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的河

《北方的河》是张承志继《黑骏马》之后的又一部成功之作。

作品曾获第三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

《北方的河》是一部主观抒情的小说，有人也把它叫作"心态小说"。

《北方的河》几乎没有故事，是以主人公"我"的意识流向构成情节的。

作品首先向我们展示的是一个浩大的空间--黄土高原，黄河和无定河的汇合处。

黄河是"北方的河"的伟大象征和代表，黄河孕育了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北方的河"是我们民族的、历史的、文化的象征物。

10多年前，"我"第一次来到黄河，黄河给了"我"父亲般的尊严和慈爱，得到过它伟大力量的赐予。

当"我"再次扑入那被"晚霞烧红了的赤铜水般的黄河"，"我"又一次感受到了黄河父亲的博大和宽广，也暗示着"我"在辽阔的、奔流不息的黄河寻到了"我"的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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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成功地塑造了"我"的形象。

他有过苦闷的迷惘，有过痛苦的反思和真切的顿悟。

作品中，他已经以奋斗者的姿态出现在我们的面前，他要不顾一切地向生活挑战，向新的人生目标冲刺。

他"不甘心平静的生活，决心报考人文地理的研究生，在考察中与她相遇，互相倾慕，"他"回北京为获得准考证而四处碰壁，在永定河边，"他"懂得了坚忍顽强。

准考证终于获得了。

临考前夜。

"他"梦见了黑龙江，"他"与滚滚而下的满江缤纷冰流一起前进，作品把北方大河和主人公的行踪贯穿起来，象征性的表现了年轻一代的坎坷经历和追求。

作品采用主观抒情的笔法，结构上采用"意识流"式的时空交错的方式。

作品开场的时间是现在，"现在"在跳跃地发展，"过去"不时地以现在时态回闪。

人物经历的每一事件，人物心理的每一活动都好似一组组分镜头被匠心独运的作者剪辑得贴切得当。

蒙太奇手法交叉运用，使读者必须紧紧抓住人物的行踪--外在的、内在的，当读者把握了作品的节奏，跟上"他"的意识流动，便会全身心地融入作品中，把"他"变成了"我"，"我"变成了"他"，思维的跳动、记忆的回闪丝毫没有零散之感，仿佛被一条无形的线穿缀成一幅绚丽的画册。

读《北方的河》一文，深感其中的深邃，旷远，博大，恢弘，深深感动于其中奋力前行的勇气和信心。

是什么力量使他如此不顾一切地为之奋斗追求?是什么力量使他永远坚信着自己的努力与其必然的结果?这是一部青春的赞歌!他用自己的行动诠释着青春的灼热，诠释着青春所有的内涵。

因此这部小说又被称为"青年奋击者的壮美诗篇"和"时代的精灵"。

无论在哪一种意义上，张承志都是中国当代最为优秀的作家之一，其前地者的姿态一直为当代作家所推崇。

在八十年代，张承志主要以一个小说家的形象出现。

他的小说擅用长句，绚丽而又不失朴实，并且有着极为丰富的色彩层次。

但是，张承志真正为人所称道的，还不仅仅是他的小说的独有艺术魅力，而是熔铸其中的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一种永不言退的对神圣彼岸的不死追求，他的小说正是八十年代理想主义的一面高高飘扬的旗帜。

很多人是满含热泪读完《北方的河》的。

它是一部在理想主义的年代发表的对理想主义的赞歌，从第一段开始就充溢着一种浓烈逼人的气息，使人强烈地感到男主角（其实也就是作者）内心仿佛岩浆或大河一样驰突咆哮的热血，那种质朴深沉的力量。

理解它的关键及其动人力量的来源，都在于这种感情本身，而不是小说的任何具体情节。

这部小说的情节和人物都很简单：一个在新疆阿勒泰插队的北京学生，不满足于汉语音韵学的学业，立志以人文地理为自己的终生职志；为此他横越内陆腹地，在北疆的额尔齐斯河，陕北的无定河、黄河，青海的湟水等地周游。

在陕北黄河边他遇到了一个北京来的摄影女记者，两人虽有淡淡的好感，但在回北京后，就渐渐因为对理想的不同追求而分离。

他则坚守着自己对“北方的河”的追寻，对他来说，地理远不只是一门理解大地构造的科学，而
是对半个中国（“神秘的辽阔北方”）的一种精神皈依。

他追寻这些北方的河的历程，就是为自己寻找血脉、寻找精神父亲的历程，贯注着一种令人颤栗的凶猛情绪。

在《北方的河》中，“他”第一次见到黄河时猛地震颤了一下，其感受之强烈犹如一次宗教体验，以至于“他”脱口而出：“我觉得———这黄河像是我的父亲！”虽然“他”是在寻求自己的父亲和血脉，但同时小说又暗示他实际上是在寻找自己的本质；因此“他”具有一种弑父和恋父结合的矛盾倾向：一方面他以“父亲”作为对黄河的高度赞美，另一方面“他”从小没有父亲，以至于多年来的愿望就是长成为一个男子汉，然后找到抛弃他们母子的这个“狗杂种”，“狠狠地揍他那张脸”。

与同时期的其他小说不同，在《北方的河》之中“文革”和知青身份只是一个淡淡的时代背景。

许子东曾分析50篇“文革”小说，他说“红卫兵”和“知青”是一代人的两种身份，是一种思潮的两个阶段，是一种精神的两种形式，但在张承志笔下经常同时贯穿这两端。

《北方的河》中“他”同样集红卫兵和知青身份于一身，但对“他”来说，这两者都以青春记忆和对理想的追求统一于一个人身上。

对“他”来说，“文革”结束并不标志着一次精神的断裂，相反，那种无尽的追寻仍然在连续地存在着。

对不少读者来说，《北方的河》最能打动和吸引他们的是其中那种饱含深情的执着。

它几乎不像是一部小说（伟大的小说经常看起来不像小说），倒像是用无数充满张力的主观抒情短句凝结成的长诗，密实得几乎让人喘不过气来。

它初次展现了一种新的文学语言力量———用王安忆的话说，“张承志的语言像在刀锋上走”。

这种浓烈的感情，首先是对大地的感情。

他赞美这半个中国“这片苍莽的世界风清气爽，气候酷烈，坚硬的大路笔直通向远方”，“单是在这样的大自然和人群里，就使他觉得心旷神怡”。

他要寻求“一个神秘的幽灵，北方全部的魅力都因它而生”。

实际上这个“北方”也就是中国的灵魂，他所要窥见的“北方的秘密”，也就是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那一核心。

末尾叙述黑龙江开冻的那种雄浑、辽阔的景象，在无限的空间感和历史感之下，使人感到一种蜕变重生的美好、不安和古怪心情：“他被彻底地慑服了，震惊了，吞没了。

”那是一种与更高的精神融合为一的体验。

因此文末的这种成人、蜕变、诞生、新的一天的降临，都是对这一过程的隐喻。

这一隐喻不仅是个人意义上的，实际上也是民族文化意义上的。

在小说一开头，张承志就已开门见山地提到：对中国这样空间和时间跨度都极大的国度来说，“前途最终是光明的”，“因为这个母体里会有一种血统，一种水土，一种创造的力量使活泼健壮的新生婴儿降生于世。

”他笔下写到的诸多北方河流的性格，也就是对隐藏在无数中国人血脉中的文化重生力量的描述，以及对它的肯定和信心。

黄河、湟水对他而言是父亲和血脉，仍是可以汲取力量的源泉，这与四年后《河殇》中将黄河视为中国落后根源的那种弑父心理（以今日之我否定昨日之我）完全不同。

二十多年后，我们应该承认，张承志是对的。

一个人的心灵史
如果以1981年《黑骏马》的发表为起点，此后的十年可说是张承志创作的黄金时期。

这一年他在新疆做研究生毕业实习，走伊犁阿勒泰一线深入天山，他事后形容那次旅程犹如“一次美丽的梦游”，坚定了他当一名作家的决心；他原先钻研的考古专业已不能满足他对
情感表达的欲望。

那段记忆无疑也构成了《北方的河》中男主角对阿勒泰和额尔齐斯河回忆的素材。

张承志成名较晚，《北方的河》发表时已36岁，但他的起点却相当之高，立刻证明他是一个必须重视的存在。

此后他陆续发表《黄泥小屋》（1985）、《金牧场》（1987）、《荒芜英雄路》，基本上延续这一阶段的基调：以内蒙和新疆的生活体验为核心，复兴干旱内陆的话语。

以1989年为界，张承志的创作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这年夏天，他辞去公职，依靠稿酬为生至今。

同一年他发表《西省暗杀考》，次年《心灵史》问世，又过一年则是《离别西海固》。

三年之内，他的生活状态和精神状态都起了很大变化。

虽然他的视野仍未离开干旱的内陆中国，但却越来越集中于一种个人救赎式的精神追寻，一种被他浪漫化的顽强的理想主义，而宁夏西海固和哲合忍耶派的历史也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他的笔下，这是前一阶段未曾有过的现象。

在张承志的创作史上，《北方的河》无疑具有重要的地位，其中的一系列元素后来也出现在他其他的小说中。

诸如男子汉形象、在大地上游荡追寻的人物、博学的长者、甚至他本人最喜欢的日本歌手冈林信康。

小说中男主角“他”无疑正是张承志本人的写照，这一形象也是张承志此后小说中一系列主角的原型：既谦逊又粗野凶狠、既饱含深情又毅然决然、有不可遏制的热情、强烈的精神皈依渴望、对女性的不了解（女性也不能理解他）———张承志作品中唯一绝对亲近和推崇的女性形象是母亲，其余女性的价值都视她们是否能为男性英雄的知己而定。

“他”总是孤独地在路上，处在一种不断作战和不断追寻的精神状态，渴望着寻找父亲、英雄、引路人或导师。

在创作手法上，《北方的河》中那种主观抒情、时空交错、跳跃发展的方式也为后来的长篇小说《金牧场》所继承；并且与《黑骏马》等不少前期作品一样，主角都是第一人称的“我”或第三人称的“他”。

不过张承志本人认为《金牧场》是一部失败的作品，对《北方的河》也谈论不多，1991年回顾自己十年来的创作，他曾说：“我本人若没有写过《西省暗杀考》和《北望长城外》两个篇什，我将长久自卑而不能自拔，尽管我有过不少铅字。

”其中并未提及《北方的河》。

不过作家对自己作品的判断常常与读者和社会反响有所不同。

多年来张承志一直激烈而直率地抨击文坛和社会上的肤浅庸俗，以及知识界严重的“媚西”倾向，《心灵史》代表着他与社会主流价值的进一步疏离，而这一点在《北方的河》发表的时候尚未显露出来，也因此，《心灵史》激发的社会反响主要是争议和不理解，而《北方的河》带给人的却是激动、高亢和惊喜。

在这两次中，张承志都以后来成为他标志的倔强姿态宣告：你可以不赞成他，但就是无法忽视他。

历史将证实：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史不可能遗漏他和《北方的河》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