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公牍文简论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但是，关于这部《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以下简称《全文》)的编者，过去曾有过一些争论。
《清史稿》卷四八二《严可均传》、《清史列传》卷六九《严可均传》及《湖州府志·人物传文学三》都记《全文》是严可均编撰。
严可均(1762—1843)字景文(一作广文)，号铁桥，浙江乌程人，嘉庆五年(1800)举人。
道光二年(1822)，他曾任过一次建德县教谕，但一直没能升迁，大约道光十四年(1834)后不久，便称病辞官了。
他精通金石小学，长于辑佚，著作极多。
据《铁桥漫稿》卷三《上提学陈硕士同年书》说；“除已梓借梓外，尚数十种，积稿等身。
”《全文》便是其中的一种。
据严可均《全文总叙》，我们可以知道，《全文》的编纂，是由于嘉庆十三年(1808)开全唐文馆，而馆中没有聘请他，所以他才发愤独立编纂了这部唐以前文的总集。
他以类书、史传、史注所征引为主，参以《古文苑》、《文纪》、《汉魏百三名家集》及金石碑刻，经过九年努力，到嘉庆二十一年(1816)编成了粗稿，又经过了十八年的“拾遗补阙，抽换之，整齐之，画一之”，才于道光十四年(1834)最后编定全书。
从《铁桥漫稿》卷三《与徐星伯同年书》看来，他在此书编定之后，还曾进行过补充修改。
但是，他家道贫寒，无力刻印，只好听凭手稿流传，直到道光二十三年(1843)他去世。
但是，从道光末年起，就有不少人对严可均的《全文》著作权提出了质疑。
如《孙渊如(星衍)年谱》、《李申耆(兆洛)年谱》、李详《媿生丛录》卷二、俞正燮《癸巳存稿》卷一二、《吴山尊日记》、陆心源《仪顾堂集》卷一。
《与缪筱山太史书》等，都谈到这个问题。
他们或说是孙星衍所辑，或说是李兆洛“终其事”，或说是孙星衍辑，李、严参校，而严可均剽窃了成果，贪他人之功据为已有。
当然，也有不少人，如杨守敬《晦明轩稿》卷下、王毓藻《刊全文序》则坚决驳斥上述质疑，力主《全文》是严可均“一手写定，不假众力”(《清史列传》语)。
简论古代公文及其写作特色
简论古代公文及其写作特色公文”，是在人类社会长期发展中产生的，统治阶级用以记叙和传递、保存管理国家政治、经济事务的公务信息的重要工具。
我国古代公文，既是古代社会的一面镜子，也是古代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其中不少优秀篇章，至今具有学习借鉴、批判继承的价值，就是那些“糟粕”部分，也是古代社会存在的客观反映，可以考订载籍之得失，补充史传之缺漏。
古代公文中包括了大量知识，诸如天文、地理、职官、科举、宗法、宫室、什物、丧葬，以及政治、经济、军事制度与重大活动等，是一笔重要的历史财富，有待进一步发掘。
公文的产生，是随着文字的出现，社会生产的发展与国家(部落)的出现而逐步产生的，是人类由个体信息阶段进入社会信息阶段，出现了“官方”信息的需要后的产物。
斯大林说“生产往前发展，出现了阶级，出现了文字，出现了国家的萌芽，更需要有条理的来往书信”，这个说法大体上是正确的。
我国素以历史悠久、典籍丰富著称，周恩来同志说过，“中国的档案的历史是世界上最早的，也是最丰富的”。
我国的古代公文，从公文信息记述传递和保存的方式方法去划分，大致可分为八个有所交叉的阶段：一、结绳、刻契记事与象形文字公文，约在公元前十七世纪夏代以前，其时中国社会还属于原始公社（仰韶文化）社会前后，还未出现甲骨文，社会需要与产生的"公文"信息量还不很多，而且没有文物确证，只能算一种推测。
二、甲骨公文，甲骨文是距今三千多年前殷王室后期利用龟甲、兽骨进行占卜的记事文字，目前出土已在十五万片以上，甲骨文中有不少围绕王室活动为中心的官方文书，诸如战争、祭祖、气象、财产分配等，其结构完整，有事由、情况、办法及占卜时间、“起草”的贞人姓名，已具备公文雏形。
三、金文公文，我国石器时代结束，便进入“青铜时代”，约跨夏、商、西周、春秋几个不同时期，到了战国又进入"铁器时代"。
中国公文发展史
中国公文发展史001“公文”一词最早见西晋陈寿《三国志。
魏。
赵俨传》，从公文之词出现起，其在社会管理中的枢纽作用，公文的基本职能便已出现。
公文最迟在3500年前就已经形成。
002先秦时把礼乐法度称为文章。
至南北朝“文”、“笔”之论，就将公文研究更加系统化、理论化。
003公文一词，在各朝各代有不同的名称：殷商时称“典册”、周代称“中”，秦称“典籍”，汉称“文书”、“文案”，三国称“公文”，唐宋称“文卷”、“案卷”，元称“文卷”、“薄籍”，明称“文牍”、“案牍”，清称“牌子”、“本章”，近代称得最多是的“文牍”、“文书”、“应用文”等等。
004叶圣陶《国文教学》中，重视公文的意识、观念已昭著异常。
005商代专职公文撰制机构---太史尞的出现，意味着公文撰制制度化进程的全面展开。
《尚书》是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最早的公文选集。
春秋战国时代，经济发展、社会变革、思想解放和文章繁荣，为公文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开放自由的社会环境形成了公文特有的色彩。
秦末战火和秦所实行的严刑峻法对秦的公文创作产生了明显的扼制作用，秦代公文的实际成就不高。
汉代统治者吸取了秦王朝历史的短暂和“秦世不文”的教训，采取了一些有利于社会安定、发展生产的措施，为汉代社会经济和公文元气的复苏提供了保障。
汉末魏晋之际，我国公文发展到一个新阶段。
隋代公文基本承六朝余绪，成就不大，但也提出了改革浮靡文风的要求，强调公私文翰、并宜实录，禁止文表华艳。
初唐四杰和陈子昂在文学上要求革新的呼声，对公文写作的时弊也有较大冲击。
宋承唐制，使唐代骈散公文文风基本归于极致，形成了崇尚朴实、长于说理、重实轻虚的显著特点。
元代公文中既有大量使用俚言俗语的粗俗体，也有紧承唐宋的典雅体，还有介于两者之间的白话体，形式的多样、丰富了公文的内涵。
特别是元代公文制度的完善，也使得元代公文在中国公文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明代封建中央集权的极端化，直接导致了封建文书及文书工作的系统化、严密化，明代以及以后的清代，是中国古代公文的完备时期。
三国时期的文学艺术
三国时期的文学艺术三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一个时期，也是中国文学艺术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
在这个时期，士人、文人辈出，文学艺术繁荣发展。
本文将从文学、戏剧等方面探讨三国时期的文学艺术。
文学三国时期的文学以“文学家天下”而著称。
汉末魏晋时期，士族地位日益突出，使得文学显得尤为重要。
三国时期的文学主要分为两大流派，分别是魏晋文学和吴楚文学。
魏晋文学以史传文和骈文为主，史传文是以历史事件为背景的叙事文，而骈文则是一种讲究辞藻的文学形式。
当时的文学氛围比较清新淡雅，讲究清新自然、意境高雅、富有哲理，著名的骈文有《世说新语》和《文选》等。
吴楚文学则以诗歌为主，是由吴地和楚地的文学风格融合而成的。
三国时期的诗歌形式，讲究短小精悍、抒情含蓄、词藻华丽，这些特征也影响了后来的诗歌文学。
著名的吴楚诗人有陆机、陶渊明、谢灵运等。
在三国时期的文学中，也出现了许多较有代表性的作品，如陆机的《吴刺客传》、陶渊明的《归园田居》、曹操的《观沧海》、刘备的《出师表》等。
这些作品不仅成为后人学习的范本，也为后世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戏剧三国时期的戏剧以南方的越剧和北方的说唱剧为代表。
这些戏剧多承继自汉朝的曲艺和祭祀仪式，致力于为观众提供娱乐和快乐，表演形式活泼生动，语言幽默风趣。
越剧是流行于三国时期吴地的地方戏曲，注重舞蹈和唱腔，以传统戏曲的琴、鼓、板、箫等为演奏乐器，且在音乐、唱腔、剧情等方面进行了独特的创新和改进。
越剧的代表作有《长生殿》、《碧玉簪》等。
说唱剧则主要流行于北方，主要以武将为主角，以说唱的方式讲述历史事件。
这种戏剧形式在人们的娱乐生活中占有一定的位置。
说唱剧的代表作有《扬州慢》等。
结语三国时期的文学艺术丰富多彩，构建了中国文学的经典框架和艺术传统。
这一时期的文化繁荣为后世的文化遗产留下了深远影响。
同时，在当今社会，我们也应该从中汲取营养，让优秀文学艺术成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三国参考文献与入门（一）
官志》的不足。
不过，东汉制未必全盘等同魏制或蜀汉制，而且诸人所书的，两汉的区分不明显，没有一定的基础下，绝不建议优先阅读。
《风俗通义校注》应邵著，没错，就是迎曹嵩失败，怕被降罪而逃往袁绍的泰山太守。
研究汉风俗和鬼神崇拜的重要文献，以王利器校对版最佳。
《抱朴子》由于葛洪先祖仕吴，其《吴失篇》是研究吴末的重要文献记录；其总结汉末的诸多弊端，同样一矢中的。
对入门者唯一的困难是，因为葛洪有不少地方是以古讽今，所以说的情况往往不是汉末，而是东晋时。
当然，此书也是研究道教史、医药化学史所必读的。
《三国史记》这本其实是韩国史料的中译本，算是能从另一个角度看东北亚史。
字典篇其实不是一般人的词典，而是引用了诸条史料后，加上少许个人见解的。
《汉魏制度丛考》对入门者来说，对很多很多的专有名词、制度，是没有一个清晰概念，杨鸿年这本在众多文章中也必定是参考书籍，能助你了解宫内外、官制、地方等诸多制度，并罗列了若干汉魏实例，基本全都适用于三国时代。
《三国会要》（钱仪吉著）其实还有杨晨著本，不过年代久远，一般人也未必有机会一睹并购买。
上海古籍出版社在序中已强调钱本的优点，应当属实，否则也不会印刊。
此书正如唐长孺所讲，罗列了诸多史料，也是有用之书。
读者可以马上翻查礼乐、职官、选举、食货、兵、刑等诸多笵畴。
《九朝律考》真的不用多加介绍，中国法学史首部钜著，比诸书刑法志还要更易理解。
《两汉太守刺史表》严耕望先生罗列诸书、碑石资料，对两汉的各在职人员，作出了在任的先后次序估算。
《魏晋南北朝农民战争史料汇编》方便查阅各政权的民变资数与规模、发生时间、外族民变。
《金泥玉屑丛考》可惜只是写至宋的诸物价考，列出的诸多原始资料（食物、蓄、田宅、奴婢、刀剑等），省却读者的很多时间。
以汉、汉晋河西、魏晋南北朝三章，适合三国史。
《三国食货志》陶元珍整理后，可补陈寿的不足，但其错误也不算少，慎重。
《武经总要》古代中国首本系统整理阵法、兵器的著作。
《考工记》、《梦溪笔谈》有兴趣研究科技史的朋友，必读的原始资料。
[话说《三国演义》中的赋及赋论] 三国演义 大雾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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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三国演义》中的赋及赋论] 三国演义大雾赋》关键词：三国演义赋赋论摘要：历年来人们对《三国演义》中的诗词讨论较多，而赋及赋论却鲜有提及，其实《三国演义》中亦包含着丰富的赋及赋论，并在小说当中发挥着独特作用。
中国古代小说“众体兼备”，作为四大名著之一的《三国演义》当然也不例外，诗、词、辞赋、歌谣、谚语、诏策、赞、诔等等应有尽有。
其中的诗词历来谈得比较多，而辞赋却鲜有问津，其实《三国演义》中也包含着丰富的赋及赋论。
一我们目前可见的《三国演义》的最早本子，是明弘治甲寅（公元1494年）序，嘉靖壬午（公元1522年）刊刻的《三国志通俗演义》（简称嘉靖本①）。
我们目前最常见的是清初毛纶、毛宗岗父子的修订回评本（简称毛本②）。
毛本中直接以赋名篇的有《铜雀台赋》和《大雾垂江赋》，两篇均是咏物赋。
《铜雀台赋》见于第四十四回：《孔明用智激周瑜，孙权决计破曹操》。
话说曹操屯兵百万于江汉，荀攸驰檄欲结盟孙权，联合攻打刘备。
事关紧急，在孙权方战降两派僵持之际，诸葛亮只身一人来到吴国，欲说服吴国与刘备联合抗曹，实现隆中对策。
而此时孙权方决策高层的核心人物周瑜在文武官员的不同意见下也举棋不定，孔明能不能说服周瑜则成为能否破曹的关键。
众所周知，吴国乔公有两个女儿：大乔和小乔，皆有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一个是孙策的主妇，一个是周瑜的爱妻，两个人物都是相当重要的。
诸葛亮却佯装不知，便对周瑜说曹操此举引百万之众，虎视江南，其实只为大小乔二美女，如果你用千金购买二女送与曹操，操必班师回朝。
周瑜起初不信，孔明便曰：“曹操幼子曹植，字子建，下笔成文。
操尝命作一赋，名曰《铜雀台赋》。
赋中之意，单道他家合为天子，誓取二乔。
”如此周折三番，周瑜终是不信，直到孔明诵出该赋，周瑜才勃然大怒而决计抗曹。
为什么《铜雀台赋》③有这么大的威力，我们试看：从明后以嬉游兮，登层台以娱情。
见太府之广开兮，观圣德之所营。
建高门之嵯峨兮，浮双阙乎太清。
论《三国演义》文体
论《三国演义》文体之集大成（一）《三国演义》的文体，大致有三种：与史书编纂相近的准纪事本末体，与宋元白话小说相近的准话本体，以片断缀合为特征的准笔记体。
它们分别适用于不同的场合。
准纪事本末体较为尊重实录原则，强调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准话本体注重故事的情趣，风格诙谐；准笔记体洋溢出掌故风味。
《三国演义》熔三者为一炉，集诸种文体之大成，遂成一部划时代的历史小说。
文化惯例是文化传播的前提。
小说设计及其实施以文体为媒介，而文体是社会群体的资产，群体的价值观念和思想模式都隐寓在文体之中。
当小说家选择适合其作品的文体时，在某种程度上，他已失去了自我控制——文化惯例渗入他的文体，以致他的个人表达必定带有附着于他所选择的表达方式的社会意义。
在《三国演义》的评论中，思想内涵（主题）的众说纷纭几度引发了学术界的热烈争议。
各种不同的见解，从整体构成的角度看，其实并非尖锐对立，倒是互相补充的成分居多。
大家之所以各持己见，其中一个原因，在于忽视了：《三国演义》是一部累积型的创作，历史家、民间艺人、小说家等先后参与了其创作过程，因而，其文体不仅不是严格统一的，并且，小说中的价值体系随着文体的更替递嬗也在变化之中。
看不到这一点，反而固执地视某个侧面为小说全体，盲人摸象，理所当然会产生误解。
《三国演义》的文体，概括说来，大致有三种：准纪事本末体、准话本体和准笔记体。
就一般情形而言，记叙曹操与董卓、袁绍、袁术等的纠葛，偏重准纪事本末体，如官渡之战；而当涉笔刘备集团时，则较多采用准话本体，如赤壁之战、七擒孟获；准笔记体通常属于局部的点缀，如管宁割席分坐，杜预《左传》之癖。
这三种文体，它们处理题材的方式相异，传达出的意蕴也各有侧重。
《三国演义》熔三者为一炉，遂成为集诸种文体之大成的不朽巨作。
本文将具体地予以探讨。
一、准纪事本末体历史编纂在中国有着深厚的传统。
从《左传》的编年体，到司马迁《史记》的纪传体，再到南宋袁枢《通鉴纪事本末》的纪事本末体，历史著作的外在形态发生了三次大的变化。
三国两晋时期私人藏书概述
一
蔑 周 孔 之书
。
习 老庄 之 教
风俗 为 而 是与
是 承受 了 王 业 的族叔 王 架所 藏 的 图书
:
据
,
之一变
”
③这 种 不 究学 术 内容
,
。
,
王 弼传 》 裴 注 引 《博 物 记 》 所
内乱 外 患 相 联系 如古 籍所 载
: “
以 辨 吉 凶 祸福 因 果关 系
载
“
初 王 聚 与族 兄 ( 王 ) 凯 俱 避 荆 州
。
饥 谨 流 亡 … … 百姓 无 安
固之 志
“ ”
的
,
①的 生 活 和
,
文化艺 术亦 多充 斥着 宗教 思 想
思 想 的精神 枷锁
这些 宗 教
,
民 离本 域 … … 豪族并
,
栓格着 人 们的 思 想
,
也
兼
或 客寓 流离
”
名籍
,
极大 的阻 碍着 这 一 时期 的著述 和 私人 藏 书 事业 的 顺利发 展 物较 少 如下 的
东汉 末被孔 融 召 为 主 簿
。
王
晋 时的南 北 战争频 繁
修 字叔 治
“
,
三国
士族 门阀 互相倾 轧暴 乱 等都 是这 方面 的表现 业
,
。
魏 初为 郡太 守
毅 不满十解 迹
《三 国志 》 记 载 王 修家 中
,
有 书数百 卷
,
。
”
⑧ 这一 事
,
二 是经 济 上 的游 离 其 必 然对 过去 那种 以 儒 术 为本 的 安 固
。
造成 众多
《三国》檄文
《三国》檄文陈琳的《为袁绍檄豫州》在我国古代战争中，催生了大量的战争檄文，其中不乏经典的名篇和妙趣横生的故事。
三国时期，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势力最大，也非常有才华。
当时曹操患疾头风，名医华佗为其治病，竟然招来杀身之祸。
而一篇讨伐他的檄文，竟然治好了曹操的偏头疼，实属千古奇文。
讨曹操檄陈琳〔两汉〕盖闻明主图危以制变，忠臣虑难以立权。
是以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立非常之功。
夫非常者，固非常人所拟也。
曩者，强秦弱主，赵高执柄，专制朝权，威福由己；时人迫胁，莫敢正言；终有望夷之败，祖宗焚灭，污辱至今，永为世鉴。
及臻吕后季年，产、禄专政，内兼二军，外统赵、梁；擅断万机，决事省禁；下陵上替，海内寒心。
于是绛侯、朱虚兴兵奋怒，诛夷逆暴，尊立太宗，故能王道兴隆，光明显融：此则大臣立权之明表也。
司空曹操：祖父中常侍腾，与左悺、徐璜并作妖孽，饕餮放横，伤化虐民；父嵩，乞匄携养，因赃假位，舆金辇璧，输货权门，窃盗鼎司，倾覆重器。
操赘阉遗丑，本无懿德；（犭票）狡锋协，好乱乐祸。
幕府董统鹰扬，扫除凶逆；续遇董卓，侵官暴国。
于是提剑挥鼓，发命东夏，收罗英雄，弃瑕取用；故遂与操同谘合谋，授以裨师，谓其鹰犬之才，爪牙可任。
至乃愚佻短略，轻进易退，伤夷折衂，数丧师徒；幕府辄复分兵命锐，修完补辑，表行东郡，领兖州刺史，被以虎文，奖䠞威柄，冀获秦师一克之报。
而操遂承资跋扈，恣行凶忒，割剥元元，残贤害善。
故九江太守边让，英才俊伟，天下知名；直言正色，论不阿谄；身首被枭悬之诛，妻孥受灰灭之咎。
自是士林愤痛，民怨弥重；一夫奋臂，举州同声。
故躬破于徐方，地夺于吕布；彷徨东裔，蹈据无所。
幕府惟强干弱枝之义，且不登叛人之党，故复援旌擐甲，席卷起征，金鼓响振，布众奔沮；拯其死亡之患，复其方伯之位：则幕府无德于兖土之民，而有大造于操也。
后会銮驾返旆，群虏寇攻。
时冀州方有北鄙之警，匪遑离局；故使从事中郎徐勋，就发遣操，使缮修郊庙，翊卫幼主。
尺牍文略论
尺牍文略论我国是一个文明古国,素称礼仪之邦,如同社会交往中应用的人与人之间的称谓名目繁富多端一样,作为人际交往的重要工具的书信的名称也是不一而足。
它们不但在使用上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区别.而且还多有发展和变化。
本书取名采用“尺牍”这一名称，不仅取其较为古老。
也取其具有通称泛指的特点大家都知道“尺牍”一语最早出自《史记》该书《扁鹊仓公列传》中记载了缇萦救父的故事,仓公是汉代临淄人,姓淳于,名意他坐法遭刑,其幼女缇萦向文帝上书,愿为官婢,以赎父罪。
太史公传赞中说:“缇萦通尺牍,父得以后宁。
"传记正文中说“上书”传赞中说“通尺牍”可见“尺牍”即指“书”。
所谓“牍”指术板,为书写工具一尺左右的木板,叫尺牍从一些记载看来,汉人以尺牍通音问是为习惯《汉书·游侠传》中记西汉末年人陈遵擅于书法,所以“与人尺牍,主皆藏去以为荣”所谓“藏去”即“藏储”,引申为珍藏之意汉代皇家的诏书也可称尺牍《汉书·匈奴传》记:“汉遗单于书,以尺一牍"由于春秋战国时代已把文字通讯叫作“书”。
所以汉代也有“尺书”之说。
如《史记·准阴侯列传》记广武君言:“北首燕路,而后遣辩士奉咫尺之书,暴其所长于燕。
燕必不敢不听从”“咫”犹言八寸，所以“咫尺”意谓一尺左右，“咫尺之书”即意谓“尺书”但社会生活中常有约定俗成的现象。
自汉以后,尺牍一语成为书信的通称,较尺书之说更为流行.运用得更为普遍，至于诏书倒反而不称为而且不能称为尺牍了。
尺牍一语。
在晚近还相当流行,即使是在“五四”文化革命确立了白话文的一统地位以后,也还流行。
这个世纪30年代中华书局出版有《白话学生尺牍》和《白话商业尺牍》更为著名的有鲁迅作序、孔另境所编的《当代文人尺牍钞》都是明显的例子。
这说明,用白话文写的书信,依旧叫作尺牍只是近40年来.尺牍一语才有演变为书面语的趋向,也就是说。
人们口语中已少见把书信叫作尺牍了。
但我们这个选本既限于选录古、近代的书信,采用尺牍这个名称,似乎也还合适得当以上是说明本书取名的缘由。
三国公牍文简论
三国公牍文简论三国公牍文既是公务与文学的完美结合，也具鼓煽文风、影响政局的一面，曹魏陈琳之辈的檄文、孙吴陆逊、薛综的上疏、蜀汉诸葛亮的教文等程度不同地在精神上起到鼓舞、号召效果，在军事上有着谋断、指导作用，在文化上发挥养成、教育意义，值得进一步探讨。
标签：魏檄；吴疏；蜀教；公牍文褚斌杰先生曾定义公牍文为：“古代朝廷、官府通常所使用的公事文，亦简称‘公文’。
公文，一般可分为上行公文与下行公文两大类，上行公文主要是指臣下给帝王的上书；下行公文主要是指帝王给臣民的旨令。
”[1]公牍文在秦汉时期走上规范化道路，汉代行政“皆成于令史”，文牍较前代而言数量大增，也不乏名篇，时至汉末三国，臣工公牍文在军事谋略上显示出独特的风采，幕僚工作的场所也是文学创作的舞台，其时文牍数量不少，佳作迭出，尤其在精神上起到鼓舞、号召效果，在军事上有着谋断、指导作用，在文化上发挥养成、教育意义，值得进一步探究，本文将选论其时较有代表性的臣僚公文，以窥得一斑。
一三国中，曹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建设方面开展得最好，百家涌动争鸣，现存文牍上千篇，其主曹操本身就是公文创作大家，手下的幕僚群体也很有实力。
军事参谋荀■“领典枢机”，文牍有《迎驾都许议》、《散斋得宴乐议》等，主簿蒋济创作有《为毕轨击鲜卑失利表》等多篇公文，另如华歆《谏伐蜀疏》、王朗《劝育民省刑疏》、王肃《论秘书丞郎表》、钟会《移蜀将吏士民檄》等都是优秀之作。
其中以陈琳檄文最为出色，《文心雕龙·檄移》曰：“檄者，■也。
宣露于外，■然明白也。
……故其植义■辞，务在刚健：插羽以示迅，不可使辞缓……故檄移为用，事兼文武，其在金革，则逆党用檄，顺命资移，所以洗濯民心，坚同符契，意用小异而体义大同，与檄参伍，故不重论也。
”[2]檄乃宣战告示，优秀的檄文能抓住敌方要害，震敌于战前，具有强烈的鼓舞、号召力量。
陈琳素以擅写文牍著称，在未归附曹操前曾是大将军何进主簿，所做《为袁绍檄豫州文》历数曹操罪状，毫不留情。
《公牍学史》中对写作技巧及公文档案的研究
《公牍学史》中对写作技巧及公文档案的研究作者：张浩男来源：《大东方》2019年第07期摘要：《公牍学史》是一部重要的公文写作类著书，共分为两部分，前半部分以系统阐述自上古三代到清代的文书及文书工作史以及各代的辞命范文。
后半部分取名《牍髓》，又分为内外两篇，分别论述了文书工作者应该具备的品质和文书撰写的方法技巧。
本次研究将视角集中在《公牍学史》中对公文写作技巧及公文档案的研究上，从这两个方面入手，把历代文书工作的收集整理工作以及许同莘先生对于公文书写技进行研究。
关键字：公牍学史；牍髓；文牍《公牍学史》是许同莘所著，自序上作者讲到：尝以为前人论诗文以逮制义、楹联，皆有所撰述，而公牍无之，欲裒所见闻为一书。
盖为成书之由。
许子亦长期从事文秘一职，通晓历代奏章文书，故事此行当，作成此书，乃情理之中也。
《公牍学史》上部，皆为历史考证之作，下部《牍髓》乃真“髓”也，许子之识与治牍方略尽数显于纸上，真知灼见，捧卷读之，受益匪浅。
一、成书概况许同莘《公牍学史》为中国文书学史的开山之作。
该书第一次明确提出“公牍学"，将公牍作为不同于其他文体的一门学问来加以研究：第一次系统梳理了公牍发展的历史，此后公文史遂发展为一门学问，是我国第一部公文发展史专著：第一次从政事、学术、公牍、文章相沟通的高度去研究文书，注重作者的修养、文风的格调，将文书工作从刀笔俗吏操业谋生和以讲求程式为主的世俗陋见中解脱出来。
许氏勾稽众书，溯源正本，对公牍发展史作了有益探索。
但也存在着一系列问题，如史料征引不当、理论因循守旧、思想难脱儒家藩篱，这都需要进一步研究。
二、《公牍学史》中公文写作技巧的研究《牍髓》上部通过六个方面对文牍人员所应具备的品质做出了一定的概述，也体现了许同莘长期从事文秘工作所培养的从业精神以及如何提升公文写作技巧的方法论。
所写内容极为充实，博古引今，有效地体现并充实了作者的观点。
积学为第一篇，自然是最为重要的一篇，“学而从政”“仁宦而读书”是两条鲜明的观点，作者讲到，从事文秘工作，必须有较高的知识积累，此前文牍工作多由官吏完成，其为官而不治于学，是百姓之害也。
“书”“表”文体源流辨析
“书”“表”文体源流辨析摘要：书牍文完全脱离公牍的性质，而成为个人交流思想感情、互相交往的工具，当始于汉代。
“书”是古代书信的总名，因书写的材料和规制的不同称谓种种，书牍很早就成为我国古代文章中的重要文体。
历代作家文士都很重视书信的写作。
书信与一般文章比较起来，更加具有私人色彩。
从找国传统的杂文学观念来度量，书信兼有叙事、议论、抒情、体物等特点，既是实用文牍，却常有审美鉴赏功能，可谓之为“应用文学”。
关键词：书牍文；公牍文；应用文学先秦两汉时期，臣下向皇帝陈言进词所写的公文、与亲朋间往来的私人信件，代写论文均称为“书”。
因此，古代以“书”名篇的文字，实包括两种文体。
为了加以区别，一般把前者称为“上书”或“奏书”，属公牍文的“奏疏”(亦称“奏议”)类；后者则单称“书”，或称为“书牍”、“书札”、“书简”、“函”等，属于应用文的“书牍”类。
一、从历史文献上看，战国时代始称奏议文字为“书”。
《战国策》中保存有《苏代遗燕昭王书》、《乐毅报燕惠王书》，《史记》中保存有李斯《谏逐客书》。
李斯的《谏逐客书》是一篇名文，是为谏劝秦王取消昔误的逐客令而发。
作者在这篇上书中，论说了人才与国家兴亡的关系，征之以史实，陈之以利害，全文议论风发，很有说服力，为后世奏议文树立了榜样。
秦统一天下后，把臣子的上书改称为“奏”。
“奏”取《尚书》中“敷奏以言”的意思，于是后世沿袭使用，作为臣子向帝王上书进言的通名。
所以王充说：“上书谓之奏。
”(《论衡・对作》)刘勰也说：“陈政事，献典仪(指定朝仪，兴礼乐等)，上急变(上陈急紧变故)，劾愆谬(弹劾、检举罪赶)，总为之奏。
奏者进也。
言敷于下，情进于上也”。
(《文雕龙・奏启》)因此，后世臣子向皇帝陈言上书，虽然有种种别名，但总的说来都可以称为“奏书”，或者在其他异称别名上冠以“奏”字，以表示是属于上呈给朝廷的公文，如奏章、奏议、奏疏，奏启、奏本等等。
虽名称纷繁，但总的性质并无大的差别。
我国的书牍文完全脱离公牍的性质，而成为个人交流思想感情、互相交往的工具，始于汉代。
《公牍学史》中对写作技巧及公文档案的研究
《公牍学史》中对写作技巧及公文档案的研究《公牍学史》是一部研究古代中国文书制度和文书写作技巧的专著，被誉为中国古代文书学的经典之作。
其中详细记录了古代文书的格式、写作技巧以及公文档案的使用情况，为后人研究古代文书制度和写作技巧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本文将结合《公牍学史》的内容，对其对于写作技巧及公文档案的研究进行分析和总结。
我们来看一下《公牍学史》中对写作技巧的研究。
在古代中国，文书写作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技能，因为文书是官员处理政务和进行交流的主要工具。
《公牍学史》对文书的写作技巧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和归纳。
其中包括文字的选用、文风的塑造、句式的运用等方面的技巧。
书中提到在写公文时，应该采用简练的文字，避免过多的修辞和华丽的辞藻，以确保公文的清晰和简洁。
书中还介绍了一些写作常识，比如在写公文时应该注意使用正式的用语和格式，以及注意文句的连接和条理。
通过对这些写作技巧的研究，我们可以了解古代中国的文书写作水平和技巧，同时也可以借鉴其中的经验，提高我们的文书写作水平。
《公牍学史》中对公文档案的研究也是其重要内容之一。
在古代中国，公文档案是官员处理政务和存档的重要文件。
《公牍学史》对公文档案的使用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记录和研究。
书中介绍了古代中国的官府档案管理制度，包括档案的分类、整理、保存和利用等方面的内容。
书中还对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和政治活动的文书档案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解读，为后人研究古代政治史提供了重要的史料。
通过对公文档案的研究，我们可以了解古代中国政府文件的形式和内容，同时也可以深入了解古代政府的管理制度和政治活动。
通过对《公牍学史》中关于写作技巧及公文档案的研究，我们可以更加全面地了解古代中国的文书制度和文书写作技巧，同时也可以深入了解古代政府的管理制度和政治活动。
这对于我们了解古代中国政治文化，提高写作水平，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希望通过本文的分析和总结，可以进一步推动对《公牍学史》的研究和传承，为我们更好地继承和发扬古代文书制度和文书写作技巧提供借鉴和参考。
《公牍学史》中对写作技巧及公文档案的研究
《公牍学史》中对写作技巧及公文档案的研究在公文档案的研究方面，《公牍学史》结合古代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一套完整的公文案卷的组织方式，包括案头、题跋、折卷、封套等各个方面，对于我们今天的公文管理工作也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这里重点讨论一下《公牍学史》对写作技巧的研究。
在古代，公文写作的要求极为严格，涉及到很多方面，包括文字、格式、用词、语法等等。
《公牍学史》对这些方面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总结，下面我们逐一分析一下。
首先是文字。
在古代，公文写作中要求文字端正工整，字迹均匀。
《公牍学史》认为，行间距离、字形、大小等因素都会影响文字的美感和可读性，因此要求公文书写要规范统一，行书字体最好选用清朝的康熙体字，大小要一致，字形要整齐。
其次是格式。
在公文写作中，格式也是至关重要的一个因素。
《公牍学史》认为，公文格式要严谨，不能随意改变。
公牍中的“篆书、行书”就是指公文的格式，篆书指的是大篆格式，行书指的是小篆格式。
篆书格式要求简洁，行书格式要求详细，但两者都要保证纸张的利用率。
再次是用词。
古代公文写作非常注重用词的准确性和恰当性。
《公牍学史》认为，公文要求语言恪守清新、质朴、高雅的原则，措辞要准确、简洁。
公文用词要求规范，不能随意扩张，言简意赅，言简意赅。
最后是语法。
古代公文写作中的语法要求非常严格。
《公牍学史》认为，在公文写作中要注重语法的规范性，切勿出现语序混乱、语义不清的情况。
并且，还要注意用词、语法等方面的一致性。
综上所述，《公牍学史》所提出的公文写作技巧，不仅对古代公文书写有很大的借鉴意义，同时也对我们今天的公文书写和管理工作有着很多启示。
我们要注重文字的美感和可读性，保持公文格式的严谨和规范，注意用词的准确性和恰当性，以及语法的规范性和一致性，这样才能写出优秀的、具备强烈感染力的公文。
【奏议文辨析】奏议文
【奏议文辨析】奏议文【摘要】“奏”，基本意义为“进”、“献”。
“议”，即谈论、商榷。
“奏”与“议”连用，最早见于《汉书》。
东汉时期，“奏议”一词已有从行为意义向文类意义衍化的意味。
晋宋时期，“奏议”已约定俗成为一个具有较为明确文类意义的语汇。
“奏议”作为明确的文体类概念提出，始于姚鼐《古文辞类�》。
【关键词】奏议奏议文古文辞类�【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4810（2011）23－0005－02奏议文是中国古代公牍文最为重要的文体之一，本文试就奏议文之文体名称略作分析。
一“奏””①先秦时期，臣下向君主禀报情况、进言献策，文献中多使用“奏”指称这一行为。
例如：敷奏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
（《尚书•尧典下》）②庄子曰。
“大王安坐定气，剑事已毕奏矣。
”（《庄子•说剑》）③司马�即奏书中山王曰。
“臣闻弱赵强中山。
”（《战国策•中山》）以上诸例，“奏”指称一种特定关系下的行为方式，即臣下向君主之进言献策，反映着先秦时期王朝奏事制度的初建。
二“议”“议”在古汉语中意义比较单一，即谈论、商榷。
《说文解字》：“议，语也。
一曰谋也。
”“议”，从论说方式来看，有公议与私议之别；从商讨内容来看，有议政事与议他事之别；从谈论场所来看，有朝议与乡议、巷议、世议之别。
作为参政之“议”，先秦文献中亦常见。
例如：传曰。
“农分田而耕，贾分货而贩，百工分事而劝，士大夫分职而听，建国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总方而议，则天子共己而已。
”（《荀子•王霸》）④人臣有议当途之失，用事之过，举臣之情，人主不心藏而漏之近习能人，使人臣之欲有言者，不敢不下适近习能人之心，而乃上以闻人主，然则端言直道之人不得见，而忠直日疏。
（《韩非子•三守》）⑤昭奚恤与彭城君议于王前，王召江乙而问焉。
（《战国策•楚一》）以上诸例，“议”皆不同于一般之街谈巷议，而是指一种特殊的行为方式：由特定的人物（王臣）在特定的场合（朝廷）讨论特定的事务（国政）。
徐望之与《公牍通论》
徐望之与《公牍通论》徐望之，浙江湖州吴兴人，先后就职于上海商务印书馆、河北训政学院。
1929年在河北训政学院主讲公牍课程时，徐望之根据《公文程式》编著了《公牍讲义》。
后将此讲义公开出版，就是今天我们所见的《公牍通论》。
《公牍通论》最初由上海商务印书馆于1931年出版，该书一上市就受到了好评，热销异常，同年12月再版，以后又陆续再版，到1947年已出版了8次。
1958年该书作为档案学旧著十三本之一，被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翻印。
此后，该书又在海内外三度出版：1979年由东京中文出版社出版，1988年由档案出版社出版，1991年由上海书店出版。
该书之所以能畅销并经久不衰，是有深刻原因的。
该书内容详实。
正文共分九章。
第一章释义，用了两页的篇幅介绍公文名称的来源及其定义。
徐认为，公文者，国家或地方机关相互间及与人民团体相互间，为意思表示于一定程式之文书也。
第二章类别，不仅介绍了公文在等级和政治上的分类情况，而且详细介绍了公文名称上的分类，列举并解释了从先秦一直到民国时期公文的诸多名称。
第三章体例，是该书的重头戏，约占全书的三分之一，这一部分主要是讲解下行文、上行文、平行文和杂体文的体例。
作者不仅从行文的方向角度阐述了上行、下行和平行的体例问题，而且更注意到了当时所惯用或沿用的与公文程式条例规定相异的文书，因此，作者认为“治牍者。
仍应辨其异同，诸其体例，初不容率尔操觚，贻人笑柄也”，于是就对这些杂体类别的公文作了体例上的介绍。
第四章储养。
用了四页篇幅讨论人才问题，作者说“倘平时毫无储养，一旦从政，鲜有不误国殃民者”，所以呼吁大家修身养性，“只要遇事切实去做，言顾行，行顾言，言行如一，便可成大事”，“故在平日必须储才备用。
养气以立身”。
第五章撰拟，谈论公文的撰写。
虽然作者认为公文的撰写系于人之品识才学，但在错综变幻之中，也有一些常行不易之法，所以就对公文的撰写略加阐释。
第六章结构，从实质和形式两方面对公文作了结构上的解说。
例谈“令”类公文的写作
例谈“令”类公文的写作诏令类公文是帝王告臣属的，属王者之言。
徐望之在其《公牍通论》中列举了九十几种从三代到清末民初的公文体制，笔者结合吴讷《文章辩体序说》和徐师曾《文体明辩序说》，现列举诏令类公文发展的不同阶段对应的名称和意义基本如下：命是命官之辞，大曰命，小曰令。
王言同称命，有的用以命官，如《尚书》中的《说命》;有的用以封爵，如《尚书》中的《微子之命》《蔡仲之命》;有的用以饬职，如《尚书毕命》;有的用以赏赐，如《尚书文候之命》。
令小于命，始见于《尚书同命》：发号施令。
上古只有帝王对臣下的言词称为令，秦代以后王太子、诸候王对下属都称为令。
制古代王言为命，秦始皇改命为制。
汉代制度：帝命有四，其二日制书。
唐朝用于赏罚、大除授、改革旧政、宽赦降虏。
宋朝专用于拜三公三省等职和罢免大臣。
撰制的官员称为掌制。
及元、明、清都有此公文形式。
诏昭、告的意思。
秦始皇将古代的令改为诏，凡不属于制度之命者，都以诏下达，为人主专用的文书。
汉初帝命有四，其三日诏，唐朝避武后讳，改称为制，但唐朝中时还有称诏的。
大凡新君即位，都诏告四方，称为即位诏，皇帝去世有遗诏。
策书汉朝命令中的一种。
《汉书》载汉初帝命有四，首日策书。
注：策者，偏简也。
......以命诸侯王公;右三公以罪免，亦赐策。
它的用是由君主自上而下颁布教令，以驱策臣下，当时只用木简写，所以称为策，又与册通。
《周礼》：凡命诸侯及公卿大夫，则策命之。
魏以后称册，隋代用于封拜、哀讳及赠谥;唐代王言有六三日册，立皇后、太子、封诸王，都用册;明、清亦多用于类似的册封，只是册用的玉金银铜的等级不同。
敕含有饬、戒的意思。
使臣下自觉警饬，在政事上不敢怠惰。
顾炎武《金石文字记》：敕者，自上命下之辞。
汉制，天子命令有四，其四日戒书，就戒敕。
汉朝新太守上任，皇帝都敕书或相戒约，也用于谕诰外藩及京外官员。
汉朝官长对下属，祖、父对子孙也都可以用敕，如《韦贤敕弘自免太常》、《丙吉教敕乳母》、《王尊教敕功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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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公牍文简论
摘要：三国公牍文既是公务与文学的完美结合，也具鼓煽文风、影响政局的一面，曹魏陈琳之辈的檄文、孙吴陆逊、薛综的上疏、蜀汉诸葛亮的教文等程度不同地在精神上起到鼓舞、号召效果，在军事上有着谋断、指导作用，在文化上发挥养成、教育意义，值得进一步探讨。
关键词：魏檄；吴疏；蜀教；公牍文
中图分类号：i0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1-0203-02
褚斌杰先生曾定义公牍文为：“古代朝廷、官府通常所使用的公事文，亦简称‘公文’。
公文，一般可分为上行公文与下行公文两大类，上行公文主要是指臣下给帝王的上书；下行公文主要是指帝王给臣民的旨令。
”[1]公牍文在秦汉时期走上规范化道路，汉代行政“皆成于令史”，文牍较前代而言数量大增，也不乏名篇，时至汉末三国，臣工公牍文在军事谋略上显示出独特的风采，幕僚工作的场所也是文学创作的舞台，其时文牍数量不少，佳作迭出，尤其在精神上起到鼓舞、号召效果，在军事上有着谋断、指导作用，在文化上发挥养成、教育意义，值得进一步探究，本文将选论其时较有代表性的臣僚公文，以窥得一斑。
一
三国中，曹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建设方面开展得最好，百家涌动争鸣，现存文牍上千篇，其主曹操本身就是公文创作大家，
手下的幕僚群体也很有实力。
军事参谋荀■“领典枢机”，文牍有《迎驾都许议》、《散斋得宴乐议》等，主簿蒋济创作有《为毕轨击鲜卑失利表》等多篇公文，另如华歆《谏伐蜀疏》、王朗《劝育民省刑疏》、王肃《论秘书丞郎表》、钟会《移蜀将吏士民檄》等都是优秀之作。
其中以陈琳檄文最为出色，《文心雕龙·檄移》曰：“檄者，■也。
宣露于外，■然明白也。
……故其植义■辞，务在刚健：插羽以示迅，不可使辞缓……故檄移为用，事兼文武，其在金革，则逆党用檄，顺命资移，所以洗濯民心，坚同符契，意用小异而体义大同，与檄参伍，故不重论也。
”[2]檄乃宣战告示，优秀的檄文能抓住敌方要害，震敌于战前，具有强烈的鼓舞、号召力量。
陈琳素以擅写文牍著称，在未归附曹操前曾是大将军何进主簿，所做《为袁绍檄豫州文》历数曹操罪状，毫不留情。
官渡战后，陈琳为曹军所俘，曹操既往不咎，收于麾下，陈琳为曹魏的策反工作写下的《檄吴将校部曲文》很好地反映了魏文牍企图在精神上起到鼓舞、号召的效果，其文起篇就劝诱孙吴将校部曲弃暗投明，做出明智判断，切勿为孙权蒙蔽，后指出：“是以大雅君子，于安思危，以远咎悔；小人临祸怀佚，以待死亡，二者之量，不亦殊乎？”[3]此番言论目的在于“订信慎之心”[2]，使招降工作首先具有道义和事实两方面的合理性，立之以义。
威逼利诱也成了该檄从精神层面击垮对手的伎俩：“丞相衔奉国威，为民除害，元恶大憝，必当枭夷。
至于枝附叶从，皆非诏书所特禽疾，故每破灭强敌，未尝不务在先降后诛，拔将取才，各尽其用。
是以立功之士，莫不翘足引领，望风
■应。
昔袁术僭逆，王诛将加，则庐江大守刘勋，先举其郡，还归国家；吕布作乱，师临下邳，张辽、侯成，率众出降；还讨眭固，薛洪、■尚，开城就化；官渡之役，则张■、高奂，举事立功；后讨袁尚，则都督将军马延、故豫州刺史阴夔、射声校尉郭昭，临阵来降；围守业城，则将军苏游，反为内应，审配兄子，开门入兵；既诛袁谭，则幽州大将焦触，攻逐袁熙，举事来服。
凡此之辈数百人，皆忠壮果烈，有智有策，折冲讨难，芟敌搴旗，静安海内，岂轻举措也哉！”[3]为了加强号召力量，陈琳更是不惜耗费笔墨具体举出刘勋、张辽、薛洪、张■、马延等一系列“有智有策”之人，说明“识时务”于各方皆有利无害之事实，随势而下，“审邪正之津，明可否之分，勇不虚死，节不苟立，屈伸变化，唯道所存”[3]，一气贯注，使读者在心灵上收到极大震撼，精神上产生认同。
作为权力博弈的政治文书而言，由于曹魏灭吴的主客观条件均未成熟，结果无人来降，《檄吴》终成“一纸空文”。
但作为文学作品而言，《檄吴》是成功的，在当时就受到曹操激赏，提升了军中士气，千载之下读之仍令人热血沸腾。
二
孙吴现存文牍约有二百余篇，大部分是幕僚所作，较出色的有薛综《上疏谏亲征公孙渊》、诸葛恪《谏齐王孙奋疏》、陆逊《陈时事疏》等。
孙吴秘书文牍的整体创作水平相对较低，乏陈琳般惊世之才，却也非毫无智谋之见，尤以上疏文可窥得：“疏者，布也。
布置物类，撮题近意，故小券短书，号为疏也。
”[2]“表者，明也，
标也，如物之标表。
言标著事序，使之明白，以晓主上，得尽其忠曰表。
”[4]表与书（疏）功能大同小异，关系密切，表继承了前代的书、疏体。
陆逊表文在孙吴有一定特色，“孙权为将军，逊年二十一，始仕幕府，历东西曹令史”[5]，袁宏《三国名臣序赞》曰：“伯言（陆逊）蹇蹇，以道佐世，出能勤功，入能献替。
谋宁社稷，解纷挫锐，正以招疑，忠而获戾。
”[6]陆逊一入仕便掌管人事工作，作为孙权统治集团的重要幕僚，经常出谋划策，上表疏发表意见。
安境保民是陆逊军事思想中重要的一点，其文不仅是秘书具有军事先见谋略之作，也折射出孙吴整体的偏安战略，如其在建安十一年的《建议平山寇》曰：“夫腹心未平，难以图远。
”[3]黄龙二年，《请勿取夷洲及朱崖疏》道：“今江东见众，自足图事，但当畜力而后动耳。
”[3]特别夷陵一战，陆逊《上疏请缓攻刘备》在军事上有着谋断、指导的作用：“夷陵要害，国之关限，虽为易得，亦复易失。
失之非徒损一郡之地，荆州可忧。
今日争之，当令必谐。
备干天常，不守窟穴，而敢自送。
臣虽不材，凭奉威灵，以顺讨逆，破坏在近。
”
[3]全文对防线关键性有精准的见解，对战略、战术亦详加分析，起到稳定士气、民心的效果。
同为信守吴国“攘外必先安内”的上疏文，薛综上疏孙权，屈尽了征伐辽东其中利害关系：“卒闻大军之至，自度不敌，鸟惊兽骇，长驱奔窜，一人匹马，不可得见，虽获空地，守之无益，此不可一也。
加又洪流□漾，有成山之难，海行无常，风波难免，倏忽之间，人船异势。
虽有尧舜之德，智无所施，贲、育之勇，力不得设，此不可二也。
加以郁雾冥其上，咸水
蒸其下，善生流肿，转相污染，凡行海者，稀无斯患，此不可三也。
”
[3]当时吴主孙权贸然做出亲征辽东的决策，薛综从孙吴实际情况出发极力劝阻，提出冒险征辽东在战略上不可取，有理有据地指出“中国一平，辽东自弊”，条陈要害以启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