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制度变迁阶级结构转型和收入不平等1978―2005-文档资料
改革开放30 年来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变迁
改革开放30 年来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变迁[摘要] 本文认为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其中最重要的变化之一是社会分层结构的变化。
作者从五个方面阐明了这一变化，即从以身份社会指标转化为以非身份指标来区分社会地位，经济分层取代政治分层，贫富差距扩大，社会中心群体与边缘群体关系的变化，新社会阶层的形成。
[关键词] 改革30年；中国社会分层结构；变迁1978年以后，中国的政治、经济和其他各方面的政策有了重大调整，开始实行一套全新的改革开放政策。
例如，在经济政策上，从单纯的公有制经济转变为多种所有制形式，从单一的计划经济转变为增加市场调节的成分并逐步形成了新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农村的人民公社体制转变为农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又如在政治上，逐步健全了法治，调整了社会各群体的关系，提高了知识分子的地位等等。
到了20世纪90年代，随着国有企业的改革、单位制改革，城市又出现了住房、医疗、养老、就业四大体制的变革，等等。
所有这些都在不同程度上导致了我国社会群体本身和各个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社会分层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下面，笔者就从五个方面来分析这些变化。
一、身份制的变迁如果用一句话概括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社会分层结构的最主要变化，可以说，变化的基本特征是从以“社会身份指标”来区分社会地位向以“非身份指标”来区分社会地位的方向转化。
改革前中国社会分层的特点是非财产型的，即区分社会地位高低的标准不是财产、经济收入的多少，而是一种特殊的身份指标，包括政治身份的区别，户籍身份的区别，工人与干部身份的差异等等。
从社会分层的角度看，改革以后的最大变化就是，原有的身份制度或身份体系逐渐瓦解或衰落，出现了重大的变迁，特别是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农民开始突破户籍身份的限制。
80年代后，我国的户籍制度有所松动，农民被允许进城开店设坊，兴办一些为城市居民所需的服务业。
起初对农民的放松还是有限度的，提出了所谓“离土不离乡”的政策，即允许农民离开农业生产而从事其它行业，但要求农民还只是在家乡范围内就业，而不要流入到大城市中去。
中国收入分配制度的演变、收入差距与改革思考
中国收入分配制度的演变、收入差距与改革思考一、概述收入分配制度作为国家经济体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演变和改革对于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将对中国收入分配制度的演变、收入差距的现状以及改革的思考进行探讨。
回顾中国收入分配制度的演变历程。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收入分配制度经历了从计划经济时期的高度平均分配到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转变。
这一演变过程可以划分为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改革开放初期，实行了按劳分配的原则，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第二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期，提出了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方式为补充的分配格局第三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至今，强调了个人收入分配要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体现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第四阶段是近年来，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加强对分配结果的监管，提出新的发展理念，共享发展成果。
分析中国收入差距的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了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但同时也导致了收入差距的扩大。
基尼系数作为衡量收入差距的重要指标，近年来一直处于较高水平。
造成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复杂多样，包括劳动力供需不平衡、行业垄断、个人禀赋差异、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等。
对中国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进行思考。
改革的目标是缩小收入差距，实现社会公平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具体措施包括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整顿收入分配秩序，强化税收调节等。
同时，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解决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
研究背景与意义收入分配制度的重要性：收入分配是民生之源，是改善民生、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最重要、最直接的方式。
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会公平的重要体现，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具有重要影响。
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近年来，中国的收入差距呈现扩大趋势。
基尼系数长期处于国际警戒线以上，这不仅影响了社会的公平与稳定,也制约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分析中国的制度与社会发展
分析中国的制度与社会发展中国的制度与社会发展是一个复杂而丰富的话题，涉及到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方面。
本文将通过对中国制度及社会发展的分析，探讨其特点、变化和影响。
一、中国制度的演变中国的制度演变可以追溯到古代的封建社会，其主要特点是以皇帝为中心的封建统治体系。
随着历史的发展，中国的制度经历了多次变革，如秦汉、唐宋、明清等时期的中央集权制度。
然而，中国的制度也存在着某些问题，如官僚主义、腐败等现象。
1949年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志着中国制度的重大转折，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制度阶段。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政治权力逐渐由个人转向集体。
建国初期，中国实行了集体所有制、计划经济等制度安排。
1978年，中国开始进行改革开放，逐步引入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
这一改革开放政策为中国的社会发展带来了深远影响。
中国经济逐渐开放，外资进入中国市场，国内私营经济得到了发展。
这一改革也推动了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和农村转型。
二、中国社会发展的特点1.规模庞大：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拥有广阔的国土和多元的民族文化。
这种规模庞大的特点对中国的社会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2.经济快速增长：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惊人。
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在短时间内迅速增长，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经济增长对中国的社会结构、就业、收入分配等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3.城乡差距：中国的城乡差距是一个突出的问题。
尽管城市经济发展迅速，但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仍然相对落后。
这导致了一些社会问题，如农村贫困、流失人口等。
4.环境问题：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中国面临着严重的环境问题，包括空气污染、水资源短缺、生态破坏等。
这些问题对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构成了威胁。
5.社会稳定：尽管中国面临许多挑战，但社会的稳定是中国制度和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
中国政府通过实行稳定的社会政策和强大的社会控制，确保了社会的稳定和秩序。
三、中国制度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中国的制度对社会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政治稳定：中国的政治制度为社会的稳定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变迁与社会不平等问题研究
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变迁与社会不平等问题研究中国是一个经历了丰富多样的社会变革的国家，社会阶层结构的变迁和社会不平等问题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
本文将从历史的角度出发，探讨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演变以及社会不平等问题的根源和解决办法。
一、中国封建社会的阶层结构古代中国封建社会的阶层结构主要分为士农工商四大阶层。
士人作为统治阶层，享有特权和权力。
农民居于社会底层，他们负责粮食生产，是整个社会经济基础的支柱。
工人则是城市中的劳动者，他们的地位相对较低。
商人阶层的地位在封建时代长期被忽视，商人被视为有损社会稳定的存在。
二、近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变迁近代中国经历了一系列的社会变革，社会阶层结构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辛亥革命后，中国进入了资本主义社会，城市工人阶级逐渐壮大，成为社会的重要力量。
此外，知识分子也成为一个独立的阶层。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开始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新的变化。
中国建立了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工农联盟，快速推进了农村集体化，农民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
同时，中国加强了对知识分子的培养和管理，使他们得到了较高的地位。
三、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新特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出现了新的社会阶层。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城市中新产生了一批富裕阶层，他们在社会中的地位得到提升。
与此同时，农民工群体也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社会阶层，他们在城市中从事低技术劳动，收入和社会地位相对较低。
在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并且一些高新技术人才也成为社会精英。
此外，中产阶级也逐渐成长为一个重要的社会力量，他们在经济、文化和社会领域都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四、社会不平等问题的原因和应对策略社会不平等问题是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其产生原因复杂多样。
一方面，历史的原因导致了社会阶层之间的脱节和差距。
另一方面，经济的发展不平等、资源的不合理分配、教育机会的不公平等也是造成社会不平等现象的重要原因。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变迁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变迁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变迁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社会分层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迁。
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不仅深刻影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也对社会结构产生了重大影响。
一、改革开放前的社会分层结构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大体呈现出传统的封建等级制度。
在这个等级制度下，社会被分为地主阶级、农民阶级、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等不同阶层。
地主阶级享有最高的地位和特权，拥有土地和财富；农民阶级是广大劳动人民，生活贫困，受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压迫；工人阶级则主要从事体力劳动，虽然收入相对较高，但权益受限。
而知识分子则相对特殊，虽然在社会地位上不如地主阶级，但享有一定的特权。
二、改革开放初期的社会分层结构变迁改革开放初期，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从原来的集体经济中解放出来，拥有了一定的土地并享受相应的分红。
工业方面，国有企业逐渐放开，各种形式的企业开始出现，工人阶级的收入和地位也有所提高。
同时，市场经济的出现使得市场对知识和技能的需求增加，知识分子开始脱离原有的特权体系，在市场经济中扮演重要角色。
这一时期，社会分层结构发生了初步的变动。
农民逐渐从农业社会转变为城市居民，部分农民涌入城市开始从事非农产业，增加了社会分层结构的多元化。
工人阶级的地位有所提高，通过市场经济获得了更多机会，一些工人甚至成为企业的老板。
知识分子也获得了更多机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然而，无论是农民还是工人阶级，他们的地位提升与城市户籍仍然存在一定的差距，进入城市的农民工和外来务工人员的待遇也并不高。
三、改革开放中期的社会分层结构变迁改革开放中期，中国进一步深化了改革开放，逐步完善了市场经济体制。
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城市人口增加迅速，城市化率也大幅度提高。
这一时期，城乡分割逐渐缩小，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之间的差距缩小。
与此同时，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带来了更为明显的社会分层。
中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变迁60年
中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变迁60年陆学艺【内容提要】不同的发展阶段有不同的社会阶级阶层结构。
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一直处于社会大变动时期。
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中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特别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由原来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演化转变为“十大阶层”。
值得关注的是改革30多年来，中国中产阶层正处于崛起阶段，尽管这个阶级阶层结构还存在诸多的问题，然而一个现代化的阶级阶层结构雏形已经形成。
【关键词】阶级阶层结构/中产阶层/变迁中国目前正处在社会大变动时期。
这个变动始自1840年鸦片战争。
历经辛亥革命、北伐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一化三改、人民公社化、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等阶段。
就其社会性质来说，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前，属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反帝反封建，改变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为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作准备。
新中国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建立，接着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随之开始。
新中国建立60年来，中国社会一直处于大变动中，变动的目标主要是使贫穷落后的传统农业、农村社会转变为繁荣富强的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经过艰苦奋斗，经过一化三改、人民公社化、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第1个到第15个五年计划等多个社会大变动的阶段，正在逐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有不同的社会阶级阶层结构，本文专就新中国60年来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变动情况作一分析。
周秦以来，中国是一个由皇权和封建官僚集团控制的农业社会，是由地主和农民两大社会阶级为主体的社会阶级阶层结构，两千多年没有什么变化。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被迫开放口岸与外国通商，开始了洋务运动，有了近代的工业和商业，有了中国工商业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走上了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道路。
由于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内地主、官僚阶级的封建统治，近代的工业和商业发展非常缓慢，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变化也非常缓慢。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阶层的变化及原因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阶层的变化及原因分析摘要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各方面改革的全面展开,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我国原有的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原有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内部成员的组成和关系变化的基础上又出现了一些新的社会阶层。
社会阶层的新变化既有政治制度方面的原因,也有经济体制方面的原因。
既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完善的必然结果,也是经济发展的体制环境所发生的重大变化在社会层面的客观反映。
本文的研究正是在上述背景下展开的。
关键词：阶层结构变化;政治制度;经济结构;产业结构Abstract:With China's reform of economic system, political system and various aspects in full swing, changed significantly Chinese social structure,great changes have taken place in our original social class, stratum structure, based on changes in the composition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original "two classes and one stratum" members appeared again on the the number of new social strata. New changes of social stratum of the existing political system, also have the reason of economic system. Establish the system of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is the inevitable result and perfect, the system environment is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major changes in the objective reflection of social. Deepening reform and development and market orientation of productivity is the fundamental reason for the change of social stratum structure in china. The study of this thesis is in the background.Keywords: stratum structure change; political sy目录摘要 (I)Abstract: (II)绪论 (1)（一）研究背景和意义 (1)1.研究背景 (1)2.研究意义 (1)2.1研究理论意义 (1)2.2研究实践意义 (1)（三）研究方法 (1)一、社会阶级、阶层相关概念的界定 (2)(一)社会阶级内涵 (2)(二)社会阶层概念的界定 (2)(三)社会中间阶层概念的内涵 (3)(四)新的社会阶层概念的界定 (3)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阶层新变化的表现 (3)（一）社会阶层结构要素趋向复杂化 (3)1.改革开放后,我国农民阶级内部分层趋向复杂 (4)2.改革开放后,我国工人阶级内部分层趋向复杂 (4)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知识分子阶层明显分化 (5)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增添了新的阶层 (5)（二）社会阶层结构比例趋向合理化 (6)1.我国社会中间阶层的比例趋向扩大 (6)2.我国农业产业人口比例趋向缩小 (7)（三）社会各阶层成员的流动性强 (7)1.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各阶层成员垂直性流动增强 (8)2.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社会各阶层成员水平流动性增强 (8)（三）工人阶级内群体收入差距拉大 (9)1.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工人阶级内部群体收入差距不大 (9)2.改革肝放以来,我国工人阶级内部群体收入差距拉大 (9)（四）社会各阶层的利益趋向多元化 (9)1.改革开放以前,社会各阶层收入来源较为单一、利益关系简单 (9)2.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社会各阶层收入来源多样化,利益关系较为复杂 (10)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阶层结构变化原因探析 (10)（一）政治制度的变化 (10)1、十一届三中全会废除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使得政治身份废除. 112、人民公社解体和户籍制度松动,使得“乡下人”和“城里人”的身份开始淡化 (11)（二）经济结构的变化 (12)1、所有制结构的变化 (12)2、分配制度的变化 (12)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 (12)（三）产业结构的调整 (13)参考文献 (14)致谢 (14)绪论（一）研究背景和意义1.研究背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社会步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对《中国制度变迁、阶级结构转型和收入不平等：1978—2005》一文进行方法论分析
【 关键词 】 测量 ； 定一 ￣， ６ １ － 究
从 社会研究的目的这个 角度分析 社会学家在对不同的社会研究现象做分析时 ，有不 同的研
一
、
究 目的。本篇论文研究 目的主要有描述性研究和探索性研究。 描述 性研究就是从 数据人手 ，但 只是做到经验概括这个阶 段而不生成理论 。本篇论文在分析中国经济社会转型的历史分 期 以及 历 史分 期 与 制 度 变迁 时就 属 于 描述 性 研 究 。作 者 客 观 地
描述的 ， 因此更接近于科学的范式 。 本篇论文在研究 中国城镇就 业人 口与就业单位的所有制类型时就用 了定量研究。作者 以图 表的形式直观地 以数据说话 ，表明了不同时期人们就业单位 的 所有制类型。 再如 ， 作者为了呈现改革开放以来阶级结构与阶级 流动 的趋势， 为了说 明收入与教育 的不平等 ， 绘制出了三种互相 竞争 的阶级分类法 的描述性统计 比较图 ，这样读者就会一 目了
类方式 ． 并展现其分类的优越性 。 现在笔者试着对这篇论文从四 个 不 同 的 角度 逐 一进 行 其 方 法论 的 分析 。
为 了分 析 马克 思 主 义 十大 阶级 分类 、 新 韦 伯六 大 阶级 分 类 、
当代中国十大阶层分类 ， 作者谨慎 、 全面地使用 了目前可能取得 的各种具有可 比性 的全 国性抽样资料 ，以及使用 了样本数量最 大、 最具权威 性的国家统计局 ２ ０ ０ ５年的人 １ ： ３ 普查资料 。这使 得 作 者 的研 究 有 了表 面 效度 。
仅是对这三个 时期 中国城镇 就业人 口与就业单位的所有制类型 的集 中概括与客观 总结并没有提 出其背后具体 的原因 ，所 以属
中国所有制结构演变对收入分配的影响
内容提要：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人民生活水平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
在经济快速发展和人民收入水平普遍提高的同时，我国居民的收入差距日益扩大。
笔者认为，最根本的原因是改革开放以来所有制结构的演变，我国所有制结构的演变对收入分配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现阶段所有制结构的调整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使居民收入普遍增加；所有制结构的多元化使居民收入差距全面拉开并逐渐扩大；多种经济成分并存、所有制实现形式多样化带来了居民收入来源和收入分配方式的多样化。
关键词：所有制结构的演变，收入分配，影响一、现阶段我国所有制结构的调整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使居民收入普遍增加改革开放前由于在所有制问题认识上的误区造成了我国单一的所有制结构，如1975年我国的所有制结构是：在工业总产值中，国家所有制占81.1%，集体所有制占18.9%；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国家所有制占56.8%，集体所有制占43%，个体所有制占0.2%。
这种畸形的所有制结构严重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我国自1978年以来展开的对畸形的所有制结构的改革成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根本举措。
20多年的改革实践已经证明，随着“一主多元”所有制结构的逐渐形成，我国各个地区、行业的生产力得到了迅速发展，全社会居民收入得到普遍增加。
相关资料表明，自1978年以来，我国居民收入的增长不仅是大幅度的，而且是与现阶段我国所有制结构的变革相适应的，其增长也是分阶段的。
第一阶段：1978―1984年，即快速增长阶段。
由于在农村普遍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促进了农村经济快速发展和农民收入的增加。
这一阶段农村居民纯收入年均增长18.2%，为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最高水平，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13.7%。
第二阶段：1985～1997年，即曲折中的缓慢增长阶段。
由于反复曲折，这一阶段我国居民收入年均增长 6.5%，低于同期经济增长率3.2%，也是现阶段我国居民收入增长最慢的时期。
中国的制度变迁阶级结构转型和收入不平等1978―2005-文档资料
中国的制度变迁阶级结构转型和收入不平等1978―2005一、导论:把阶级带回来在有关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变迁研究中,对于社会经济不平等的经验研究和理论概括一直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伴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是收入分配的持续恶化,特别是在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
从1990年到2005年的15年间,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人民币1 642元增加到14 040元;而收入的基尼系数也从0.356快速上升到0.449(World Income Inequality Database,2006;陈志柔,1999;国家XX局,2006)。
近年来中国社会不平等的恶化已经成为学术界与媒体共同关注的话题。
关于中国社会分层机制变迁的研究,以倪志伟的市场转型理论及其后续的相关争论在20世纪90年代的英语世界最为盛行(边燕杰,2002;Nee,1989、1991)。
受博兰尼(Polanyi,1957)和泽林尼等(Konrad &Szelenyi,1979)的启发,倪志伟将决定社会经济资源分配的模式区分为再分配制度与市场交换制度两种类型,宣称在中国从计划经济再分配制度转向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的过程中,掌握再分配权力者,例如干部或党员的收益将会减弱,而私营企业主与人力资本的拥有者将会获得市场青睐(Nee,1989;Nee & Cao,1999)。
此理论提出后,在政治资本、人力资本、个体户的收益和总体社会不平等的趋势等方面,均受到经验证据上的重大挑战,这就是所谓的“市场转型之争”(the markettransition debate)(Szel6nyi & Kostello,1996)。
一些研究发现,在市场转型过程中,所谓政治资本的拥有者,其收益未必会减少(Bian&Logan,1996;Walder el al ,2000;Zhou,2000),学者们由此提出了关于政治权威延续的命题。
再如,有关私营企业主的研究表明,新兴的企业家未必都能得到市场的眷顾,在农村地区,相对于一般个体或家庭企业的收益随着劳动力市场的扩张而下降,具有干部身份的企业主却仍维持其经济优势(Walder,2002、2003;Wu,2006)。
我国的制度变迁
我国的制度变迁我国的制度变迁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
自中国历史上的封建制度到现代社会主义制度，我国的制度变迁经历了多次重大转型。
本文将从几个关键时期出发，分析我国制度变迁的演进过程。
一、封建制度下的社会秩序在中国历史上，封建制度长期占主导地位。
封建制度以皇权、地主权和宗法制度为核心，构建了中国社会的基本秩序。
这一期间，封建统治者通过权奸制度来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儒家思想对社会的推行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封建制度下，社会的稳定性和家族的尊严被视为最重要的价值观念。
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农民的地位低下，社会流动性几乎没有，人们的命运被生来的身份所束缚。
二、民主革命与国民政府的建立20世纪初，随着西方的现代思想的传入，中国爆发了一系列的民主革命运动。
这些运动挑战了封建制度的合理性，呼唤自由、平等和民主的价值观。
1911年辛亥革命后，中国的封建制度崩溃，临时政府于1912年成立，标志着民主的曙光。
随后，国民党内的政治斗争引发了中国近代历史上最为动荡的时期。
1927年，国共合作让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国民政府成立。
三、新中国的建立与社会主义制度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制度的根本性变革。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权成立，社会主义制度开始确立，国有经济得到大力发展。
中国着手进行党和国家机构的建设，建立起一系列的政府组织、行政机构和立法机构，形成了独特的国家治理体系。
新中国的建立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希望和尊严，贫困农民得以重新获得土地，社会主义思想传播并取得一定的成果。
不过，这一时期的中国也面临着政治运动、社会动荡和经济困难等一系列深刻的挑战。
四、改革开放与现代化进程1978年，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重大转折点。
改革开放的核心目标是解放生产力，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中国逐渐摆脱封闭状况，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引入外资和先进技术，快速实现了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成为当今世界上最具活力和影响力的国家之一。
我国收入分配制度的历史演变
我国收入分配制度的历史演变我国收入分配制度的历史演变收入分配制度是指社会上各种收入来源的分配原则和方式。
在我国，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经历了多个阶段的改革和发展，收入分配制度也随之不断调整和完善。
经过长达几十年的探索和实践，我国的收入分配制度已经从最初的完全计划经济到现在的市场经济，不断地进步和壮大。
中国的收入分配制度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计划经济时期的收入分配制度，第二阶段是改革开放时期的收入分配制度，第三阶段是新时代的收入分配制度。
以下将从历史演变的角度来分别介绍这三个阶段的特点和发展。
一、计划经济时期的收入分配制度（1949-1978）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计划经济的实现，社会财富的分配方式发生了彻底的变革。
在这一时期，我国实行的是“劳动价值论”基础上的分配制度。
具体来说，就是将全社会的收入划分为国家和集体两部分，国家部分主要用于国家财政收入和国务支出，而集体部分用于农村和城市的发展。
在农村，实行了“包产到户”的政策，让农民自主经营土地和拥有个人积蓄，使得农村的过程生产得到空前的发展；而在城市，实行了“事业单位”和公共部门的工资制度，是工人阶级能够获得稳定收入的一个关键因素。
不过，计划经济时期也存在一些不足，例如福利低下、贫富差距大、少数特权阶层存在等问题，这些问题在改革开放后得到了有效的解决和改善。
二、改革开放时期的收入分配制度（1978-2012）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出现了快速的发展和壮大，实现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进一步深化了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
在这一时期，我国采用了多种形式的收入分配制度，如市场化、国家调节、民间自发等。
在农村，实行了“土地承包”政策和农民集体经济，让农民从集体转向了家庭经营，实现了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
在城市，实行“人力资本”理论，促进了教育、技能和经验的价值升值，也使得城市居民的收入水平不断上升。
但是，改革开放时期的收入分配制度模式也受到了贫富差距扩大、特权阶层等问题的困扰。
改革开放前后我国社会阶层
改革开放前后我国社会阶层1978年以后，我国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它包涵着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等一系列的制度变革。
社会分层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1.社会阶层变化的经济因素建立市场经济体制。
改变了原来的单一公有制结构，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制度。
出现了代表这些经济形式的社会阶层，如经理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个体户阶层、外资企业的管理人员等。
与所有制改革相联系的是分配制度的变迁，由于人们对生产要素和资源的占有不同，造成他们在收入分配中的机会和地位上存在很大差异，从而促使社会阶层发生分化。
经济对社会阶层分化产生重要影响的另一原因是工业化。
其直接后果就是劳动分工的细化和专业化。
工业化使社会组织快速发展，组织内部分化，引起管理层的增加。
经济组织、国家和社会管理组织中的管理者拥有对组织所属的资源控制和支配的权力，从而，在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出现经济地位、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的重大差异，分化出了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和经理阶层等。
2.社会阶层变化的政治因素首先是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废除政治身份。
大量冤假错案的平反，地、富、反、坏、右、走资派等一系列政治身份全部废除，持续几十年的政治歧视从此停止。
其次是人民公社解体和户籍制度的松动。
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人民公社解体，使农民成为自由人。
户籍制度的松动，使大批农民进入城镇成为个体户、私营企业主或者农民工。
再次是国家政策的区别对待。
由于各地历史优势、自然优势等方面的差异，发展不平衡，国家实行了按不同区域、不同人员区别对待的政策。
我国先后设立了经济特区，开放了一些沿海城市，成为先富裕起来的地区。
同时大量人员下海经商，他们中的很多人成为先富起来的群体。
也使我国社会不同地区、不同群体发生了分化。
二、社会阶层变化的基本状况1.我国社会阶层分类的基本观点首先，主流意识对我国社会阶层变化的基本观点。
2001年江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阶层构成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
第二章 阶级阶层
◦ （二）韦伯的阶级思想
◦ 韦伯也讨论和分析了阶级，但他的理论和马克思的理论既有联系，又有很大 的区别。 与马克思一样，韦伯也认为财产所有权对于成员的阶级位置有重要意 义，他曾经说过 “财产占有和毫无财产是一切 ‘阶级状况’的基本范畴” ，但 他认为，社会中的权 力关系 （人对人的统治、支配或命令关系）具有重要的意 义。权力可以区分为三种不 同的类型，即经济的、社会的和行政的，其中，经 济的权力来自市场交换领域。以经 济的权力为基础的社会群体可以称为 （经济 的）阶级，主要是指因在商品和劳动力市 场中获取经济利益 （占有财物与获得 收入）的不同而享有不同生活机会的群体。他明 确指出， “在市场上的这种机 会是表现个人命运的共同条件的机制，阶级状况归根结 底取决于市场状况 （ ｍａ ｒ ｋ ｅ ｔｓ ｉ ｔ ｕ ａ ｔ ｉ ｏｎ）” ，市场地位 和市场状况强烈地形塑着成员的生活机会 （ ｌ ｉ ｆ ｅ ｃ ｈａｎ ｃ ｅ）。 韦伯 认为，社会封闭 （ ｓ ｏ ｃ ｉ ａ ｌｃ ｌ ｏ ｓ ｕ ｒ ｅ）是将弥散分布的权力 类型化的重要机 制。通过这一机制，社会群体将报酬和机会限定为一小部分精英群体 所拥有并谋 求报酬最大化。在经济或市场领域中，这种封闭主要是通过经济机会的 “垄断” 实现的。市场中的优势阶级能够通过垄断机会排斥来自地位较低阶级的成员， 维 持乃至增强自身的优势。和马克思强调大规模的阶级行动不同，在韦伯看来，阶 级 仅仅是潜在的共同体，只是构成了共同体行动可能的、经常的基础，它离真正 的社会 共同体还有很远的距离。
结构测量
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特别是 二战结束以来，伴随新技术革命
和经济持续 高速增长，西方发达
社会的社会结构及其社会不平等
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主 要表现
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演变与社会分层问题
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演变与社会分层问题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地域广阔的社会主义国家，其社会阶层结构的演变和社会分层问题一直备受关注。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和经济发展的快速增长，中国的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
本文将从经济、教育、职业等方面探讨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演变和社会分层问题。
一、经济层面的社会分层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社会经济是以农村集体经济为主体，绝大部分人口从事农业生产。
但随着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和城镇化的发展，城市的经济地位日益提高，城市居民的工资收入逐渐增加。
与此同时，一些农民转移至城市就业，成为城市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由此可见，在经济层面上，人们的社会地位逐渐由农村集体经济所决定变为由市场经济所决定。
二、教育层面的社会分层教育是社会分层的重要标志之一。
改革开放以前，受限于政治因素以及资源分配不平等，中国的教育体制长期处于相对封闭状态。
因此，家庭背景和地域因素往往决定了一个人能够接受的教育水平和机会。
然而，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教育事业得到迅猛发展，各层次的教育机会得到了相应扩大。
教育机会的扩大使得更多的人能够接受高等教育，提高了个人的社会地位和竞争力。
三、职业层面的社会分层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职业分布主要以国家机关和集体企业为主，职业选择受到政治因素和上层分配的影响较大。
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私营企业的兴起，个人创业的机会不断增加，劳动力市场的竞争也愈加激烈。
由此，个人的职业选择对于社会分层具有重要意义。
一些高技能、高薪酬的职业，如金融业、互联网科技行业等，成为社会地位和财富积累的重要途径。
四、城乡层面的社会分层城乡差距是中国社会分层的一个重要维度。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城市化的推进，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发展差距逐渐扩大。
城市的经济水平、社会福利以及基础设施等方面相对于农村更加发达。
而农村地区的发展还面临着土地制度、教育医疗资源等方面的不平等分配问题。
因此，城乡居民之间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水平差异较大。
中国改革以来阶级阶层结构的变化
2011年第1期(总第124期)黑龙江社会科学H e il o ng ji a ng Soc ial Sciences N o 1,2011G ene ra.l N o .124 社会发展与社会建设中国改革以来阶级阶层结构的变化李培林(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北京100732)摘 要:中国社会结构发生的巨大变化,表现在人口结构、城乡结构、就业结构、家庭结构、组织结构、收入分配结构、生活方式等各个层面,但阶级阶层结构的变化无疑是社会结构变化的核心内容。
阶级阶层结构的变化与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经济政策调整有密切的联系。
其中,有几个方面问题值得研究和关注:一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社会政策的两个重大调整,即阶级阶层政策的调整和收入分配政策的调整,这两个调整对中国阶级阶层结构和利益格局的变化产生重大影响;二是中国阶级阶层结构的变动,包括变动的过程以及现阶段阶级阶层结构的状况;三是利益格局的变化,主要有中国在城乡、区域、行业、个人等层面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四是目前中国阶级阶层研究关注的几个问题,包括收入差距变化趋势问题、市场机制与收入不平等的关系问题、社会公正问题、中产阶级问题、农民工问题等。
关键词:阶级阶层;社会结构;社会政策;改革开放中图分类号:C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4937(2011)01-0053-10收稿日期:2010-10-31作者简介:李培林(1955-),男,山东济南人,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学会会长,从事企业组织、社会分层、制度变迁和发展问题研究。
中国社会结构发生的巨大变化,表现在人口结构、城乡结构、就业结构、家庭结构、组织结构、收入分配结构、生活方式等各个层面,但阶级阶层结构的变化无疑是社会结构变化的核心内容。
阶级阶层结构的变化与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经济政策调整有密切的联系。
一、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社会政策的两个重大调整1.阶级阶层政策的调整人们一般把中国的改革定义为市场化改革,把改革的起点设定为农村土地承包制的开始实行。
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制度变迁
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制度变迁在近代中国经济发展史上存在着两个未解之迷:一个是著名的“李约瑟之迷”，即为何近现代科技与工业文明没有诞生在当时世界科技与经济最发达繁荣的中国？因此，实际上这个迷更应该叫做“中国近代经济落后之迷”；另外一个迷就是“中国当代经济增长之迷”，即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经济何以出现罕见的高速增长？对此，经济学家一直试图从不同的角度去寻找答案。
随着20世纪90年代初新制度经济学开始在我国盛行，学术界出现了用制度变迁理论来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
一、建国以来我国制度变迁的历程我们可以将新中国60多年的经济发展与制度变迁分为两大时期五个阶段。
两大时期是指1949—1978年改革开放前的经济发展与制度变迁的时期，以及1978年改革开放后的时期。
五个阶段是：1.1949—1957年，高度集权计划体制建立初期的国民经济恢复与快速增长阶段；2.1957—1966年，高度集权计划体制全面实施下经济结构扭曲的阶段；3.1966—1976年，高度集权计划体制下政治挂帅、社会动荡的阶段；4.1978—1991年，高度集权计划体制的改革探索期，其中包括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诱致性制度变迁扩散阶段（1978—1984年）、城市经济责任制强制性变迁的推广及诱致性、强制性变迁交替阶段（1984—1992年）；5.1992年—至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与全面深化改革阶段，包括整个制度环境的变迁和制度创新阶段。
改革开放后的制度变迁，从内容上我们可以把它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1.基本经济制度的变迁，突出地表现在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国有企业改革及非公有制经济地位作用的变化上；2.分配制度的变迁，从以按劳分配为主、其他分配为辅的原则变迁到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原则；3.价格制度的变迁，从改革伊始实行的调放结合、双轨过渡、政府定价与市场定价并存的“价格双轨制”，到如今的无论是生产资料、还是消费资料，都基本上由市场的供求规律和价值规律决定的价格制度。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_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分层结构的变迁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_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分层结构的变迁分析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在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方面进行了大幅度改革，社会由此开始了深刻的制度变迁。
这一制度变迁，使社会结构出现一系列变迁，我国原有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社会格局被打破，社会分层发生重大变化。
本文拟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分层结构的变化进行梳理，以求宏观地把握变化趋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分层结构的变化社会分层就是按照不同的标准将社会成员分成不同的阶级阶层。
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之下，社会分层结构既体现了经济因素的决定性作用，也凸显出文化因素的重要影响力。
（一）改革开放初期的社会分层结构改革初期，社会分层结构从政治分层转变为经济分层。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经济体制开始从计划向市场的转轨，为原有社会阶层的分化和新的社会阶层的产生都提供了动力。
在这一时期，原先所坚持的政治标准和劳动分工的划分原则开始转变，原有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也开始分化，各社会群体之间的流动性较为频繁，没有很明确的界限。
社会分层结构还没有形成稳定的体系，总体上呈现出一种过渡的特点。
所有制的变化造成社会分层的基础重构。
改革开放后，各种经济成分平等竞争，多种所有制形式发展，社会分层发生重大变化。
工人开始从“体制内”单位即全民和集体等公有制经济单位向“体制外”单位即个体、私营、外资等非公有制经济单位流动。
在沿江沿海较为发达的地区出现了个体经济、私营企业等经济形式，同时造就了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主等社会群体。
1982年颁布的宪法第十一条规定：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城乡劳动者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
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
这就明确规定了个体经济的合法地位，为个体户阶层提供了政治存在的合法保障。
同时，在较短的时间内，他们获得了丰厚的利润回报，这就吸引更多的人加入这一行列，促进了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主等社会群体不断发展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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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制度变迁阶级结构转型和收入不平等1978―2005一、导论:把阶级带回来在有关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变迁研究中,对于社会经济不平等的经验研究和理论概括一直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伴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是收入分配的持续恶化,特别是在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
从1990年到2005年的15年间,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人民币1 642元增加到14 040元;而收入的基尼系数也从0.356快速上升到0.449(World Income Inequality Database,2006;陈志柔,1999;国家XX局,2006)。
近年来中国社会不平等的恶化已经成为学术界与媒体共同关注的话题。
关于中国社会分层机制变迁的研究,以倪志伟的市场转型理论及其后续的相关争论在20世纪90年代的英语世界最为盛行(边燕杰,2002;Nee,1989、1991)。
受博兰尼(Polanyi,1957)和泽林尼等(Konrad &Szelenyi,1979)的启发,倪志伟将决定社会经济资源分配的模式区分为再分配制度与市场交换制度两种类型,宣称在中国从计划经济再分配制度转向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的过程中,掌握再分配权力者,例如干部或党员的收益将会减弱,而私营企业主与人力资本的拥有者将会获得市场青睐(Nee,1989;Nee & Cao,1999)。
此理论提出后,在政治资本、人力资本、个体户的收益和总体社会不平等的趋势等方面,均受到经验证据上的重大挑战,这就是所谓的“市场转型之争”(the markettransition debate)(Szel6nyi & Kostello,1996)。
一些研究发现,在市场转型过程中,所谓政治资本的拥有者,其收益未必会减少(Bian&Logan,1996;Walder el al ,2000;Zhou,2000),学者们由此提出了关于政治权威延续的命题。
再如,有关私营企业主的研究表明,新兴的企业家未必都能得到市场的眷顾,在农村地区,相对于一般个体或家庭企业的收益随着劳动力市场的扩张而下降,具有干部身份的企业主却仍维持其经济优势(Walder,2002、2003;Wu,2006)。
即便我们观察到人力资本作用的上升也不能说明市场的作用在加强(Wu & Xie,2003),无论是对政治资本还是人力资本回报的变化并没有一个确定的趋势,而是受制于具体的制度背景。
因此,20世纪90年代关于市场转型的争论最后不了了之(Zhou,2000)。
为什么会如此呢?参与市场转型争论的双方,虽然依据各自的实证资料(主要来自中国)做出了不同的理论概括,却留下了很多经验证据与理论视角上的空白。
首先,双方的观点受到研究资料本身的时空限制。
如倪志伟(Nee,1989)的资料来自1986年的福建农村调查,边燕杰(Bian & Logan,1996)的研究主要基于1991年的天津调查,而周雪光(Zhou,2004)的发现主要针对1994年中国的部分城市。
这些研究主要依赖城市或农村资料,导致对户口制度和城乡分割的长期忽视(Wu &Treiman,2004;2007);后续研究则依赖1996年的全国性抽样调查(Treiman & Walder,1996),无法讨论20世纪90年代后期逐渐发挥威力的民营化转型进程的影响。
在理论视角方面,争论双方以个体层次上对“人力资本”或“政治资本”的回报变化趋势来彰显分层机制的转变,忽视了具体的制度结构及其变化对社会分层机制的重塑(Wang,2008)。
由此,海内外部分学者开始探究改革开放前中国的特殊制度,诸如干部身份制、户口制度和单位制与改革开放之后社会不平等的关联(Bian,1994;Wu,2002;Wu&Treiman,2004,2007;Zhou,2004;边燕杰等,2008~李路路、王奋宇,1992;林宗弘,2007)。
这些研究将制度主义与当代社会分层研究结合起来,虽然开启了超越市场转型争论的希望之窗,却尚未能对改革开放以前的制度结构与改革开放后不平等的变化,提出一个整合性的分析架构。
与功能主义的社会分层理论不同,制度主义研究社会不平等时强调制度分割、结构壁垒,认为社会群体之间的不平等不能简单化为量上的不同,而是具有质上的差异。
一个群体与另一个群体之间通常具有难以逾越的鸿沟。
这与社会不平等研究中的阶级视角是相同的。
正因为如此,笔者在本文中提出一个结合制度主义与社会分层的阶级分类法,将新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带回到研究中国社会分层结构及其转变中来。
由于种种历史因素,阶级作为社会学研究的核心概念,在当代中国社会研究里缺席了将近30年(冯仕政,2008;Lm&Wu,2009)。
国内近年来对不平等研究一般偏向于“社会阶层”这一概念。
或许由于划分阶层的标准未能达成共识,许多相关研究仍各自采用了不同的分类来进行分析(李强,2004;刘精明、李路路,2005;张文宏,2006)。
如陆学艺等(2002;2004)依据组织资源、经济资源与文化资源的等级高低,将2001年的全国人口分为十大社会阶层,即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商业服务业员工、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和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
这些社会阶层的分类,或多或少参考了新马克思主义与新韦伯派的阶级分析,却自成一格,较难进行跨国比较。
社会阶层与相关社会结构转型的相关理论,如社会断裂或碎片化(李培林等,2004;李春玲,2005)、现代化或再生产(李路路,2003)等之间的逻辑关系也未能厘清(李强,2008)。
特别是1992年以来,随着中国社会不平等的恶化,各种劳动争议与群体性事件大量增加(Cai,2008;o'Brien&Li,2005;Pun,2005)。
自1995年《劳动法》实施到2006年为止,全国劳资争议件数增加了13,5倍,达4-4万件,以往功能主义的社会分层理论均无法展示分层与社会冲突之间的关联。
笔者认为,要解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大转型,包括贫富差距扩大与劳资争议增长的起源和动力,应当将“阶级”重新引入对中国社会不平等的研究中来,以理解导致不平等恶化的机制(Bian,2002;李培林等,2005;李友梅等,2006;林宗弘,2007;沈原,2006)。
本文旨在吸收并整合前述中国市场转型争论、制度主义研究与社会分层研究的成果,对改革开放30年来的阶级结构转型、阶级流动与社会不平等的变化提出更具整合性的理论架构。
本文根据户口、单位、干部身份制和私有制等四种所有权形式,建立了一个新马克思主义取向(Neo-Marxian)的中国阶级分类方式,并以经验数据展示其与当代中国十大社会分层分类法和新韦伯学派EGP阶级分类法相较之下的优越性(Erikson & Goldthorpe,1992;陆学艺等,2002、2004)。
笔者利用1988年以来的多个全国性抽样数据来分析阶级结构与收入分配的关系,特别关注对不同类型的生产性资产作用的变化,以此来检视中国社会分层秩序的变迁。
二、制度主义与阶级分析的基础中国民营或私有部门在1992年之后获得长足的发展,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面对由对生产资料占有不同导致贫富差距的恶化与劳资冲突的现实,中国社会学界似乎已经出现了重返阶级分析的共识(冯仕政,2008;林宗弘,2007;刘欣,2005、2007;刘玉照等,2007;仇立平,2006;2007;孙立平,2006;沈原,2006)。
现在的主要问题不是阶级在中国是否存在,而是如何对当代中国社会的阶级进行有意义的划分,以便勾画改革开放以来制度变迁与社会不平等的关系。
单纯地从古典马克思主义的定义,即对生产资料占有来划分资本家和工人两大阶级(Marx&Engels,1969),会将中国转型过程的多维性和复杂性简单化。
即便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的阶级理论也得到了相应的修正,以面对二次大战以后复杂的社会结构和管理阶级崛起的现实(Wright,2005)。
笔者认为,要从阶级的角度理解中国过去30年的社会转型乃至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半个多世纪的社会变迁,需要反思阶级分析的基础(foundation),并同时结合中国的具体制度,对阶级分析中的所有权(ownership)问题进行重新理解和认识(Wright,2005;Lin,2008)。
在新古典制度主义与分析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制度总是与所有权(ownership)有关。
根据社会科学中的制度主义理论传统,制度乃是指社会里各种正式(具强制约束)的或非正式(志愿性)的规范(rules)与组织(organizations),而经济制度中对经济绩效与收益分配影响最大的,是对各种生产要素占有的规范与组织(North,1990;Roy,1997)。
笔者认为,所有权应该被视为界定经济资源使用与获益之权利(rights)或权力(powers)的制度(Wright,1997;2005)。
所有权制度不仅与激励机制(我们称之为所有权的积累能力)有关,而且一旦涉及生产时的社会关系以及随之而来的剩余分配时,还可能会导致劳动过程中的生产剩余获取与支配关系(我们称之为“所有权的生产剩余获取能力”)。
新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认为所有权制度必须具备三种性质:排他性(exclusion)、获益性(appropriation)和生产关系的反向互赖性(inversed interdependence)。
当该种资产的所有者有权获取排他性利益的权利时,还必须依赖其他直接生产者的劳动,才会导致生产剩余获取,反之却不然(Wright,1997)。
换句话说,所有权的这三种性质,设定了生产性资产的积累/生产剩余获取能力,使资产所有者与非所有者之间构成彼此利益对立的阶级位置,并导致收益分配的不平等,这是新马克思主义阶级分类的基础。
然而,以生产性资产所有权的有无来划分阶级,只能呈现一个静态的阶级结构。
本文的理论创新之处在于以中国为例,将制度变迁与对生产性资产占有为基础的阶级结构转型连接起来。
政治经济制度的变迁会导致对某些资产所有权的获益性、排他性与反向互赖性的变化,或者说,各阶级收益分配权利的重新界定。
对某种资产所有权的获益性、排他性和反向互赖性等收益分配权利减少时,该种资产所有者的积累/生产剩余获取能力会被减弱,所有者与非所有者之间的差距从而缩小,相应的阶级界限就会逐渐模糊,并且导致跨越此界限之代际或代内阶级流动的增加;反之,对该资产的获益性、排他性和反向互赖性等收益分配权利提升时,意味着该资产所有者的积累/生产剩余获取能力逐渐增强。
随着积累/生产剩余获取能力的增强,将导致两种阶级位置的贫富差距加大,阶级界限的可渗透性(permeability)减弱,代际或代内阶级流动比率下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