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文化陶器刻划花纹与汉字起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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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渚文化陶器刻划花纹与汉字起源研究

在收藏课上看到仰韶文化时期那么精致的彩陶，想起来其实在家乡附近也有这样的史前文化存在-良渚文化。良渚文化遗址中也发现了大量的陶器，并且其上的刻画符号还跟汉字的起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良渚文化是中国新石器文化遗址之一，分布地点在长江下游的太湖地区，其中心在浙江省良渚。1936年发现的该文化遗址，于1959年依照考古惯例按发现地点：良渚命名，是为良渚文化。良渚文化存续之间约为距今5300年至4200年前，先后延续达千年之久，属于新石器时代。该文化遗址最大特色是所出土的玉器。挖掘自墓葬中的玉器包含有璧、琮、钺、璜、冠形器、三叉形玉器、玉镯、玉管、玉珠、玉坠、柱形玉器、锥形玉器、玉带及环等。另外，同时出土的陶器也相当细致,本文将焦点放在出土陶器以及其上的刻画符号上。

良渚文化大体可分为早、晚两期。早期以钱山漾、张陵山等遗址为代表。陶器以灰陶为主，也有少量的黑皮陶，器形有鱼鳍形足的鼎、袋足、镂孔豆、贯耳壶、球腹罐、附耳杯、附耳、大口圜底缸等。晚期以良渚、雀幕桥等遗址为代表。陶器以泥质黑皮陶较为常见，并有薄胎黑陶，器形有断面呈丁字形足的鼎、竹节形把的豆、贯耳壶、贯耳罐、侈口圆腹罐、簋、大圈足盘、宽把带流杯等。

良渚文化的陶器，以夹细砂的灰黑陶和泥质灰胎黑皮陶为主。轮制较普遍，器形规则。一般器壁较薄，器表以素面磨光的为多，少数有精细的刻划花纹和镂孔，也有彩绘。圈足器、三足器较为盛行。代表性的器形有鱼鳍形或断面呈丁字形足的鼎、竹节形把的豆、贯耳壶、大圈足浅腹盘、宽把带流杯等。

良渚文化的陶器已普遍采取快轮成型的方法，各种陶器造型优美，胎质细腻，器壁厚薄均匀，火候较高。当时已极少彩陶，常在器表用镂刻技巧加以装饰。一般的器物突出部位刻划出精美的花纹图案，既有形态生动形象的鱼、鸟、花、草等动植物，也有线条纤细、结构巧妙的几何形图案。上海青浦福泉山和江苏吴县草鞋山出土的良渚文化陶鼎，在丁字形足部镂以新月形和圆形的孔，器盖、盖钮及器身则精细雕刻着圆涡纹、蟠螭纹图案。带盖的贯耳壶有的厚度仅 1—2 毫米，上面也分别细刻着繁复的圆涡纹、编织纹、曲折条纹、鸟形纹、蟠螭纹等纹饰。有一些陶器把手上附加的编织纹饰，竟是用细如丝线的泥条编叠粘贴而成，足见其制作之精良。良渚文化的许多陶器，既是美观、大方、实用的生活器皿，又是很精致巧妙的工艺美术品。

良渚文化陶器出现的少量刻画符号和纹饰曾被认为与汉字的起源相关，良渚文化也一直被视为“中华文明的曙光”。良渚文化此前遗址出土的一些陶器上共发现十多个字。从良渚文化的器物上，能清楚地看到良渚文化时期反山琮王刻符、余杭南湖陶罐的十一个图文及澄湖良渚陶文、马桥宽把杯图文已经有了文字，即在良渚文化的鼎盛时期文字已经形成。浙江省考古研究所刘斌研究员认为，良渚刻画符号都表达了一定的内涵，已经具有文字的性质，在文字的发展历程中，应当处于从原始记事符号到文字产生之间的过渡阶段，是初期象形文字。中国艺术研究院任平研究员此前表示，“良渚文化刻符”被认为具有“前文字”的性质，有的刻符近似于装饰性图案，但它们出现在器物的部位和重复程度和可能具有的“语境”与图案有明显区别，商代甲骨文的出现，其中必然包括了良渚刻符的加入，良渚刻符应当是汉字间接的祖先。

文字是人类发展到一段阶段的产物，是伴随人类从野蛮进入到文明而产生的。同任何事物一样，文字有一个从萌生到成熟的过程，由单一的表意或者个别的偶然的表意，向一个文字系统过渡并日益完善这么一个过程。中国汉字从最初的简单表意符号出现一直到目前的全盘完善，可以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萌生阶段，第二个阶段是过渡阶段，第三个阶段是成熟阶段。从甲骨文或者准确地说是甲骨文的后期一直到现在，整个都是第三阶段。我们讨论的是萌生阶段和过渡阶段。

殷商的甲骨文作为一种成系统的文字体系，是现在大家公认的汉字系统的前身。也就是说，现在使用的汉字肯定是由甲骨文发展而来的，这点不容怀疑。但是在近几十年中，随着考古的发现，陆陆续续地发现了很多比甲骨文更早的刻划符号，有些跟甲骨文很相似，有些跟甲骨文完全不一样，这就让我们想到了：中国汉字的萌生阶段究竟是什么状态？而这些陆续发现的符号和甲骨文是什么关系？如果说其中的某一种古老的刻画符号，在形体上跟甲骨文某些字符有比较直接的关系，就基本上可以推断这个地区出土的这些符号，跟甲骨文有着亲缘关系，而这一带的文化和后来的殷商文化也必然有关联。

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比较早的刻画符号，主要是来自新石器时期中期的仰韶文化和大汶口文化。仰韶文化的代表是西安附近的半坡遗址，处于新石器时代的早中期。这个时期出了很多的彩陶，而彩陶上面画有一些图形，也刻了一些符号；符号往往是单个出现的，有的则是混杂在图案里面。

这一时期的陶文大都是在中国的黄河流域、淮河流域。这一带仰韶、大汶口文化遗址发现的陶文比较多。从考古层面看，陶器上面发现的一些刻符，最上面的是姜寨，姜寨是在陕西临潼，再就是西安半坡。半坡遗址发现刻划的符号有27个。27个不同的符号，分别在113件陶器上面。而姜寨遗址上面发现的文字符号有38个，分别刻在或画在129件陶器（或者陶片）上面。这些主要是在中国的西部的。在中国东部，主要是大汶口。大汶口文化的刻划符号集中在现在的海岱地区，主要是山东的莒县、邹城这一带，发现有10个不同的符号。这一时期陶文还比较少，所发现的符号除极个别是两个出现的，绝大部分是一个出现在一件陶器上。

从字形上分析，大汶口文化陶器上面的刻划符号，有的是画上去的，有的是刻上去的，大部分都是单个的。有的学者认为这些符号并不是记录语言的，仅仅是一个标志性符号。有些可能是家族或者是部落的标志，不一定是文字。但是标志本身也是文字最早的形态之一，尤其是有些符号在不同的陶器上面多次出现，这就说明它有一定的表意性，这正是中国的单音节文字的最早的形态，是汉字在萌生阶段的一种特征。

由单一的、个别出现的这些符号向系统文字的发展，开始进入了我前面所说的第二个阶段即过渡阶段。过渡阶段包括中国考古学所称的良渚、龙山时代。这一时期的刻画符号的最大特点就是一件器物上面出现了多个连续排列的符号，这点就跟第一时期很不一样了。如江苏吴县澄湖出土的一件陶器，上面几个符号连续出现；在南湖遗址出土的一件陶器上，出现了10个符号，这种情况在前期的仰韶、大汶口时代是没有的。近年来，在东南一带又出土了大量的新石器时代后期、进入了夏商时期的一些陶器、陶片，也有零星的连续陶文。

江苏兴化龙虬庄遗址出土的陶片，其刻符和汉字起源问题有了更接近的关系。在此之前，无论是仰韶大汶口时代出现的刻画符号，还是良渚文化澄湖、南湖出土的符号，都没有办法直接跟甲骨文联系起来。直到近年新发现的龙虬庄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