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2012第二学期《公共政策概论》作业(一)

2011-2012第二学期《公共政策概论》作业（一）
一、单项选择题
1. A
2.D
3.D
4.B
5.C
6.C
7.B
8.B
9.C 10.B
二、多项选择题
1. A B C D
2. A B D E
3. A B C D
4. A C D
5. A C E
三、简答题
1.简述政策分析的新制度主义途径的基本观点
新制度主义是继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行为主义”风潮以来，另一股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学术主流思潮。

基本假设：人不能在真空中思维和行动，而是在制度中进行。

制度决定思维与行动！新制度主义中，制度的作用主要被界定为通过在不确定上设置确定性，从而降低交易成本。

其中，市场和政府是有效地使交易成本最小化的两种社会制度。

在公共政策分析过程中，新制度主义将制度结构视为社会和政治活动的单元结构，对个体、机构或群体形成制约，并在历史的长河中，对个体形成预期和习惯，从而形成路径依赖。

2.简述政策方案抉择应该遵循的要求与标准
1.信息完备原则。

2.系统原则。

3.科学预测原则。

4.效益原则。

5.可行原则。

6.创新原则。

7.民主参与原则。

3.简述人民群众及人民团体的政策监控
监控的直接目的是纠正系统偏差，根本目的在于保障系统目标的实现。

政策监控是政策监督与政策控制的合称，是为了实现政策的合法化与保证政策的贯彻实施而对政策的制定、执行、评估和终结等活动进行监督与控制的过程，其目的在于保证政策系统的顺利运行，提高政策制定与执行的质量，促进既定政策目标的实现和提高政策效率。

政策监督是指对政策运行状态信息尤其是政策运行偏差状态信息的获知；政策控制则是对政策运行偏差状态的纠正。

四、论述题试述影响公共政策评估失效的因素
一；政策评估的误区
（一）主观误区政策评估者出于各种可能的不良动机，有意识在夸大或缩小、掩盖或曲解评估中的某些事实，或者混淆评估中得某些是非原则，以求实现某种特殊的目的。

（1)以表象取代事实（2）以形式取代研究（3）以政治取代科学
（二）客观误区
政策评估主体的主观动机虽然是正当的，评估方法亦是合理的。

但由于客观评估条件的限制，评估的过程和结果并不一定反映客观的真实，或者不能准确的反映客观的真实，或者不能全部反映客观事实。

二、政策评估的障碍
（一）来自公共政策本身的障碍
1.政策目标的不确定性
2.政策效果的不确定性
3.因果关系的不确定性
（二）来自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的障碍
1.认识上的误区
2行动上阻扰
（三）来自评估者的障碍
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是评估者不能超脱私立而影响形式评估，其二是评估者的素质和能力不足。

（四）来自评估条件的障碍
1.资料不足
2.经费不足
（五）其他方面的障碍
1.政策成本与收益不易核算
2.政策评估结果闲置无用
五、案例分析题
现代民主国家是法治的国家，公共政策的合法化是现代法治国家的重要原则。

公共政策合法化，简单讲就是指“最终被采纳的政策方案，在进入实施之前通过各种必要的行政程序和法律程序，使之在人们心中建立合法地位，被认可接受的过程”①。

公共政策的合法化要求包括政策规划、政策问题认定、政策议程、政策决定、政策执行、政策修改在内的政策的全过程，至少在形式上都必须符合法律规范或者传统规范。

只有政策具有合法地位，它才具有约束力和可执行性，才能获得公民的认同和遵从。

否则，政策的执行过程必然遭遇困难和阻碍。

而需要注意和指出的是，公民参与对于公共政策合法性地位的确定具有重要的作用，本案例中就说明了公民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作用。

一般而言，公共政策的对象是广大公众，其目的在于维护广大公众的共同利益。

从本案例可以看出，”限制养犬”这一规定的直接对象是养犬者，但是不难发现，其他的公众也是潜在的政策对象和政策受益者。

案例中提到，狗在北京造成的危害是巨少岣，不仅伤害了他人的身心健康，而且还严重影响了市容卫生和居民的安宁生活；不仅伤及他人，而且连狗的主人也会因此而惹上麻烦甚至是吃官司。

因此养狗问题已经跳出了单纯的私人问题范畴，而成为了、秆，具有普遍性的急需政府加以干预和解决的社会问题。

由此可见，限制养犬问题是完全可以纳入政府政策议程的，而政府政策议程的建立是以社会上广大公众对于养犬危害以及限制养犬的讨论不断加剧为基础的。

制定政策、解决问题是政府的责任。

但是政府制定出来的政策能否反映和表达公共利益，能否获得公众的认同和支持，则成为了影响该政策是否具有合法性地位、是否具有可执行性的关键因素。

北京市在制定“限制养犬”政策的时候，非常重视群众意见的表达。

在草案出台前后，都广泛地征求市民的意见。

而且对于市民的不同意见进行分析和综合。

这也充分体现了公民意见对于一项公共政策的制定的重要作用。

正是公民广泛的讨论才推动了政府“限制养犬”政策草案的出台，正是公民的意见完善了这一草案。

这样一个充斥着公民意见和表达公民要求的政策也必将获得公民的支持，从而获得到合法性和可行性。

政策在征求公民意见之后，就进入了审议的程序。

在这个过程中，公共政策仍然要经历多次的修改和完善，其中大多是根据代表们的意见而进行，而代表们的意见大都来自于在群众中的调查，是群众利益要求的集合。

在案例中提到，在最初的议案中，大多数代表的意见是“禁养”，但是经过广泛征求市民意见之后，代表们发现“禁养”在一定程度上会伤及一些普通市民的感情，从而会导致他们的不满，因而在审议的时候将“禁养”变成了“严格限养”。

这样就在公众利益和养犬的特殊人群之间达成了妥协，使得养犬者不会伤害到他人和社会，又能照顾到少数特殊情况的养犬者的利益要求。

在审议登记注册费数额时，代表们也在充分尊重市民意见基础上进行了区别对待，有理有节，充分体现了大多数人的共同利益和共同愿望。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北京市“限制养犬”的规定才得以顺利地通过了审议，并决定施行。

从这案例中可以发现，无论是在政策问题认定的过程中，还是在政策规划以及政策议程等环节上，北京市“限制养犬”政策的出台都充分体现了公民参与，政府是在尊重民意和了解民意的基础上制定公共政策的，这也是使得该政策合法性得以确立的一个重要原因。

试想，如果政府在制定该政策的时候不能广泛地征求群众的意见，而是根据一些代表的主观性认识而采取“完全禁养”的规定，在登记注册费数额上也采取一刀切的做法，这样的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必然会遭遇信任危机，并由此导致执行困境，反过来执行困境的出现又会导致更大的信任危机的出现。

一旦出现这样的恶性循环，那么政策的合法性将彻底丧失。

失去了合法性的公共政策，也就成了不得人心的政策、失败的政策。

因此，政策制定者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一定要广泛地征求广大公众的意见。

并且要对
这些意见进行分析，要区别对待不同群体的意见表达，要分清轻重缓急，分清主次，抓住问题的主要方面，以便整合不同的意见，协调出一个能让政策的不同影响群体都能满意、至少能让最大多数市民满意的政策方案。

如果政策方案符合多数群众的利益的同时又能够照顾到特殊少数群体的利益要求，那么这样的政策方案就会在更广泛层次获得其合法地位，从而也有利于政策的执行和政策目标的实现。

此外，从政策方案规划的角度来考虑，“限制养犬”政策在政策问题的界定、政策目标的确立、方案的设计和方案的抉择等方面均体现了群众利益至上的特征。

如前所述，政策问题的界定是以广泛的群众讨论为基础的；关于政策目标确立为“禁养”还是“限养”的争论的最终解决仍然是以群众的利益为依归的；方案的设计上更能体现群众的利益要求，避免一刀切的做法迎合了不同层面的公众的要求；而方案的最终抉择过程由于有了充分的讨论而变得顺利了许多，只要意见统一到了群众的利益上，那么共识就能够轻松地达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