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展延伸：清政府派遣留学生

清政府派遣留学生

明末清初，随着传教士的到来，西方科学技术也来到了中国。此时，随着文艺复兴的深入开展，西方科学技术也进入了飞速发展的时期。而与之相对应的中国科学技术则停滞不前。对于传入中国的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中国的士大夫们或者视而不见，或者提出一种他们看起来是理所当然的看法：“西学源出中国”，即当时中学不及西学的事物，其实是中国古代已有而传入西方，但中国本身反而失传而已。如黄宗羲就认为一些数学原理是周公时代西传的；钱大昕则认为西方天学算学，是习自于在中国已失传的祖冲之的著作；王夫之更是称西学大多是“剽窃中国之绪余”。

这样的看法是不是很可笑？如果你真的这么认为那就错了。实际上，这种观点使得当时能够接触到西方科技的人，能很安心承认并学习这些相对比较先进的西方学术。并且在当时那个年代也只能是这样。看问题要站在时代的角度，不能脱离时代背景。

显然，这个时候是不可能有留学生这种东西的——根本就不承认有西学，为什么要出国去学？我堂堂天朝什么没有？

直到清朝中晚期，才终于有中国人认识到：西学，原来是和国学完全不同的东西，并且有其优越之处。这个人叫做林则徐。

但此时的西学被称为“夷学”，其中虽有可取之处，但其地位远不及中国学术思想。什么，出国学习“夷学”？开什么玩笑？！

这种观点在洋务运动早期还是主流，不过先进的东西终究会被认识，“夷学”也就变成了“西学”。于是留学生就出现了。

19世纪60年代，清政府派出同文馆学生随同大臣出使西洋，但他们人数既少，居留时间也短，所以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还只能算是游学。不过是直接的感受一下西方是怎么回事而已。

尽管有争议，但大多数人认为容闳是中国第一个留学生。他回国后首先投奔洪仁轩，然后谢绝洪仁轩的挽留改投曾国藩。在曾国藩麾下，他提出了派遣留学生赴美学习的提议，曾国藩先后三次上奏朝廷——找一个官职比较大的人牵头，容易被朝廷重视和接受。据说，李鸿章最后也凑了一份，一些人或有意、或无意的认为第一批留学生是李鸿章派出的，为了掩盖它的卖国而在它脸上贴金罢了。

就算李鸿章在这件事情上有一定的功劳吧，那也要排在容闳、恭亲王、曾国藩之后。

由于当时主持朝政的恭亲王的大力支持，这一计划终于得到实施。1872年9月14日，率领30名中国幼童，抵达美国。开始了留学生活。

从1872年——1875年，总计派出了120名留美幼童。其中至少有50名考上了大学。

麻烦的事情是意想不到的。清政府派遣留学生的初衷是希望他们学习技术为政府服务，可谁也没有想到，因为这些留学生抵达美国时年龄过小，世界观还没有形成。也就是说，他们还不知道什么叫“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类对于政府最重要的东西，也不知道什么是儒家的仁义道德。由于他们长期生活在美国家庭里，所以他们的世界观也美国化了。清政府一旦发现这种情况，就立刻招这些学生回国。任凭前美国总统格兰特这样的重量级人物多方挽留，也不予接受。

官派留学生活动接近全面失败，清政府对留学生的培养，之所以能够进入高潮，完全是因为两个人的大力倡导。而这种倡导，由于顺应了时代的要求，发挥出了意想不到的作用。

由于戊戌变法的失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谁也不敢提“变法”这两个字了。不是活的不耐烦了，谁敢提“变法”？直到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这两位重量级选手合作发表了《江楚会奏变法三折》，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刘张两制军合奏变通政事先育人才折》。由于清政府再一次感受到了对西学人才的需求，也由于这两位封疆大吏的巨大影响，清政府终于同意再一次开放留学生的派遣。于是大规模的留学运动开始了。而留学运动的最大目的地，就是日本。

道光咸丰年间，中国原比日本早开始接触西方，因此日本人经常透过中国的译介（包括如魏源等人的著作）来了解西方。但随著明治维新的推行，日本人开始绕过中国，直接学习西学，在对西学的学习方面就迅速的超越了中国。当时的派遣留学生的各级政府也好，或自己掏腰包的自费留学生也好，不约而同的选择了日本，是因为：1、甲午战争使更多人注意到日本人学习西方的成功；2、地缘之便；3、由于文字的接近（日文中有许多汉字，并且当时日文汉字较现代日文的汉字更多），许多即使仅粗通日文的人，也能大致阅读甚至译介日本的西学译著。

和容闳、曾国藩推行的那一次无疾而终、销声匿迹的官派留学生活动相比，这次真可以用“盛况空前”来形容。如果说上一次是大海中的一滴水珠的话，那么这一次就是一股浪潮。仅1905——1906年留日生的数量，一时之间竟然达到了八千人之多。相较于洋务运动期间留学生多为官派且人数少而零星，这些留学生、特别是留日学生，不仅数量巨大，而且影响深远。出现了诸如蒋介石、阎锡山……乃至鲁迅先生等全方位、多角度，多学科、多行业的人才。把西方的“政治”、“社会”、“文化”、“经济”、“哲学”、“化学”、“物理”等重要的学科引入中国。顺便说一下，就连“政治”、“社会”、“文化”、“经济”、“哲学”、“化学”、“物理”……这些名词，也是这时由日本传入中国的，直接从日语转换成了汉语。

由于这些留学生、特别是留日学生数量巨大，并且多学科、全方位的涵盖了“西学”，所以归国之后，他们在数十年间成为了中国的主导力量，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充当了满清政府掘墓人的角色。这就不是刘坤一、张之洞所能够预料到的了。

清政府对留学生的培养，是一个系统工程，从最早的同文馆，到最后清王朝结束，经历了大致三个阶段。首先是同文馆阶段，由于这一时期是用国学的方法来操作，所以只能是蜻蜓点水式的游学；第二阶段是留美幼童阶段，由于这一次是容闳来操作，用的完全是西方式的方法，所以尽管这次活动失败了，但仍然被纪念至今。第三阶段也就是刘坤一、张之洞倡导的阶段，乃是留学事业大发展的阶段，这次浪潮实际决定了中国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