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的主要特征

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的主要特征

在中国几千年的思想史中,有两个时期特别引人注目:一个是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期,一个是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前的近代历史时期。这两个时期,都恰逢中国社会大转折大变动的时刻。社会的剧烈变动,许多全新问题的提出,必然带来人们思想的空前活跃,各种不同社会思潮的形成和冲突,以致某种社会思潮逐渐取得主导的地位。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受到欧美、日本思想文化的冲击、影响,也打上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烙印,更是近代中国社会特定的历史产物。近代中国社会处于转型状态,它的鲜明特点之一就是“千古未有之奇变”。这种变化,并非仅仅是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冲击的后果,而且也是中国社会内部因素自然演化的必然。它带来的社会变化复杂而深刻,表现为多层面的运动过程,各种内外、新旧因素的制约与影响,又使各个层面的发展不是同一趋势,而是呈现出多层面的立体交错运动的态势。在这块社会土壤中滋生蔓长起来的社会思潮也就呈现出社会转型期的突出特征。第一,主题突出,政治性和现实性较强。就中国近代109年的历史来说,大多数人共同关注的问题主要有两个:一是如何求得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一是如何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而实现富国强兵。这两个问题,从它的提出到人们设计种种不同的方案(当然也有反对的方案),彼此间展开激烈的争论,直到问题得到解决,是个完整的过程。要解决前一个问题,就必须高扬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旗帜,反对帝国主义列强侵略;要实现后一个目标,则需要以民主、科学为思想武器,进行一系列近代改革与革命。因此,爱国主义和民主、科学便是贯穿近代各个时期各种进步思潮的两大主题。无论是革新与守旧的交锋,还是中西思想文化的冲突,都与这两大主题息息相关。由于这一特点,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近代中国特定历史条件下涌现的社会思潮大都具有浓郁的政治色彩。以龚自珍、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经世派,提倡“经世致用”,“以经术为治术”,面向现实,解决实际问题,兴利去弊,强国御侮。他们的主张为当时中国思想界开辟了一个新的方向,即向西方学习的方向。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为代表人物的洋务思潮,将魏源的“师夷”主张付诸实践,“借法以自强”、“船炮工商”、“制械练兵”以求富,使中国向近代化发展。1860年前后,中国社会政治思潮出现转折,早期维新派兴起,其标志是洪仁的《资政新篇》与冯桂芬的《校?庐抗议》,皆要求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文化诸方面,实行全面的变革。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倡导变法运动,疾呼救亡图存,保种保国;严复“大受刺激,自是专致力于翻译著述”,他所介绍的达尔文进化论,适应了当时救亡图存、奋发图强的需要。甲午战后,进化论为人们所接受,成为一种主要的社会思潮,成为资产阶级变法维新的理论基础。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认为,要救国只有革命,推翻清朝政府,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纲领。无论是康有为,还是孙中山,他们的政治主张虽然带有超越现实的主观幻想,但从其整个活动看,却充满了求实精神。面对现实、改造中国,始终是他们的出发点和归宿。民族的长期屈辱使中国人不得不以追求国家的富强为最高目的。这一目的本身自然是高贵的,然而仅以富强为目的却使中国人走上了急功近利和专重物质成就的道路。最有代表性的是吴稚晖先生的一段有名的话:现今鼓吹成一个干燥无味的物质文明,人家用机关枪打来,我也用机关枪对打,把中国站住了,再整理国故,毫不嫌迟。从机关枪的意识出发,最多只能吸收西方的科技,而缺乏“为真理而真理”的精神和理念。由于强调政治制度变革,中国近代思想家宣传民主民权也主要是从救亡图存出发的。因而他们肯定民主价值的标尺不是人权,而是用来作为救国手段和治国方策。他们的宣传不是强调人格独立、人权平等、人性解放,而是强调国家独立解放和富强。近代中国人对科学的追求也主要还是出于功利的动机,而不是对科学知识本身有真正的兴趣,更没有注意到科学背后的文化凭藉。这是由中国特定的国情和时代背景所决定的,也是中国社会现实和为变革这个社会现实所需要的。第二,名目繁杂,丰富性与激变性并存。社会思潮是一种动态的意识现象,具有“浪潮”的特征。犹如涓涓细流汇成的潮涌,沿地表峰谷奔泻一样,作为一种意识潮流,自然也会有起有伏。在已有的中国近代中国思想史或思潮史研究中,或多或少存在这样的研究倾向,即重视知识精英思想,忽视下层民众思想;重视“先进”思想,忽视“落后”思想;重视进步思潮,忽视中间思潮和反动思潮;重视考察思想或思潮本身的演变,忽视对思想或思潮产生的社会土壤的深层剖析。于是,近代中国思想史或思潮史大多成为精英人物的先进思想史,这就难以反映近代社会思潮的丰富内涵和真实面貌。从社会与思潮的互动关系,知识精英与下层民众、上层人物的相互影响,进步思潮与带有“中间”色彩的思潮、反动思潮之间的比较、竞争等层面来看,由于近代中国民族危机的不断加深和中国社会变化得非常迅疾,迫使中国社会在短短的百余年间就匆匆向前迈过西方社会几百年内所经历的历史途程,因而,时代催促志士仁人尽早地登上历史舞台,急切地宣传自己的思想、主张,尽快地呈现各种改造社会的方案。从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上半叶这百余年间,

各种社会思潮纷呈泉涌,目不暇接,形成中外历史上罕见的奇观。改良主义、立宪主义、国粹主义、复古主义、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实验主义、国家主义、法西斯主义等各种各样的主义名目繁多,匆促上阵;曾几何时,又仓皇退潮。同时,西方各种各样的思想学说纷至沓来,诸如民主主义、民治主义、平民主义,康德主义、黑格尔主义、柏格森主义,人文主义、科学主义、理性主义、非理性主义,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写实主义,等等。在同时并存和前后相继的各种思潮间,存在着激烈的交锋和斗争,如革命和立宪之争、共和与复辟之争、尊孔与反孔之争、问题和主义之争、科学和玄学之争、本位文化和西方文化之争等等。在各种思潮的反复较量和长期斗争中,产生较大影响的主要有:经世思潮、洋务思潮、维新思潮、(教育、实业、科技)救国思潮、民主革命思潮和新文化思潮等,尤其是孙中山先生倡导的三民主义思潮和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出现的科学社会主义(即马克思主义)思潮,脱颖而出,赢得了广泛而热烈的认同,成为历史的主流、时代的强音。社会思潮在酝酿形成和涌动过程中,感性意识要素居主要地位。由于不同阶级、阶层和人群所处经济地位和社会关系不同,他们的利益也不同,因而形成不同的社会思潮,有主流、有支流,有潜流、有逆流,有先进、有落后,综合构成一幅极为复杂丰富、多姿多彩的历史图画,带有非常明显的紧迫性和超前性、过渡性和多变性特征。比如,辛亥革命时期,曾同时出现超越和复古两种不同的思潮,而刘师培、何震等人却把超越和倒退奇异地结合在一起,逐渐走上复古倒退的老路。此后,既有新文化运动思潮,又有国粹思潮;既有联省自治思潮,又有国家主义思潮。特别是五四运动之前发生的新文化运动思潮,作为辛亥革命失败后出现的封建复古思想逆流的对立物,提倡科学与民主,反对专制与迷信,无疑具有进步意义。但是,与这种基本倾向相伴随的却有无政府主义主张、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的形式主义与历史虚无主义等偏颇。且两者以极端的形式具有内在联系。其实,这也是社会思潮发生、发展的规律之一。因为在历史上,一种社会思潮的流行,由于它在一段时间内涌动迅猛,“包打天下”,因而与之相对立的思想情绪、心理倾向等,便被暂时地压抑和掩盖下来;当着这种思潮被人们普遍放弃时,借助思维惯性的作用,人们往往易于走向其反面,因而与之相对立的理论、思想、心理等便像顿开闸门般地涌流出来。于是便有新的社会思潮发生,并把其与旧思潮对立的一些因素推向某种极端。当然,我们这样说,并不是认为人们的思想、意识的历史发展只能在两极对立中运动。因为某种社会思潮消退之后,人们的认识并不总是表现为另一种社会思潮的形式。其中,较为正确深刻全面的认识,则一般以一定科学理论学说体系的创立为其结晶。历史表明,同思想运动相比,社会思潮就其整体而言,缺乏统一明确的思想指导原则和它所要完成的历史任务及目标的自觉意识,这就不能不使它的思想内容包含较多的自发性、盲目性和极端性。第三,文化转型,传承性与融合性交替。一般来说,文化的延续与发展有三个机制:一是文化的纵向传递,即文化传统的承继性;二是文化的横向传播即文化交流;三是文化的主体创造即在现实实践基础上的主体再创造。文化的横向传播即文化交流与民族文化的延续和发展关系极大。任何一种文化没有它种文化的冲击、碰撞、交汇和伴随而来的平等融合、交媾和再生,都不可能实现由一种质向另一种质的飞跃。近代中国文化转型是在西方文化强行侵入、中国文化自身进程被打断的情形下发生的,具有明显的屈辱、被动和非自觉性,正如人体器官移植必将引起排异反应一样,西方文化的楔入,给中国传统文化造成激荡之深切是空前的。这就使中国文化步入近代时,蒙上了浓厚的民族感情和正义理性的道德因素,同走向世界、适应时代潮流的发展产生矛盾,从而加深了中国传统文化向近代化转变的艰难性。如何评估中国传统文化,如何对待西方文化,这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长期思考和争论的问题。其间经历了非常曲折的道路,有着许多痛苦的经验,曾形成东西两种文化派别:一种是西方文化派,哲学思想上受了实用主义、实证主义、新康德主义的影响,带有崇洋色彩;另一种是东方文化派,哲学思想上受了尼采唯意志论、柏格森生命哲学的影响,又倾向于封建复古。至今,“崇洋”与“复古”仍然是东西方文化交流融合的历史长河中尚未根本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文化继承既具有客观性品格,又赋有主体自觉的特征。中国文化是一个色彩斑斓的复杂的统一体,也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其历史传统的文化。每个时期、各个学派都有各自的精彩的独立贡献,不能把某一时期或某一种思潮视为整个民族的文化传统代表。通常说的中国传统文化,实际上是指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在中国封建社会居统治地位的文化。它既有优秀的一面,又有落后陈腐的一面。历史经验证明,任何一个时期的文化,都是建立在前一个时期文化的基础之上的。任何一种文化的发展,都离不开继承、吸收和创新。传统和现代不是水火不容、绝对对立的。黑格尔说得好:“这种传统并不是一尊不动的石象,而是生命洋溢的。犹如一道洪流,离开它的源头愈远,它就膨胀得愈大。”(《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第8页)以章太炎、刘思培为代表的国粹派,以达尔文的进化论为基础,从民族、历史、地域的有机联系形成文化传统观念,力图将保存和发扬传统文化与破坏现存秩序的社会革命结合起来。他们通过清理传统文化固有的糟粕,拨除封建统治者对传统文化的歪曲,以恢复和维护传统文化的价值。以梁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