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文化 一种感悟

一种文化一种感悟

作者：王秋海祁颖

来源：《文学教育·中旬版》2014年第11期

[摘要] 桑塔格作为从现代性向后工业社会过渡的人物，深刻体察到精英文化与科技催生的大众文化之间的对抗。然而她认为艺术并未死亡，也不必与科学主义分庭抗礼，而是倡导艺术在功能上产出变体，与科学相互“借用”和契合，形成“新感悟”，为艺术的新功能拓展新的表现形式，在“一种文化”中使艺术获得新生。

[关键词] 桑塔格；新感悟；艺术/科学

一、“最后一位知识分子”

苏珊·桑塔格正如她自己所称，是个“通才”（generalist）型知识分子，或是“杂家”。她在20世纪40年的文学生涯中所建构的美学和文学创作的大厦里为我们留下了丰瞻的思想和艺术资源，其涉猎之广泛（音乐、戏剧、电影、小说、舞蹈、科幻文学、同性恋、疾病、色情文化等）、评论之深刻、所论西方文人哲人数量之多之庞杂，可谓“探赜索隐，钩深致远”。自从桑塔格上个世纪60年代步入文坛以来，她的思想在早期和后期之间也呈现出极大的变化，比如她的后期小说《火山情人》便与她的早期超现实主义的心理意识流小说呈现出了极大的反差，虽仍很感性，却基本已向现实主义手法回归。从中也使我们看到了消费主义阶段市场意识对桑塔格的影响。桑塔格是一个“自变”的批评家，总在不断地对自己的思想和观点进行修正和否定，因为她坚信“否定”（negation）是现代主义的重要理念之一。

诚如她自己多次说过的，她总是在重新开始，总是“从过去的作品中逃逸。”[1]研究桑塔格的学者肯尼迪也称“桑塔格的写作同样是自我否定的，……矛盾情绪是她作品中占主导地位的情感模式。……她似乎常常在与自己争论，而且在她充当自己感悟的理论家的努力中肯定有一种自恋情结。”[2]

桑塔格的“逃逸”即善于修正自我的立场是与她处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交替点的位置上分不开的。也正因为此，才使桑氏清醒地认识到后现代景观（以科技催生的大众媚俗文化）对标榜精英精神的现代主义文化构成的威胁，并促使她提出了科学理性与精英文化相契合的方略。

桑塔格的矛盾性或思想中的多元和多视角特征来自于她所处的时代。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曾这样描述20世纪中期的知识分子：“我们认为自己是感悟的继承者；实际上，是所有关于现代性的继承者。”[3]欧文·豪也说：

纽约作家在现代性经验的末尾登上了舞台……一个描述他们状况的简单的方式，亦即他们疯狂的辉煌以及他们反复表现出的不稳定的原因是，他们来的太迟了。[4]

其实我们还可以加上这样一句：一个简单描述桑塔格的境况的说法便是，她来的更迟，因为在她跻身进入纽约知识分子圈子并成为一名现代派作家时，“文化的先锋性已失去了它往昔的权威。”[5]桑塔格与她的众多前辈一样，把现代主义作为一种乌托邦补偿的形式加以赞同和体察，作为使自己置身在都市化的知识分子文化中感到舒适的一种方式，但同时也与无家可归的感觉认同。她在《作为英雄的人类学家》（The Anthropologist as Hero）一文中指出：

我们时代的最严肃的思想与无家可归的感觉争斗着。由历史变革的非人性化加剧所带来的人类经验可感知到的不稳定感，已使每一个敏感的现代性头脑去记录某种形式的恶心和迷惘。……现代思想发誓运用一种实用的黑格尔主义：在他者中寻求自我。[6]

桑塔格所指的“他者”中有欧洲人对亚洲、非洲原始部落异国情调的探险和解剖；有对潜意识的深挖探密；而她则在流行文化中看到了现代知识分子的骚动和异化。她常称这一与大众文化的认同感具有一种“死后的”（posthumous）味道，正如肯尼迪所分析的，“在她把新的能量和洞察力带入纽约知识分子的批评中时，很快就开始把自己定义为现代主义颠峰期的收场人，对以寓言的方式结束的感觉做出她自己忧郁的反应，而她是把这种结束的感觉与现代性的末世论联系在一起的。”[7]

桑塔格正是站在西方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过渡的分水岭上的人物，向后瞻望着现代性的废墟，向前则一只脚已迈进了以碎片式和消费性为特征的雅俗趣味捆绑在一起的泛文化大潮之中。在这一新潮流中，桑塔格既是一名积极的鼓吹者，又是一个牺牲品，因为一方面她的激进姿态否定了调整和修正的温和手法，另一方面她对文学问题的遐想和重构又常常超出势力颇强的左派视野的范围。然而与更加大胆的年轻一代相比，她决不是只行动而停止思考的类型，但在那些发现新的运动与老式的观念迥然相异的人眼里，她却又过于充满“野性”的冲动。对于桑塔格思想的跨越性和难以捕捉性，美国批评家菲利普斯做了如下的总结：

有些人认为桑塔格极为恐怖，这些人不希望他们的艺术和政治变得敞开、流动、不确定、难以控制和指向青春。桑塔格是地道的时代的产物，而且过于聪明，以至无法接受早期四平八稳的思维方式，但她又痴迷于理论思考并意识到事物的复杂性，因此纯粹行动主义的政治和美学不能使她得到满足。桑塔格的全部写作都具有这样的两个方面：对尚未解决的构成思想史的问题持深深的怀疑态度，同时对变革与发现，对极具魅力的、历史对之无法上保险的新思想有着强烈，几乎是充满意志力的感觉。[8]

为此，今日桑塔格在美国知识分子生活中被视为一位怪杰和纽约传统中的“最后一位知识分子”之一[9]，也就是不足为怪的事了。

二、两种文化的对立

桑塔格的矛盾性来自于西方形式主义美学自身所蕴涵的不可克服的悖论，来自于形式主义自康德以降经19世纪直至20世纪历经无数“形式”的变奏后而不得不走向尽头的无奈。无论是康德的无功利性美学、受到“后印象派”启示的英国美学家贝尔和弗莱的“有意味的形式”和“特

殊情感”、还是近代的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和结构主义，都试图把传统美学中主客二元分立的格局改变为主客统一的思路，即强调艺术作品形式的重要性和独立性，让形式君临内容之上，使美从形而上的真、善中剥离出来，转而成为形而下的抽空道德意识的诉诸于感性的纯粹审美形式。西方自18世纪启蒙运动以来，工具理性的思维模式逐渐占了上风，然而科技的进步和工业化的迅猛进程并未如人们期待的那样给人类带来幸福的乐园，恰恰相反，由于神的主体性被人的主体性所取代，仿佛整个外部世界都是人所征服、所奴役的对象。在此历史进程中，科技进步无疑起到了助长人的主体力量的作用。但到了19、20世纪之交时，科技进步在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方面的副作用也日益暴露出来，这时出现了对科技进步持怀疑和批判的观点，人的主体性地位也逐渐受到怀疑。第一次世界大战，人类第一次大规模采用现代化科技从事战争杀戮的行为，它对于否定人的主体性有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面对这一局面，美学，尤其是形式主义美学家希求以充满人性精神的审美形式将分崩离析的当代人的精神世界重新统一起来，从而使其成为西方文化精神根源在现代性进程中逐渐丧失的救赎超越力量。按照法兰克福学派“审美现代性”的观点，在当今社会，审美已被看作是现代性文化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维度，或者说是现代性内部张力之一极，因为它自现代性之初就负有制约、反抗现代性理性专制的功能。然而在从这一维度进行思考的同时，美学的现代性内涵又与工具理性重新树立起了一种二元对立的关系。诚然，比之单纯将现代性等同于科学理性，“审美现代性”概念的提出无疑更为深刻地揭示出了现代性自身矛盾运动的规律，但从浪漫主义到马尔库塞等人的“审美解放”道路是否具有可行性？美学何以能够在现代与工具理性之间形成辨证对立的关系？诸如此类的进一步的追问，一直是困扰着西方现代美学家们的问题。

桑塔格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一方面承继了西方形式主义美学传统的余绪并将之发挥到极致，一方面也在她的美学理论建构中提出了消弭和整合新出现的美学与工具理性相对立的二元格局的提案，以此来帮助人们在“碎片化”的后现代社会中制止现代化的分裂，解救现代化所带来的危机，从而达到新一轮的精神超越，尽管这种超越早已不再具有形而上的涵义，而已向世俗化转向。

桑塔格的提案最集中体现在她在上个世纪60年代发表的文章《一种文化和一种感悟》（One Culture and the New Sensibility）之中。我们知道，“科学文化”概念的提出虽不是很遥远的事，但科学与反科学，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尖锐对立按照桑塔格的看法，却早已在两个世纪前便已露端倪，只是近来日益成为一种文化对象，成为知识界严肃对待的问题，由此可见，桑塔格写于20世纪60年代的关于“两种文化”的对立极其解决方案的文章，对我们今天仍具有很大的启示意义。

桑塔格把文学/艺术与科学的二元对立的起始时间界定在工业革命的到来，自此以后，“任何一个有智慧和善于表达的现代人都可能生存于一种文化之中，而排斥另一种文化。……他将讲着不同的语言。”[10]文学/艺术是一种通识文化，遵循的是西班牙哲学家奥尔加特·加塞特（Ortega y Gasset）对文化下的定义：即凡是阅读后忘记却为一个人所拥有的东西。[11]而科学文化则是专门家的文化。桑塔格认为，文学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从历史上一直就对工业化持反感的态度，无论是针对早期的污染环境的城市生活方式，还是20世纪后半业的一尘不染的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