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家户制与印度村社制起源的比较研究——基于历史制度主义“制度生成”分析范式

2017年第1期56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17年第1期Journal of Hubei Administration Institute 总第91期湖北行政学院学报No.1，2017General No.91・公共管理研究・：收稿日期：2017-01-01基金项目：2015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印农村妇女参与村级治理比较研究：基于实地调研”（项目编号：15JJDZONGHE009）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施远涛（1986—），男，湖北襄阳人，管理学博士，浙江理工大学法政学院公共管理系讲师，复旦大学公共管理博士后，主要从事中印地方治理比较研究。

〔摘要〕运用历史制度主义“制度生成”分析范式可知，中国家户制是奴隶制度、宗法制度冲突及观念变革的产物，它具有相对独立的个体家户，并为中华农业文明与农民价值伦理奠定了基础；印度村社制则源于雅利安人与达萨的冲突与融合，其鲜明的特点是种姓制度与宗教思想的嵌入，它是宗法制的和平的社会组织，内部事务不受国家干涉。

比较两种东方制度传统生成过程可知，家户制是中国农村社会中的本源型传统和基础性制度，是村落社会的根基。

当前农村家户的离散和流动破坏了家户的独立性和完整性，损坏了乡村社会的基础，从而使得乡村社会的治理及其现代化转型面临新的挑战。

要解决这一困境，需要重塑农村家户，筑牢乡村社会的基础。

〔关键词〕家户制；村社制；制度起源；本源型传统〔中图分类号〕D691.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155(2017)01-0056-06当下中国乡村社会正处于传统与现代的历史转换过程中。

在探索乡村社会未来转型之路时，注重传统的“延续性”与注重超越传统的“创新性”同样重要。

那些能够对现代社会产生长远影响的本源型传统，构成现代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制度，是现代社会的历史起点和给定条件[1]。

印度著名学者阿玛蒂亚・森在其著作《以自由看待发展》的中译本序言中写道“中国必须在建设其未来的同时不背弃过去”，并引用中国经典文论《诗品》中的名句：“结合故旧，产生新颖”[2]（P20）。

在东方国家的本源型传统中，中国的家户制与印度的村社制，在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变迁与沉积后所形成的制度因子，生长于农村社会的本源型传统中，构成了现代农村社会制度基础的“底色”以及制度创新的“源头活水”，并规制着未来农村社会制度变迁的路径。

然而，作为两个东方国家村落中的本源型传统，它们之间的差异甚至大于东西方之间。

因此，需要从微观层面去厘清二者的差异，把握二者的个性。

不了解二者之间的差别，哪怕是细微的差异，都无法准确把握这两个均具东方农业文明的本源型传统对后来农村发展及其制度变迁的影响。

所谓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基于此，本文将研究的视角投向历史深处，选取中国家户制作为切入点，以印度村社制为参照，运用历史制度主义“制度生成”的分析范式，通过深入细致地比较两种东方制度传统的生成过程，准确把握“家户制”这一具有“中国特性”的本体制度，进而从传统中寻求当今中国农村发展道路的历史脉络和未来走向，建立起传统与现代的关联性。

一、理论基础：历史制度主义“制度生成”分析范式制度在动态的历时性过程中生成并维系，故制度的生成、维系与变迁在形式上构成了制度运作过程的不同阶段，而解释制度的生成和变迁也就成为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重要命题。

卡尔・马克思从社会经济因素，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来分析和研究政治制度的形成和变迁，而马克斯・韦伯从合法性与合理性的角度来观察政治制度的产生；行为主义则因为忽视制度而基本上没有形成成熟的制度生成理论。

现代政治科学真正从自身的生成变化规律角度来研究和解释（浙江理工大学法政学院，浙江杭州310018）施远涛中国家户制与印度村社制起源的比较研究——基于历史制度主义“制度生成”分析范式57 2017年第1期制度生成和变迁的是以诺斯为代表的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家。

他们从产权理论、囚徒困境和交易费用的角度对制度的生成和变迁进行分析，并构建出精致的制度生成和变迁理论模型。

在新制度主义政治学中，深受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影响的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从功能主义视角，并基于行为主体理性选择的假设前提下，提出了一套制度生成和变迁理论。

在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看来，制度的产生和存续是因为相关的利益主体基于利弊的考量而形成的一种自我约束的契约规制，这种规则能够为相关个体带来较之于其他制度而言更多的好处。

但历史制度主义者认为，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这种制度起源理论虽然为政治科学的制度起源提供了精巧的解释，但同时也存在缺陷，如它的功能主义视角、目的主义以及自愿主义色彩等[3]（P221）。

因此，在融合了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制度生成理论将个体视为扩大自身利益的行动者的观点，以及谢茨施耐德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冲突分析框架的基础上，历史制度主义提出了自己的制度生成理论框架。

第一，新制度的创设或采用是在已经充满了制度的世界中进行的。

第二，制度起源于既存的制度偏见所引发的冲突而不是合作，或者旧制度在新环境下所面临的危机，从而引发出原有制度之下的政治主体产生改变现存权力的企图。

第三，新制度的建立虽然存在着制度设计的成分，但制度的起源并不在于理想化的设计。

第四，制度形成的偶然性。

在历史制度主义看来，任何一种政治制度的形成都受制于其背景提供的机会，而这种机会又是另外一些事件的偶然性联系的结果。

所以，他们在对制度的形成进行解析时，一再强调历史进程的无规则性而不是规则性。

另外，历史制度主义者积极进行理论的拓展与创新，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将观念（理念）这一重要因素纳入其研究的范畴，将制度与观念结合起来，并将观念与制度纳入到“结构——能动”的框架中去进行讨论，故制度与观念之间的结构性互动成为解释制度生成的又一关键性变量组合。

从以上历史制度主义对制度生成的解析可以看出，旧制度、环境、观念和行动者是制度起源主要涉及的变量，制度起源的方式和时机就取决于这几个关键变量之间的组合。

二、中国家户制与印度村社制的起源（一）中国家户制传统的起源1.家户制的形成：奴隶制度、宗法制度冲突及观念变革的产物根据历史制度主义关于制度生成的理论内核与关键要素，本文接下来将从宏观环境、旧制度、思想观念与行动者等几个方面对中国家户制传统的起源进行一个归纳性的总结与阐释。

首先，从宏观环境及时代背景来看，家户制起源于春秋战国之交，是奴隶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时代。

在这个时代，一方面，铁制农具较多的使用以及牛耕的推广，极大地提高了当时的农业生产力；但从生产关系方面看，当时的上层建筑依然是以奴隶制为主的奴隶社会。

奴隶制社会的特征是以奴隶主占有生产资料和生产者（奴隶）为基础的社会，其政治统治是赤裸裸的阶级压迫。

维护其统治的组织形式是分封诸侯以维系天子的天下。

各诸侯既是“王”的助手，又是“王”的制约力量，它是阶级统治还不甚成熟的一种松散的统治形式。

尽管如此，它毕竟是奴隶主阶级专政的国家体系。

奴隶主利用此国家机器对广大奴隶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使奴隶对生产毫无兴趣，而且不断破坏生产工具，成批逃亡，阶级矛盾日益尖锐，这种生产关系日益成为生产力发展的严重障碍。

此时的生产力发展要求有一种适应其发展水平的新的生产关系来代替它。

其次，从旧制度方面来看，如果说奴隶制度是主导这一时期的宏观制度环境，那么，支撑这一上层建筑的核心下位制度（中观层面的制度）便是以血缘内聚力为基础、通过分封建国的宗法制度。

随着宗法制度内部所蕴含的冲突矛盾在新的宏观环境背景下变得愈发激烈，既有制度偏见所引发的冲突成为了新制度产生的重要因素。

宗法制度所蕴含的冲突具体表现为：其一，诸侯分封制。

分封制是宗法制度的核心要素之一，“分封制下的诸侯，一方面保持宗族族群的性格，另一方面也势必发展地缘单位的政治性格”[4]（P155）。

随着时间的推移，宗族血缘的内聚力因代际相传而间隔式变弱，越来越难以起到有效凝聚统治力量的功能，故各诸侯国的地缘政治色彩越来越浓，独立性越来越强。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的地域文化特征越来越明显，政治上则逐渐摆脱了周王室的控制。

而脱离了周王室控制的各诸侯国，在对财富和疆土扩张的驱使下逐渐走向战争和冲突。

其二，财富的嫡长子继承制。

宗法制度中规定，家族的君位、王位和财富由嫡长子来继承，这也激发了宗族内大、小宗子之间的冲突和矛盾。

其三，世卿世禄制度。

世卿世禄制度的存在使得有能力的普通人无法凸显，造成板结式的社会堵塞，当新兴的异性大夫或贵族取得一定的地位后，势必希望打破这种既得利益集团，因而，便展开了与旧贵族间的矛盾冲突。

第三，从观念与行为方面来看，随着宏观制度环境施远涛：中国家户制与印度村社制起源的比较研究2017年第1期58湖北行政学院学报的逐渐变化，以及上述宗法制度中这些矛盾冲突的加剧，优雅的周礼在这些诸侯国间以及各诸侯国内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中被彻底颠覆。

一些诸侯国特别是弱小的诸侯国谋求变革的思想与图强的决心逐渐产生。

其中，秦国的商鞅变法，不仅使得秦国从一个弱国逐渐变强，最终统一了天下；最关键的是，商鞅变法中形成的家户制度以及高密度的小农经济在中国确立了牢固的地位，即“两千年皆秦制”。

可以说，秦始皇的伟大功绩不在于修建万里长城，而在于形成了一个能够不断再生产亿万自由家户小农的制度[1]。

2.家户制的形式与性质：相对独立的个体家户通过上述过程形成的家户制具有如下形式与特性：第一，“五口百亩之家”是其基本形态。

根据《汉书・食货志》中关于战国时期李悝为解决当时农民丰歉之年粮价波动很大而算的收支账目中的数据记载，当时一个个体家庭，一般是“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这不仅是普通平民的家庭形态，也是其他社会阶层的主要家庭形态。

第二，个体家户既是基本生活单位，也是基本生产和消费单位。

在宗族制度下，大的宗族组织虽然也是由个体小家庭组成，但这里的小家庭还仅仅是一个基本的生活单位，生产的基本单位一直是宗族公社。

而在家户制基础上形成的个体小家庭，不仅是一个基本生活单位，也是一个独立的生产单位，所有的生产活动都以小家庭为单位进行。

一户小农，占地百亩或数十亩，全家的劳动力和半劳动力，用简单原始的农具，在小块土地上辛勤的耕作。

同时，个体小家庭也是一个独立的消费单位，衣食住行等经济生活，都以小家庭为单位进行；而且，这样的个体小家庭还是一个进行社会活动和交往的单位，由家长或者家中长者代表参加社会交往活动，积累家庭的社会资本。

第三，个体家户是一种农工商结合与互补的自然经济生产单位。

一家一户的个体小农家庭，除了从事农业生产外，家中的女劳动力也利用房前屋后种的桑麻，田边地角种的瓜菜，从事采桑、养蚕和织帛及饲养家畜、家禽等生产活动，以补贴农业生产的不足，从而形成了农工商结合与互补的基本经济形态。

第四，个体家户是国家户籍登记以及征收税赋、兵役与徭役的基本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