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外祖母

我的外祖母

最初的记忆

不知别人最早的记忆可以追溯到几岁，我最早的记忆是四岁，那一年经历的一些事情已过了这么多年，经历了那么多风风雨雨，我却至今念念不忘，历历在目。

那时我和外祖母住在济南市槐荫区十一马路路东一个大院里，院里住着十几户人家，院子的大门是两扇漆黑的木门，门柱插在两侧的方形石墩里，一尺多高的门槛插在门墩的竖槽里，我那时个头矮，每次跨过门槛都像是在艰难的翻越一道矮墙。这个大院的房屋是我母亲的爷爷解放前花钱建造的，解放后被军管会收去分配给了大家。我外祖母住的是一幢坐北朝南一厅两室的平房，进门是一个厅，门厅左右各有一间，但这一厅两室并不归我外祖母一户所有，我外祖母住西屋，另一户叫范兆海的人家住东屋，门厅两家共用。

我外祖母姓贺，名绳梅，祖籍德州市平原县张华乡贺沟村，1911年10月10日出生。我四岁那年她50岁，身高一米六多，椭圆脸，齐耳短发，经常穿一件自己缝制的蓝布大襟上衣。她学过裁缝，做得一手好针线活，平日的工作是给十一马路路口一家服装店加工服装。服装店揽来了活就通知我外祖母去拿布料，在家里做好了再送回服装店，返回家时手里便多了块儿八毛的人民币。我记的那时外祖母经常领着我去服装店要活做，而店老板则是经常回答：“没有，有了活一定会通知你。”光靠做针线活不能养活我们祖孙二人，为了生存外祖母还给人家带看孩子。她看的女孩叫莹莹，莹莹比我大3岁，听外祖母说，莹莹姐的爸爸是个穿军装的军官，在济南市委交际处工作，交际处是负责会议接待活动的，在社会上很有地位，莹莹姐的母亲在省立医院当护士，我出生时就在省立医院，她给予了我无微不至的关照。我刚记事莹莹姐的爸爸、妈妈就把她接走了，之所以给我留下深刻印像，是因为我外祖母珍藏着一张她扶着我拍摄的合影照片。

我四岁的时候是1962年，正赶上百年不遇的三年自然灾害，全

国都在搞“生产救灾”，我外祖母裹过脚，因放开的早，虽不是“三

寸金莲”，但行走仍有些不便，干一些劳动强度大的活力不从心，她

就帮着左邻右舍干些裁衣服、织毛衣、看孩子等力所能及的活，人家给钱也不要。一个院的人就像一家人一样，虽然没有血缘关系，但外祖母都是让我喊爷爷、奶奶、叔叔、婶子，爷爷、奶奶、叔叔、婶子多了，为了区别开来，就按年龄让我喊大奶奶、二奶奶、三奶奶，大爷爷、二爷爷、三爷爷。我记得三爷爷是个拉地盘车的，有时给罐头厂送货回来常带一些苹果皮、梨皮之类的食物送给我外祖母，外祖母舍不得吃都省给了我。

我外祖母吸烟，但她吸得都是用自己裁好的长方形纸条卷制的一头大一头小，类似小喇叭筒似地卷烟。因为单吸烟叶吸不起，就到院内的白杨树下捡一些飘落在地上的叶子晒干搓碎了掺着吸。我见外祖母这样做，就也学着捡干树叶搓碎了徃那盛烟沫的圆形铁罐头盒里装，外祖母见了先是高兴，后来见我放多了就阻止我说：“放多了不好吸，太呛。”听了这话我就悄悄溜出去给外祖母捡别人丢弃在地上的烟头，

捡了烟头剥去烟纸把烟丝放到罐头盒里，再按比例加树叶，外祖母每每看到我做这些事时，都是默不作声地盯着我，眼里流露出的是一种既爱怜又欣慰的目光。

我和外祖母的日子过的虽然艰苦，但很温馨。祖孙二人相依为命，我是她倾心培育的青禾，孤寂时的寄托，黑暗里的光亮，艰难面前的希望。而外祖母则是我遮风避雨的大树，她的怀抱是我歇息沉眠的港湾，她的关爱是我成长沐浴的阳光，她的教诲是我滋润心田的雨露。

外祖母那时在我幼小心灵里就种下了一个至今不可颠覆的印像，这就是头脑清楚，心胸开阔，豁达坚强。这一点也许是她从父亲，冯玉祥将军手下的旅长，人送绰号“贺大刀”的贺云良那儿遗传来的。记得有一次，外祖母领着我去城郊赶集，集市上人来人往，摩肩接踵，外祖母买了几十斤玉米，装进袋子里，一手拎着粮袋一手拽着我挤出人群，把粮袋放在路边的空地上让我看着，而后又转身去买烟叶，这时一个三四十岁的汉子趁机跑过来，抓起我身边的粮袋就跑，我用小手抓着粮袋子不松手，他就拖着我跑，我挣不过他只好松开手无奈的

放声大哭，外祖母闻听哭声返回来时，那汉子早已扛着粮袋躲进人群无影无踪。外祖母抱起我来安慰说：“不怪你，也许那人家确实揭不开锅了。”那时买几十斤粮食不容易，外祖母没白没黑地在灯下给人做衣服、打毛衣，要赚很长时间的钱才能买这么多粮食，而且有了粮食也要掺着菜叶树叶之类的动西等节省着吃。可外祖母转身就像真的忘了这事似的，从此再没念叨这事。粮食没了外祖母就每天出去捡一些能吃的东西回来煮着吃，省下好的东西喂我。不久外祖母患了水肿病，我按过她那虚肿的腿，按下去就是一个坑，很长时间才能恢复，而我却被她喂得胖乎乎的，每当有人看着我那圆润的脸庞，夸我是个大胖小子时，外祖母便笑的合不拢嘴，脸上洋溢着一种掩饰不住的成就感。

外祖母虽然出生在乡下一个贫穷的抗日军人家庭，但因父母包办婚姻，嫁到城里资本家家里当了儿媳，背上了“剥削阶级”的包袱，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自然不去想那些当官当先进的事，又因年幼时家里贫穷，只上过几天初小，识不了多少字，所以也没有当科

学家、作家的理想。那时她的事业和理想就是把我抚养教育成人。

在我四岁那一年的夏天，我和外祖母离开济南去了淄博，去了我父母工作的地方淄博市博山区。

至今我仍清晰地记得走的那天是一个阴雨天，外祖母天不亮就把我从睡梦中唤醒，收拾起早已整理捆绑好的行李乘一辆三轮车去火车站，屋外淅淅沥沥地下着小雨，四周一片漆黑，为了不惊动左邻右舍，外祖母说话声音压的很低，搬动行李轻手轻脚。可谁知左邻右舍的灯还是敏感地点亮了，家家户户的门都相继打开，涌出来很多人来为我们送行。外祖母很感动，看不出她眼里是不是含着泪，但告别的声音里夹带着抑捺不住的哭腔。同院住着的一个靠“蹬三轮”为生的叔叔用三轮车把我们送到火车站，外祖母掏出钱给他，他说什么也不收，说：“你平时帮我们大家做了那么多事，我咋能要你的钱？”外祖母硬往他兜里塞，他就气急地说：“你这是在打我的脸。”我害怕地拽拽外祖母的衣襟，外祖母才把钱收回来。那人的脸也由怒转暖，动情地对外祖母说：“到了女儿那边别忘了给咱院子里的人回信报个平安。”

我外祖母没再说什么，只是使劲地点了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