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牛

鲁迅与牛

梁实秋故居正门

我没有什么话要说，也没有什么文章要做，但有一种自害的脾气，是有时不免呐喊几声，想给人们去添点热闹。譬如一匹疲牛罢，明知不堪大用的了，但废物何妨利用呢。——鲁迅

我在《新月》第二卷第九期写了一篇短文《答鲁迅先生》，我的大意不外两点：

（一）我觉得鲁迅先生近来的翻译“晦涩”，甚而至于“难解之处也真多”，所以真不愧为“硬译”，我已经举过三个例，随时还可多举几个例。

（二）鲁迅先生善写有“趣味”的“嘲笑”人的“杂感”，但是我不曾知道他的积极的对于文艺与思想的态度是什么，主张是什么，所以我愿他说几句正面的话。

这文章发表以后，就有朋友写信劝我不必再在这种没有价值的争论上枉费精神。而我认为，只要不闹到意气用事，辩难的文字也不是完全没有意思的。打笔墨官司是容易事，实在就是较文雅的吵嘴，那里配谈到什么“讽刺文学”。在文学上没有见过世面的人，也许见到谁写了几段下贱的刻薄话，便大惊小怪的嚷：“这是讽刺文学呀！”这真是不知“天多高地多厚”了。我现在回答鲁迅先生几句话，万万

不敢亵渎“讽刺文学”的招牌。

鲁迅先生对于我上面说的两点正文，截至现在为止，并没有回答。而许多许多枝节问题又生出来了。这正是鲁迅先生的故态，他就没有耐性能使他彻底的在某范围之内讨论一个问题，你指摘他这一点，他向你露露牙齿笑两声，然后他再蹦蹦跳跳的东一爪西一嘴的乱扑，他也并不想咬下你一块肉，只想撕破你的衣服，招你恶心。这种的Dorillawarfare并不使人怕，只使人厌烦。这样辩论下去，永远不会有什么结论的，因为鲁迅先生要争的似乎不是什么是非，他要的是“使人不舒服”而已。与其逼鲁迅先生说正经话，还不如索性给他一个放刁的机会，让他充分的表现他的特长罢。

鲁迅先生这个人，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呢？别人的话靠不住，让他自己来供：鲁迅

“我没有什么话要说，也没有什么文章要做，但有一种自害的脾气，是有时不免呐喊几声，想给人们去添点热闹。譬如一匹疲牛罢，明知不堪大用的了，但废物何妨利用呢，所以张家要我耕一弓地，可以的；李家要我挨一转磨，也可以的；赵家要我在他店前站一刻，在我背上贴出广告道：敝店备有肥牛，出售上等消毒滋养牛乳。我虽然深知道自己是怎样瘦，又是公的，并没有乳，然而想到他们为张罗生意起见，情有可原，只要出售的不是什么毒

药，也就不说什么了。但倘若用得我太苦，是不行的，我还要自己觅草吃，要喘气的工夫；要专指我为某某家的牛，将我关在他的牛牢内，也不行的，我有时也许还要给别家挨几转磨。如果连肉都要出卖，那自然更不行，理由自明，无须细说。……”①

这真是鲁迅先生的活写真，仔细看过这段描写的自白，也许有人以为我以前太多事，人家已经说得这么明白清楚，何必还用什么对于文艺思想的积极的意见？鲁迅先生一生做人处世的道理都在这一匹疲牛的譬喻里很巧妙的叙述了。一匹牛，在张家可以耕田，在李家可以转磨，在赵家店前可以做广告；一个人，在军阀政府里可以做佥事，在思想界可以做权威，在文学界里可以做左翼作家。这譬喻来得切确。不过人应该比牛稍微灵些，牛吃李家的草的时候早忘了张家，吃赵家的草的时候又忘了李家，畜生如此，也自难怪；而人的记忆力应该稍强些罢，在吃草喘气的时候，也该自己想想，你自己已经吃了几家的草，当过了几回“乏”“牛”！

鲁迅先生做牛是有条件的，第一个条件是不能用得太苦，第二个条件是不要专指为某家的牛，第三个条件是不卖肉。第一个条件能办到，用牛耕田转磨的主子可以体恤到这一点，多给几捆草，少写几千字，算不得什么，不过在牛一方面，这一点也是应该言明在先的罢了。第二个条

件稍难，你流着汗给张家耕田，旁人自然就说你是张家的牛，你吃李家草，旁人自然就说你是李家的畜生，除非人家认识你，或是有人在你毛上打过一个烙印，印着“我是一匹丧家的乏牛，谁给草吃我就给谁做工，救救罢，可怜的乏牛！”第三个条件又容易了——说到这里想起一桩事。

一九三○年四月八日上午十时，上海发生了一件大事，“全上海的革命团体在自由运动大同盟的号召之下，准备对于南京的四三惨案有所表示”。自由运动大同盟即是鲁迅先生领衔发起的。“有所表示”者，即“三四百个”人要冲进北京大戏院开会未果，被巡捕打死一个，而“留下一滩鲜血”是也。这事发生之后，颇有人为鲁迅先生担心，因为不晓得流了“一滩鲜血”的究竟是哪一位。尤其是，在某处听说“凡是左翼联盟的作家都要参加工农革命的实际行动”，一滩鲜血，喜欢“讽刺文学”的人，当然没人能不认为这是很大的牺牲；而在“普罗”一方面看，这又是很光荣的一件事了，幸亏事实不久大明，死的不是“参加工农革命的实际行动”的“左翼作家”，是一位“勇敢的工人”。（《萌芽》月刊第五号第三一○页称这位死者为“赎罪的羔羊”！）鲁迅先生的“不卖肉主义”是老早言明在先的。

鲁迅先生究竟现在是吃哪一家的草，属于哪一个党，我并不知道，也并不想知道。我在第九期《新月》与鲁迅先生无关的一篇文字里写了“ZZ党”的字样，我用ZZ代替另

外两个字，这并不是我的“巧妙”，鲁迅先生发表文章的那几种杂志不是常常有XX党的字样么？大家似乎都避讳这两个字。例如《文艺讲座》第二九七页上还有“康命尼斯特”这样的一个名词，这岂不来得更巧妙。然而鲁迅先生以为我故意影射他是ZZ党，所以“职业比刽子手还更下贱”了。其实鲁迅先生何必要我“影射”。有草可吃的地方本来不过就是那几家，张家，李家，赵家，要吃草还怕人看见，太“乏”了！《萌芽》月刊第五号第一二六页有这样的一段：

“鲁迅先生……将旧礼教否定了……将国家主义骂了，也将无政府主义，好政府主义，改良主义……等劳什子都骂过了，然而偏偏只遗下了一种主义和一种党没有嘲笑过一个字，不但没有嘲笑过，分明的还在从旁支持着它。”

这“一种主义”大概不是三民主义罢？这“一种政党”大概不是国民党罢？▲注：① 见鲁迅作《〈阿Q正传〉的成因》。1930年1月10日上海《新月》第二卷第十一期与实人生离开。总觉得就沉静下去，我看中国书时，青年必读书先生鲁迅微信号：mr_luxu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