦并非偶尔的欢娱；但他们在追求终身的幸福时却误以寻常的欢娱当作心灵的怡悦。

人类寻常的种种活动都但求达到一时的目的，并不计及人生久远的成果。

寻常偶尔的欢娱与之相似，且尽今朝的快乐，无须考虑明天的后事，实际上毋宁是在回顾过去，这恰正弛懈了由于先前的勤奋所遗留的疲乏。

这就是迷惑了追求幸福的人使他们追逐寻常欢娱的原因［３］４２５。

对于音乐，固然可以用于游嬉与解倦，但音乐还有更为高尚的本性。

如果不能对音乐的认识更进一步，则不能算是音乐教育。

真正的音乐教育与音乐演奏或音乐比赛是不同的。

音乐教育不能只是止于音乐的场面、效果、节奏、旋律等物理性因素，一定要深入到其精神因素中，直入人之灵魂。

所以，在亚氏看来，音乐之所以能操持闲暇，乃因为“音乐的曲调和韵律令人怡悦，而且渗透灵魂”，甚至可以说“灵魂本是一只乐调”，或“灵魂内含有乐调的质素”［３］４３０。

正是因为看到了音乐教育与音乐技艺的区别，亚氏才认为，音乐教育一定得有一个限度与范围。

亚氏认为，人们的音乐教育主要包括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凡希望成为良好公民而具备自由品德的少年，他们在受训时期参加的演奏应该限于怎样的程度？第二，教他们演奏时应该授以哪些乐器———因为乐器也是有高卑之分的？第三，他们所须熟习的应该是哪些歌词和韵律？对于第一个问题。

亚氏认为，音乐教育决不能使受教育者养成匠工的习性，因为这直接阻碍了人的自由与闲暇，从而使人失却最高幸福的机会。

基于此，亚氏要求，音乐教育应该做到：其一，不要教学生们学习在职业性竞赛中所演奏的那些节目。

其二，更不要教学生尝试近世竞赛中以怪异相炫耀的种种表演，这类表演竟被引入现行的教育课程，实属失当。

遵循这些规则，我们所订的课程固然不该仅仅使少年粗识某些动物和几乎所有奴隶以及小儿都能领会的普通乐音为限，却也只须达到对高尚的歌词和韵律能够欣赏的程度为止［３］４３２－４３３。

对于第二个问题。

乐器应当以能够助长聪明，增进学术理解为主。

这样，在音乐教育中要尽量避免那些需要高度技巧的乐器。

高度技巧的乐器使人过于专注于技巧本身，且有以技巧迎合俗众之嫌，而不能操持闲暇了。

所以，亚氏认为，音乐教育中的乐器应该摒弃任何专业的训练。

而职业训练与音乐教育中的操持闲暇的精神是相背驰的。

所谓职业训练，其本意就在使学徒们可以参加演奏竞赛。

在公开演奏中，乐人的操作并不着意在自己身心的修养，而专心取悦于他们面前庸俗的听众，这些听众实际上追逐着一些鄙俗的欢娱。

所以我们认为登场演奏，总是佣工（乐工）的能事，不是自由人的本分。

而且演奏者自身也会在剧场中渐渐趋于俚俗。

他们（为取悦听众而）从事乐艺的宗旨原来已经卑下，而听众的俚俗又往往使乐艺降格；于是艺人们为投听众的所好，就不仅淹没了自己的心志，连自己的身体也不得不按照时尚的兴趣而忸怩作态了［３］４３５。

显然，在亚氏那里，音乐教育不是培养职业音乐才人，反倒是培养灵魂的道德家，一切不利于这种目的的乐器都应该废弃。

正因为如此，亚氏认为笛子不应该在音乐教育中使用。

因为“吹笛的技艺日见进步，对于乐声的审听渐精，终究能够明辨乐器的有益或无益于德性”［３］４３４，另外，吹笛时面颊鼓胀，没有应有的雅致，这些原因使得笛子不适合作为音乐教育的工具。

对于第三个问题。

亚氏认为，旋律可以区分为培养品德、鼓励行动和激发热忱三种，而这三种旋律又适合于各别的乐调，二者的配合，就是音乐。

一般来说，音乐的作用不外是教育、拔除情感、操修心灵。

亚氏虽然认为各种乐曲基于不同的用途本质上都可以教授，但他很快地回到了音乐在于培养品德的主题之中。

故他以为“轻舒柔靡的软调使人如入醉乡，不宜用作教育”，而“对于儿童们，凡内含有益的教训并可培养秩序的曲调就应该一律教授”［３］４４０。

３亚里士多德音乐教育思想的启示总的来说，亚氏对音乐教育的论述，虽不及中国传统《乐记》那么具形而上学之意味，然而毕竟是一个宁静的哲学家智慧的洞见，其有益于当今社会之音乐甚至是艺术教育处甚多。

因为现在的艺术精神完全失落了其应有的古典精神，只是商业化的消费和感性的快适，心灵的操持与闲暇的培养完全说不上。

可以说，现代的艺术教育不但没有养成人们闲暇的智慧，以求德性的幸福，而且进一步促使了俗众的形成。

这些俗众只知道维护平凡的权利进而求得自身肉体的快乐与幸福，他们对伟大的历史责任感毫无感觉，拒绝一切优秀的文化，缺乏智慧的指导能力，无忧无虑地生活着。

这种形态加上科技的发展与信息的发达，使整个古典情调的社会形态彻底瓦解。

西方有学者评论曰：交通和通讯革命促成了人与人之间更加密切的交往，以一些新的方式把人们连接了起来；劳动分工使得人们更加相互依赖；某一方面的社会变动将影响到所有其它的方面；尽管这种相互依赖性日益加强，但是个体之间却变得日益疏远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