忧患意识心得体会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防患于未然是人们一直倡导的。谁若想长久生存下去，谁就必须考虑生存下去的办法。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心存忧患”。

忧患意识是中国文化的一种极为重要的价值观念和独具风采的人文精神。它标志着一种根源于高度历史自觉的社会责任感和敢于承担人间忧患的博大情怀，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动力所在。

最鲜明集中地阐述忧患意识的是《周易》中的《易传·系辞下》，上面说：“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乱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唐代名相房玄龄认为：想到危险才能求得安全，考虑后退才能更好前进，畏惧祸乱才能保持太平，警惕灭亡才能获得生存。北宋文学家、史学家欧阳修也讲过类似的话：经常思考发生危难的原因就能保持平安，经常思考发生祸乱的原因就能保持太平，经常思考导致灭亡的原因就能够长存。

前人的这种忧患意识，具有深沉悠远的历史感和强烈厚重的现实感。有了它就会谦虚谨慎，敬畏戒惧，就会以天下之忧而忧。离开这种忧患意识，国不能长存、人不能长立。清康熙执政后为巩固他的政权，惧危忧亡，图于未然，“以三藩及河务、漕运为三大事，夙夜廑念，书而悬之宫中柱上。”先后剪除鳌拜、平定“三藩”之乱和回疆、准噶尔贵族叛乱，降服了控制台湾的郑克爽，使中国重新归于统一、驱逐了入侵的沙俄军队与沙俄签订了《尼布楚条约》，对内实行了扶民富民政策，先后蠲免赋税达五百多次。从而使康熙由守成之君变成一个创业之君，成就了“康乾盛世”的辉煌。与此相反，隋朝统一天下后，曾声威远播异域，之所以举天下而弃之成为他人所有，就是因它自恃国家富强，不思虑以后的灾祸，任其心性，驱使天下人纵一己之欲，耗尽天下财供一己享用。隋炀帝能不败亡吗？

忧患意识决不是无病呻吟，苦恼厌烦，而是一种生存智慧的象征。一个人如果没有忧患意识，便没有自主性和主动性，便没有奋发有为的“事业感”存在；一个民族倘若没有忧患意识，便没有紧迫感和使命感，便没有积极能动的“自立性”产生。如此，对身处顺境的人来说，它提醒人们要小心翼翼，谨慎从事，千万不可得意忘形，肆意妄为；对身处逆境的人来说，它激励人们要辛勤工作，奋发图强，大可不必灰心沮丧，消沉绝望。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追求安乐就会精神松懈、心情懒散，锐气怠尽。这就需要在实践中把艰苦创业与坚韧守成同时并举，保留锐气以适应事业发展，心怀戒惧以保持高度警觉。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般的小心和省察。这样才能有条不紊，处变不惊。

人生的旅途风雨多变，稍不留意便会遗憾终生，唯有居安思危，方可从容处之。

3月14日，温总理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记者会上说，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十分艰巨，国内外形势也非常复杂，做好各项工作，完成预期目标，需要付出极大努力。我们要有忧患意识，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

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中国各项社会事业的进步毋庸置疑。去年我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客观上，社会的进步巩固了执政党的先进性和执政地位；但另一方面，也要清醒的认识到，我们现在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近有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人民期盼，远有完成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历史使命。这要求执政党能够正视困难和责任，心存忧患执政意识，解难题，破制约。

放眼中国历史，忧患意识早早扎根于中国的民族精神之中。从古代屈原的“哀民生之多艰”到贾谊的“上书忧汉室”，从陆游的“位卑未敢忘忧国”到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无一不忧国忧民。在经济较快发展的今天,一些干部被成绩冲昏头脑,不再居安思危,对眼前的问题不敢正视,掩盖矛盾,粉饰繁华,无所用心,吃喝玩乐,不读书学习,不思考问题,不预测情况,不总结经验,不吸取教训,看不到存在的问题及其严重性。温总理再次提出“我们要有忧患意识，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就是要各级领导干部“思所以危则安矣,思所以乱则治矣,思所以亡则存矣”。我们要居安思危,防患于未然,保持清醒的头脑,时刻保持压力感,增强使命感,激发责任感。

民众的忧患往往是个人一时的温饱苦乐，而执政党的忧患则是十几亿人福祉的叠加。所以，只有关注民生，倾听民声的执政党，才能得民心，也只有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角度看待问题，考虑问题，解决问题，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温总理的“增强忧患意识”实际上就是增强为人民服务的本领，提升维护人民利益的能力。从焦裕禄到任长霞,从孔繁森到郑培民等等,这些党的好干部、人民的好公仆,无一不是为国忧患,为民忧患，从深化改革开放到“消除腐败的土壤在于改革制度和体制”，从逐步减少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要解决教育、医疗等资源分配的不公，从经济的包容性增长到让人民共享发展成果，无一不体现的执政党的忧患意识和改革的决心。“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领导干部忧国忧民,人民才会得实惠、享安乐，社会发展也就会科学、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