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理论综述.

当代西方风险社会理论：解读与讨论摘要：作为一种独特的社会形态，风险社会图景在理论研究的导引下逐步清晰明朗。

本文以宏观结构和微观视角相结合，以风险社会理论的创立者乌尔里希·贝克和安东尼·吉登斯为核心，以风险社会的架构体系、社会结构和运作逻辑为主线，旨在对风险社会相关概念追根溯源，相关理论解读剖析以及相关研究综述梳理。

关键词：风险风险社会理性化法则个体化法则反思性中文图书分类号： C0 文献标识码：A于1986年出版且在其后畅销不已的《风险社会》不仅使德国著名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声名鹊起，更因其对风险社会总体概观的开创性论述使得风险社会理论亦成为反思现代性思想的重要社会理论。

贝克指出，在世界范围内，当代社会正经历着一场旨在向以启蒙运动为知识基础、以民族国家为地域基础、以社会阶层为集体基础的工业社会提出挑战的一场根本性变化，由此形成的新的政治社会形态称之为风险社会。

一、风险概念：内涵与外延从词源角度来分析，风险（risk）始于希腊文cliff一词的派生之义risi，在拉丁文中为risicare, 后在古意大利文中risicare意为胆敢冒险之义，经由法文演变为risque意为航行于危崖间，直至17世纪中期英文才出现risk一词。

从词义角度来分析，风险早期用于航海业，意为可能发生的危险，特指自然灾害或触礁事件，后演变为保险业或法律术语，意为遇到破坏或损失的机会或危险，在20世纪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等诸多学科相关研究中，逐步将风险看作是人为行为和决策的产物。

最早将风险概念引入经济学研究的当数约翰·汉尼斯（John Haynes）。

早在1895年，汉尼斯在权威杂志《经济学季刊》上发表《作为经济因素的风险》一文中认为风险是损失的概率，风险在分配理论争论中被当作获取利润的本质原因，但对于收益损失均具可能性的投机性风险和只有损失可能性的生产性风险间的差异尚未分析清楚。

直到1901年，哥伦比亚大学学者爱伦·威雷特（Allan H. Willett）提交的博士论文《风险和保险经济理论》被认为是对风险和保险的初次系统性研究，这本经典著作首次指出风险具有主观和客观之分，损失的可能性是通过心理层面的不确定性影响经济活动的。

风险客观上对于每个人来说是一样的，但不同个体对未来的不确定性预测使得风险迥异万千。

威雷特认为，风险本质上是客观的，是外部世界的存在条件，但又矛盾地指出风险既可与可能性相关，也可与不确定性相关，是主观不确定性的客观性关联。

1921年，弗兰克·奈特（Frank H. Knight）在其重要著作《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一书中首次指出风险与不确定性之间的区别——风险是可测的，不确定性却是不可测的。

风险不会为经济行动者提供获取利润的机会，而对不确定性的承担则是经济行动者获取利润的根源。

岳云·普菲费尔（Irving Pfeffer）在其《保险与经济理论》一书中同样指出风险与不确定之间的区别——风险是世界之态，通过预测可能性得知；不确定性则是观念之态，通过信念得知。

由此可知，风险是客观的，而不确定性是主观的。

风险是损失的可能性，是客观存在的，然即使损失的可能性一样，但损失的不确定性却是因时因人而异。

奥利弗·伍德（Oliver G. Wood）于1964年在《风险与保险》第31卷上撰文认为，最能反映风险内涵的是“损失的概率”（chance of loss），而玛丽·道格拉斯在《风险的可接受性》一书中指出经济学、统计学、保险学和精算学中推行“成本－收益”逻辑，采用统一公式——风险（R）＝伤害的程度（H）×发生的可能性（P），来计算风险（杨雪冬，2006：13）。

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逐步突破经济学、保险学、统计学与精算学学科界限的“风险”犹如精灵一样，再也无法运用模式化的框架将其简单计算和界定，社会学家以社会历史性视角将风险概念本身与社会形态结构相连的分析路径便尤为深刻和突出。

能够将栩栩如生而又层峦叠嶂的风险社会概貌展现眼前的便是风险社会理论的重要创立者乌尔里希·贝克。

贝克在其代表作《风险社会》以及《世界风险社会》中，始终将风险置于现代性和全球化视野中，以独特的社会结构形态视角切入来对风险社会图景进行反思性论述。

自称既是现实主义者又是建构主义者贝克从以下层面来剖析风险社会中的风险概念：风险首先是指介于安全与毁灭之间的一个特定中间阶段；二是风险意指充满危险的未来，成为影响当前行为的重要因子；三是风险既是客观事实也是道德价值的体现；四是风险是现代社会在安全机制层面有效控制与失效控制下的人为不确定性后果；五是风险是知识领域高度专业化和潜在无知化的伴随性产物；六是风险既是本土的也是全球性的，具有“时空压缩”特性；七是风险通过社会文化感知的。

能够将纷繁复杂而又深邃隐蔽的风险理论置于深刻洞察现代性的基质之上的便是现代社会理论家安东尼·吉登斯。

吉登斯的风险社会理论是从社会理论视角研究现代性问题的“副产品”之一，在其庞大结构化理论（structure theory）和反思现代化（reflexive modernization）理论体系中并不具独立性，而是紧密穿插与交错在现代性的著作（《现代性的后果》、《失控的世界》、《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中。

吉登斯认为风险可分为“外部风险”和“人造风险”，前者是指在一定条件下某种自然现象、生理现象或社会现象是否发生及其对人类的社会财富和生命安全是否造成损失和损失程度的客观部确定性，后者则指源于科学与技术的高度发展。

风险社会在行文风格艰涩难懂的德国著名社会学家尼古拉斯·卢曼这里却呈现另一番独特景象。

卢曼以社会系统理论最负盛名，风险作为其诊断现代社会的三个主要议题之一，于1993年出版《风险：一个社会学理论》一书将风险理论融于其庞大的社会系统理论之中，阿方索·莫拉莱斯（Alfonso Morales）随后在《美国社会学杂志》予以细致的评述。

在构建理论时，卢曼的认识论以差异理论( differentiate theory)为逻辑起点，以区分和观察为阐述核心，将风险置于设定性和标识性区分、一阶和二阶观察中进行分析。

卢曼从差异理论出发,在一重偶带性上（空间）指出不同的观察者标识一个面而不标识另一个面是一个偶然性而非必然性的选择，即风险是一种“偶现图式（contingency schema）（Luhmann ,1993:68)，并一步引入时间维度，在二重偶带性上（空间和时间）指出风险是一种指涉未来的新的时间限制形式（a form of time-binding）。

风险概念从本初的词源学和词义学上的含义逐步扩展，在经济学、保险学、统计学与精算学中其不确定性成为获取利润的根源，并在使用统一的公式下具有可计算性和可预测性。

然在风险社会理论中，现实世界业已存在、未来世界可能存在的风险分析早已脱离简单、纯粹的概念本质，而是置入社会形态结构之中。

在风险社会中，风险特性开始由潜在的可能性转为显现的现实性，由局域区域性转为世界全球性，由可计算性转为不可计算性，由可预测性转为不可预测性，由可控制性转为不可控制性，由可治理性转为不可治理性。

二、风险社会：动力和架构“现代性正从古典工业社会的轮廓中脱颖而出，正在形成一种崭新的形式——（工业的）‘风险社会’”（贝克，2004：4），在贝克看来，古典工业社会和现代风险社会同为人类社会现代化过程的社会形态，古典工业社会的劳动就业市场不断萎缩，婚姻家庭体制不断解体，宗教教会组织不断衰落，国家政权体制不断式微，其整合机制不断消解和解构，另一种超越古典工业社会的现代风险社会正在形成，前者称为第一现代性，后者称为第二现代性（亦即反思现代性）。

（一）风险源风险是人类追求财富的现代化进程中的“副产品”，并伴随着迅速增长的生产力和高度发展的科技急剧膨胀。

在风险社会中，风险不是源于人类无知、鲁莽的行为，而是建立在理性的实验、判断、分析、比较和论证基础上的。

贝克将风险视为“指明自然终结和传统终结的概念。

或者换句话说，在自然和传统失去它们的无限效力并依赖于人的决定的地方，才谈得上风险。

风险概念表明人们创造了一种文明，以便使自己的决定将会造成的不可预见的后果具备可预见性，从而控制不可控制的事情，通过有意采取的预防性行动以及相应的制度化的措施战胜种种（发展带来的）副作用”（贝克，2001：119），纵观贝克对风险的描述，这实际上是最为中肯和明确的。

自然终结和传统终结的根源在于理性化法则的扩张和个体化法则的盛行。

自然终结即人造自然的彰显与纯粹自然的衰微，在古典工业社会中，自然和社会是对立的；在现代风险社会中，纯粹的自然已为社会及其政治、经济和家庭子系统所渗透，自然已是被文化整合和塑造的人造自然，固有的传统已为科学权威、利益群体、专业分工和传播媒介所浸染，自然已被高度知识化的科学理性和所控制和左右。

传统终结即自我反思的凸现与集体规定的衰微，在古典工业社会中，阶级、阶层、家庭为社会结构的基本要素；在现代风险社会中，作为家庭构成主体的个体不再仅仅依附于传统的“家庭之轴”，而是能够能动地以市场为中介选择生存手段，以教育为途径选择职业生涯，以职业为模板选择生活方式，流动性、原子化的个体扶摇直上成为社会的基本基质。

吉登斯从现代性的三大动力来源角度来剖析扩张的理性化法则，意指时空分离的隔距性（distanciation）在时钟使得时间统一标准化、地图使得空间无限扩展化的条件下，为理性化运行机制（科层组织、民族国家）提供前提；亦称为脱域机制的抽离性（disembedding）在货币使得社会运行具备统一的符号、信任使得专家系统具有无上的权威的条件下，使得理性化运行机制（符号系统、专家系统）在现代社会系统中占据重要位置；意指知识实践的反思性（reflexivity）在专门化使得知识权威开始衰微和消解、不确定性使得知识实践螺旋循环的条件下，使得理性化运行机制开始具有反思性。

卢曼则认为风险是人类理性作为或不作为的产物，在一个自我观察、自我描述的风险社会里，没有人能够要求得到未来的知识,也不能得到改变未来的能力，每一个人都将以“决定风险的方式体验着未来”(Luhmann,1998:67)，且“不做决策本身就是一个决策”(Georg Kneer & Armin Nassehi,1993:28)。

其中贝克泼墨如水的个体化法则在阐释风险源时是极具解释力的，遗憾的是当前学者对此并未予以重视和关注。

作为个体化的根基，教育一方面传授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使得个体具有反思能力，为个体提供充分的知识储备；另一方面提高受教育者的工作技能和素质能力，使得个体最终成为劳动生产的推动者和职业生涯的规划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