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公牍文简论

三国公牍文简论

摘要：三国公牍文既是公务与文学的完美结合，也具鼓煽文风、影响政局的一面，曹魏陈琳之辈的檄文、孙吴陆逊、薛综的上疏、蜀汉诸葛亮的教文等程度不同地在精神上起到鼓舞、号召效果，在军事上有着谋断、指导作用，在文化上发挥养成、教育意义，值得进一步探讨。

关键词：魏檄；吴疏；蜀教；公牍文

中图分类号：i0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1-0203-02

褚斌杰先生曾定义公牍文为：“古代朝廷、官府通常所使用的公事文，亦简称‘公文’。公文，一般可分为上行公文与下行公文两大类，上行公文主要是指臣下给帝王的上书；下行公文主要是指帝王给臣民的旨令。”[1]公牍文在秦汉时期走上规范化道路，汉代行政“皆成于令史”，文牍较前代而言数量大增，也不乏名篇，时至汉末三国，臣工公牍文在军事谋略上显示出独特的风采，幕僚工作的场所也是文学创作的舞台，其时文牍数量不少，佳作迭出，尤其在精神上起到鼓舞、号召效果，在军事上有着谋断、指导作用，在文化上发挥养成、教育意义，值得进一步探究，本文将选论其时较有代表性的臣僚公文，以窥得一斑。

一

三国中，曹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建设方面开展得最好，百家涌动争鸣，现存文牍上千篇，其主曹操本身就是公文创作大家，

手下的幕僚群体也很有实力。军事参谋荀■“领典枢机”，文牍有《迎驾都许议》、《散斋得宴乐议》等，主簿蒋济创作有《为毕轨击鲜卑失利表》等多篇公文，另如华歆《谏伐蜀疏》、王朗《劝育民省刑疏》、王肃《论秘书丞郎表》、钟会《移蜀将吏士民檄》等都是优秀之作。其中以陈琳檄文最为出色，《文心雕龙·檄移》曰：“檄者，■也。宣露于外，■然明白也。……故其植义■辞，务在刚健：插羽以示迅，不可使辞缓……故檄移为用，事兼文武，其在金革，则逆党用檄，顺命资移，所以洗濯民心，坚同符契，意用小异而体义大同，与檄参伍，故不重论也。”[2]檄乃宣战告示，优秀的檄文能抓住敌方要害，震敌于战前，具有强烈的鼓舞、号召力量。陈琳素以擅写文牍著称，在未归附曹操前曾是大将军何进主簿，所做《为袁绍檄豫州文》历数曹操罪状，毫不留情。官渡战后，陈琳为曹军所俘，曹操既往不咎，收于麾下，陈琳为曹魏的策反工作写下的《檄吴将校部曲文》很好地反映了魏文牍企图在精神上起到鼓舞、号召的效果，其文起篇就劝诱孙吴将校部曲弃暗投明，做出明智判断，切勿为孙权蒙蔽，后指出：“是以大雅君子，于安思危，以远咎悔；小人临祸怀佚，以待死亡，二者之量，不亦殊乎？”[3]此番言论目的在于“订信慎之心”[2]，使招降工作首先具有道义和事实两方面的合理性，立之以义。威逼利诱也成了该檄从精神层面击垮对手的伎俩：“丞相衔奉国威，为民除害，元恶大憝，必当枭夷。至于枝附叶从，皆非诏书所特禽疾，故每破灭强敌，未尝不务在先降后诛，拔将取才，各尽其用。是以立功之士，莫不翘足引领，望风

■应。昔袁术僭逆，王诛将加，则庐江大守刘勋，先举其郡，还归国家；吕布作乱，师临下邳，张辽、侯成，率众出降；还讨眭固，薛洪、■尚，开城就化；官渡之役，则张■、高奂，举事立功；后讨袁尚，则都督将军马延、故豫州刺史阴夔、射声校尉郭昭，临阵来降；围守业城，则将军苏游，反为内应，审配兄子，开门入兵；既诛袁谭，则幽州大将焦触，攻逐袁熙，举事来服。凡此之辈数百人，皆忠壮果烈，有智有策，折冲讨难，芟敌搴旗，静安海内，岂轻举措也哉！”[3]为了加强号召力量，陈琳更是不惜耗费笔墨具体举出刘勋、张辽、薛洪、张■、马延等一系列“有智有策”之人，说明“识时务”于各方皆有利无害之事实，随势而下，“审邪正之津，明可否之分，勇不虚死，节不苟立，屈伸变化，唯道所存”[3]，一气贯注，使读者在心灵上收到极大震撼，精神上产生认同。作为权力博弈的政治文书而言，由于曹魏灭吴的主客观条件均未成熟，结果无人来降，《檄吴》终成“一纸空文”。但作为文学作品而言，《檄吴》是成功的，在当时就受到曹操激赏，提升了军中士气，千载之下读之仍令人热血沸腾。

二

孙吴现存文牍约有二百余篇，大部分是幕僚所作，较出色的有薛综《上疏谏亲征公孙渊》、诸葛恪《谏齐王孙奋疏》、陆逊《陈时事疏》等。孙吴秘书文牍的整体创作水平相对较低，乏陈琳般惊世之才，却也非毫无智谋之见，尤以上疏文可窥得：“疏者，布也。布置物类，撮题近意，故小券短书，号为疏也。”[2]“表者，明也，

标也，如物之标表。言标著事序，使之明白，以晓主上，得尽其忠曰表。”[4]表与书（疏）功能大同小异，关系密切，表继承了前代的书、疏体。陆逊表文在孙吴有一定特色，“孙权为将军，逊年二十一，始仕幕府，历东西曹令史”[5]，袁宏《三国名臣序赞》曰：“伯言（陆逊）蹇蹇，以道佐世，出能勤功，入能献替。谋宁社稷，解纷挫锐，正以招疑，忠而获戾。”[6]陆逊一入仕便掌管人事工作，作为孙权统治集团的重要幕僚，经常出谋划策，上表疏发表意见。安境保民是陆逊军事思想中重要的一点，其文不仅是秘书具有军事先见谋略之作，也折射出孙吴整体的偏安战略，如其在建安十一年的《建议平山寇》曰：“夫腹心未平，难以图远。”[3]黄龙二年，《请勿取夷洲及朱崖疏》道：“今江东见众，自足图事，但当畜力而后动耳。”[3]特别夷陵一战，陆逊《上疏请缓攻刘备》在军事上有着谋断、指导的作用：“夷陵要害，国之关限，虽为易得，亦复易失。失之非徒损一郡之地，荆州可忧。今日争之，当令必谐。备干天常，不守窟穴，而敢自送。臣虽不材，凭奉威灵，以顺讨逆，破坏在近。”

[3]全文对防线关键性有精准的见解，对战略、战术亦详加分析，起到稳定士气、民心的效果。同为信守吴国“攘外必先安内”的上疏文，薛综上疏孙权，屈尽了征伐辽东其中利害关系：“卒闻大军之至，自度不敌，鸟惊兽骇，长驱奔窜，一人匹马，不可得见，虽获空地，守之无益，此不可一也。加又洪流□漾，有成山之难，海行无常，风波难免，倏忽之间，人船异势。虽有尧舜之德，智无所施，贲、育之勇，力不得设，此不可二也。加以郁雾冥其上，咸水

蒸其下，善生流肿，转相污染，凡行海者，稀无斯患，此不可三也。”

[3]当时吴主孙权贸然做出亲征辽东的决策，薛综从孙吴实际情况出发极力劝阻，提出冒险征辽东在战略上不可取，有理有据地指出“中国一平，辽东自弊”，条陈要害以启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