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

恩格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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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78

政治经济学的产生是商业扩展的自然结果，随着它的出现，就有了一整套成熟的官许的欺诈办法、一门完整的发财致富的科学来代替那简陋的非科学的生意经。

这种从商人的彼此嫉妒和贪婪中产生的政治经济学或发财致富的科学，额角上就打着最丑恶的自私自利的烙印。人们还有一种幼稚的想法，以为金银就是财富，所以必须在一切地方尽禁止“贵”金属出口。各国彼此对立着，就像守财奴一样，双手抱住他心爱的钱袋，用嫉妒和猜疑的目光打量着自己的邻居。他们不择手段地骗取那些和本国通商的民族的现钱，并把侥幸得来的金钱牢牢地保持在关税线以内。

如果彻底实行这个原则，那就会葬送商业。因此，人们便开始越出这个最初的阶段。他们开始明白，一动不动地放在钱柜里的资本是死的，而流通中的资本却会不断增殖。于是，各国之间的关系比较友好起来。人们开始把自己的金币当做诱鸟放出去，以便把别人的金币引回来，并且他们认识到多花一点钱买甲的商品一点也不会吃亏，只要能以更高的价格把它卖给乙就行了。

重商主义的学说就建立在这个基础上。商业的贪婪性已多少被掩盖起来；各国开始逐渐接近，开始缔结友好通商条约，彼此进行贸易，并且为了获得更大的利益，甚至竭力互献殷勤，彼此效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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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实质上还是同从前一样，贪财和自私，当时总由商业竞争所引起的战争就一次又一次地表现了这种贪财和自私。这些战争也表明了：贸易和掠夺一样，是以拳头为后盾的；人们只要认为哪些条约最有利可图，他们便会昧着良心使用诡计或暴力来把它们订成。

贸易差额论是整个重商主义学说的中心。正因为人们始终固执地相信金银就是财富，所以他们认为只有那最终给国家带来现金的交易才是有利的。为了说明这一点，他们就拿输出和输入来比较。如果是出超，那末他们就认为这个差额会以现金的形式回到本国，而这个差额也就是国家财富的增长额。因而经济学家的手腕就是要设法使输出和输入到每年年底有一个顺差。就为了这样一个可笑的幻想，成千上万的人都做了牺牲品。商业也有它的十字军远征和宗教裁判所。

18世纪这个革命的世纪使政治经济学也发生了革命。然而，这个世纪的一切革命都是片面的，都停留在对立的状态中，抽象的唯物主义和抽象的唯灵论相对立，共和国和君主国相对立，社会契约和神权相对立，政治经济学的革命也是这样，它未能克服对立。依然到处都是这些前提；唯物主义不干预基督教轻视人类和侮辱人类的现象，它只是把自然当做一种绝对的东西来代替基督教的上帝并把它和人类对立起来；政治学没有想到去研究国家的各个前提；政治经济学没有想到提出私有制的合理性问题。所以新的政治经济学只有一半是进步的；它不得不背弃它自己的前提，不得不求助于诡辩和伪善，以便掩盖它自己所陷入的矛盾，以便得出那些不是由它自己的前提而是由这个世纪的人道主义精神得出来的结论。这样，政治经济学就带上了博爱的性质；它不再宠爱生产者，转而垂青消费者了；它假惺惺地对重商主义学说的血腥恐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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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衷心的厌恶，并且宣布商业是各民族、各个人之间的友谊和团结的纽带。所有这些都十分冠冕堂皇，可是这些前提马上又显身手了，它们创造了马尔萨斯人口论来对抗这种伪善的博爱，这种学说是过去一切学说中最粗暴最野蛮的一种学说，一种绝望的学说，它玷污了关于仁爱和世界公民的一切美妙的言词；这些前提创造了并发展了工厂制和现代的奴隶制，这种奴隶制就它的不人道和残酷性来说并不亚于古代的奴隶制。新的政治经济学，即以亚当·斯密的“原富”179为基础的自由贸易学说，也同样是伪善、矛盾和不道德的。这种伪善、矛盾和不道德目前在一切领域中和自由的人性处于对立的地位。

可是，难道说亚当·斯密的学说不是一个进步吗？当然是进步，并且是一个必要的进步。为了使私有制的真实的后果能够显露出来，就必须摧毁重商主义学说、它的垄断以及它对商业关系的束缚；为了使当代的斗争能够成为普遍的人类斗争，就必须使所有这些地方的和民族的打算退居次要的地位；必须使私有制的理论抛弃纯经验主义的纯客观主义的研究方法，使它具有一种理论也对后果负责的更为科学的性质，从而使问题涉及全人类的范围；必须通过企图否认旧政治经济学的不道德和因此而产生的必然结果即伪善而使这种不道德达到极点。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乐于承认，仅仅由于论证并实现了贸易自由，我们才有可能超出私有制的政治经济学的防伪，然而我们同时也应该有权指出，这种贸易自由的全部理论和实践都是微不组道的。

我们所要批判的经济学家离我们的时代越近，我们对他们的判决就越严厉。因为亚当·斯密和马尔萨斯所看到的现成的原理只不过是一些片断的东西，而在最近的经济学家面前却已经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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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套完整的学说；一切结论都已经做出来了，各种矛盾都表现得十分清楚，但是他们却没有去追究各个前提，还总是为了整个学说负担着责任。距离我们时代越近的经济学家越不老实。时代每前进一步，要把政治经济学保持在时代的水平上，诡辩术也必须提高一步。所以李嘉图的罪过就比亚当·斯密大，而麦克库洛赫和穆勒的罪过又比李嘉图大。

最新的政治经济学甚至不能对重商主义的学说做出正确的评价，因为它本身就带有片面性，并且还有重商主义的各个前提拖累着它。只有超出这两种学说的对立，批判这两种学说的共同前提，并从纯粹人类的一般基础出发来看问题，才能够给这两种学说指出它们的真正地位。那时大家就会明白，贸易自由的捍卫者原来是一些比旧时的重商主义者更为恶劣的垄断者。那时大家就会明白，在新经济学家的虚伪的人道背后，原来隐藏着旧经济学家闻所未闻的野蛮；旧经济学家的概念虽然混乱，但是和他们的反对者所捏造的逻辑比较起来还是单纯的、有连贯性的；这两派中任何一派都不再可能只责备对方而自己不会受到同样的责备。所以最新的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就无法理解李斯特为什么要恢复重商主义，但是我们却觉得这件事情很简单。不彻底的暧昧不明的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必然要重新分解为它基本组成部分。正如神学不回到迷信，就要进步到自由哲学一样，贸易自由不造成垄断的恢复，就要造成私有制的消灭。

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唯一的肯定的进步就是探讨了私有制的各种规律。这种政治经济学确实包含着这些规律，虽然这些规律没有成为最后的结论，还没有清楚地表述出来。由此可见，在问题涉及寻求生财捷径的一切地方，就是说，在一切纯经济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