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的家国情怀与游侠的潇洒自由——金庸vs古龙小说比较

大侠的家国情怀与游侠的潇洒自由——以金庸与古龙例对比港台武侠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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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3)
二、人物塑造的含蓄与外露 (3)
（一）大侠的成长与高手的寂寥 (3)
（二）人物内在的矛盾 (4)
（三）侠客年龄层次 (5)
三、精神内涵 (5)
（一）个群关系处理不同 (5)
（二）故事背景：历史再现与时空虚构 (6)
（三）情节主线不同 (6)
四、创作形式 (7)
（一）语言风格：古典雅丽与简炼灵动 (7)
（二）文体改进 (8)
五、小结港台武侠小说的对比 (9)
[摘要]金庸、古龙与梁羽生并称为中国武侠小说三大宗师。

七十年代初，金庸封闭后，古龙更是以“接班人”的身份出任了《明报》撰稿人。

但金庸与古龙的武侠小说有着各自明显的特征，这很大程度与他们的文化背景有关。

本文通过分析金庸、古龙对笔下主角的塑造，对比二人作品中的人物性格以及作品表达的思想内涵，从而对比港台武侠小说。

[关键词]金庸、古龙、主角塑造、精神内涵、港台文学
一、引言
从上世纪50年代，武侠小说在经历了梁羽生的开拓之后，终于在金庸手中发展到顶峰，无论是小说结构、人物塑造、情节模式都已经成熟。

就在读者认为“金庸之后无可看武侠小说”之时，出现了武坛怪才古龙。

古龙不仅以“求新、求变、求突破”的口号叫嚣武坛，更以坚实的创作超越了梁羽生而问鼎武坛，成功在金庸归隐后挑起武侠小说的大梁，并把他与金庸、梁羽生并称为中国武侠小说三大宗师。

在古龙最鼎盛的时期，七十年代初期，金庸封笔，尽管古龙以“接班人”的身份出任金庸之后的《明报》武侠撰稿人，但读者不难发现，古龙与金庸的武侠小说在人物塑造、情节模式、语言风格等多方面都有明显区别。

有人说，这是因为金庸以写武侠为副业，每部作品都能够得到精心的设计和修改；而古龙以武侠小说为生计，往往在很短的时间内一气呵成。

我认为上述原因虽对作品精致度有一定影响，但并不足以造成两人作品在多个方面的差异。

对比二人的人生经历，金庸虽后居香港，但他早年的求学经历和社会责任感早已把他与国家的命运紧紧相连，在五四新文化精神的影响下，他笔下的不少人物也都带有明显的民族精神和社会责任感；而古龙少年时的不幸遭遇所形成的狂放、热情而又孤独、古怪的性格使他成为武侠界的奇人、怪才；台湾的“孤儿”地位和“孤儿”文化，也对他笔下侠客的孤独、寂寞的情绪有很大影响。

但另一方面，台湾的地缘环境，也让他接触到更多西方文学，并尝试将戏剧、推理、诗歌等元素带入传统武侠小说，使中外经典熔铸一炉。

本文通过分析金庸、古龙对笔下主角的塑造，对比二人作品中的人物性格以及作品表达的思想内涵，从而对比港台武侠小说。

二、人物塑造的含蓄与外露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金庸与古龙笔下的任务都是在艰苦的环境下仍不屈不挠，不懈奋斗的任务，他们都在重重的矛盾与夹缝中做人，却始终保持着自己的心中的正义和尊严。

（一）大侠的成长与高手的寂寥
不过在塑造人物形象时，他们又是有所不同的。

金庸的作品一开头出现的往往不是主人公，只有随着故事情节的不断渗入，主人公才由远及近，逐渐突显；并且他们刚出场时大多是“一张白纸”，在不断的
磨砺中才得以日趋成熟，成就大业，最后成为一代大师，受人尊敬。

《射雕英雄传》中的郭靖，《笑傲江湖》中德令狐冲，《神雕侠侣》的杨过都是这种类型。

《射雕英雄传》一开篇对郭靖父母与杨康父母的相识、结拜、分散进行了非常详尽的叙述，对小郭靖的生存环境和成长经历进行了丰富的描写。

在这里，作者以足够的耐心，几条线并举，多角度同时切入，多个性同时塑造，故事情节慢慢推进，逐步增进读者感知人物性格与情感变化的心理强度，补足读者感受，从中体现出的文化陋习、人性丑恶、人间真情所需的心理变化时间，不懂声色地让人幡然醒悟，意识到显示环境的美好与悲哀，世俗人生的幸福与无奈。

这种人物塑造方式正体现出了中国传统的中庸之道，它对读者的情感定位是有节奏的，缓慢的，从而能被绝大多数人所接受。

而古龙笔下的人物一出场便是高手，是强者，一出场无论是武功还是江湖经验都是几近顶尖，他们寻求的是理解。

萧十一郎总爱哼一首歌：“暮春三月，羊欢草长，天寒地冻，问谁饲狼？人心怜羊，狼心独怆，天心难测，世情如霜。

”这是强者的悲哀与寂寞。

也许与古龙饱经风霜的经历和孤僻古怪的性格有关，他笔下的人物往往显得性格孤僻，行为怪异。

在社会多元化的生存空间中，人们越来越感到孤独，人们对自我价值的存在越来越感到恐慌。

这就形成了现代社会的孤独感和寂寞感。

而古龙小说反映的正是这种现代意识和现代情绪。

古龙笔下的英雄人物无不是侠肝义胆的武林高手，他们笑傲江湖，为自身人格的价值，为弱者的权利，不惜以生命相搏，以热血来演绎生命的辉煌，然而最后他们又同是那样的孤独和寂寞。

在《三少爷的剑》一书中，燕十三的沉剑是因为放眼江湖没有知音和对手的孤独和寂寞；而谢晓峰隐藏身份的逃避，是对江湖恩怨和纷争的厌倦，以及没有知音的深深寂寞。

杀手孟星魂这样总结：你是否了解一个人，并不在于见面的多少，有时就算追随你一生的人，你也未必了解他。

这些主人公的伤感寂寞，无不体现了现代人精神的孤独和无奈。

从这里我们可以感受到金庸、古龙不同的含蓄与外露。

个人认为，在人物的塑造上，金庸是技高一筹的。

郭靖开始的愚钝与日后的成就看似矛盾，但当我们注意到他与生俱来的正直、勇往直前的一面时，这一切又显得水到渠成。

这种本性中的善与蕴藏在深处的精神、道德内涵很容易使读者产生共鸣。

而古龙笔下的英雄们的性格基本上是定性的，缺乏发展。

这些形象仅仅是作者主观意念的外化，难以被大众所接受，甚至渐渐变得概念化、格式化，这与金庸道德观的内蕴显然有着一定的差别。

（二）人物内在的矛盾
另一方面，在挖掘人物内在的复杂性上，金庸更注重人物内在的合理性和统一性，他笔下的人物仿佛挣脱了作者的创作模式，置身于一个具体的、特定的环境中。

韦小宝不学无术、油腔滑调，在任何一种道德标准去衡量他，他都是一个流氓，但是读者并不讨厌他，反而觉得他可爱，其奥妙在于金庸善于利用环境的冲突些人和事的不定性，并作为情节进一步发展的伏笔。

而古龙，也许是迫于对作品出产率的追求，他在克服人物概念化、公式化的缺陷时有点矫枉过正了，尤其是他后期的作品，人物形象过于复杂，都具
有“一半魔鬼，一半天使”的矛盾性格，危步于道德的悬索之上，但由于客观环境与人物命运的驱动力表现不够，作者的主观色彩过于浓厚，就必然造成人物举止的虚幻。

这也是为什么大多数人认为金庸小说比古龙小说深厚的原因之一。

（三）侠客年龄层次
换一个角度，比较金庸、古龙的武侠小说的侠客年龄，我们可以看出，中老年侠客在金庸的小说中占据极为重要的地位。

小说中，年轻的主人公所有的困境几乎都是在中老年侠客的帮助下解决的，他们得到后辈的尊敬。

此外，如上一部分所言，小说中年轻的主人公都有一个成长的过程，最后在壮年或中年阶段达到武功和江湖经验的顶峰，如郭靖、十六年后的神雕大侠以及乔峰。

这不仅体现了金庸作品人物层次的丰富性，也体现了他相对传统、保守的价值观与道德观。

与金庸不同，古龙作品中的侠客绝大部分是年轻人，其年龄一般不超过三十岁，如楚留香、萧十一郎、陆小凤。

他们是江湖的新生力量，一出场无论是武功还是江湖经验都是几近顶尖，并且他们很少受到中老年侠客的帮助，他们是真正的青年游侠。

这体现的是古龙抛弃过去，力求创新的精神。

三、精神内涵
传统的侠义精神往往充满着浪漫的激情：轻生命，重信诺，锄强扶弱，惩恶扬善。

新派武侠小说的主力金庸与古龙，在继承传统侠义精神的基础上，为其加入了现代生活的内涵，形成各种思想的矛盾符合，使武侠小说在精神内涵上得到提升。

在创作的过程中，由于人生经历、价值观与道德观的不同，金庸与古龙的作品中所反映的精神内涵也各有侧重，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对比：
（一）个群关系处理不同
金庸的小说强调个人一直与群体意识的统一，这也是他作品中五四精神与传统文化结合的主要表现。

五四精神强调个性自由，传统文化宣扬群体意识。

金庸作品中的主人公既拥有侠的自由个性，又具有强烈的民族精神和忧患意识。

他们无拘无束，快意恩仇，而一旦涉及民族大义又会勇担大任。

郭靖与襄阳城共存亡，萧峰以死相拼阻止宋、辽开战，石破天勇赴侠客岛力挽武林浩劫。

他们成为真正的侠之大者，也成为中年文化的最好代表。

这看似矛盾的两者，在金庸笔下达到了完美的统一：“侠”的精神体现了做人济世的尊严和作为生命个体自由布局、至情至性的本质。

所以，金庸把是否拥有民族大义的这种宽广的胸怀作为判断大侠的标准，所谓“为国为民，侠之大者”。

这种标准，既走出了君君臣臣的框架，又没有忽视武侠问题固有的自由不羁的精神，而是追求一种建立在保持独立人格与个体自由基础上的爱国主义。

而在古龙笔下的侠客则恰恰相反，他们的激动、愁苦、拼杀大多是为了个人的情感或恩怨，有许多“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

”的滋味和少年好斗的成分；很少涉及国家兴亡、民族大义。

移花宫公
主的血屠武林归根到底不过是因为难以释怀对江枫的爱恨，萧十一郎九死一生同样不过是因为保护心仪的沈壁君。

古龙更重视人作为独立的个体存在的价值及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和尊重。

当楚留香戳穿无花的阴谋时，他说：“我只能揭穿你的秘密，并不能制裁你，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有权利夺去别人的生命。

”西门吹雪和叶孤城是仇敌，但是，“仇恨并不是一种绝对的情感，仇恨的意识中也包含了理解与尊重。

”对人性的了悟以及在这了悟后的宽恕，这种境界，正是古龙最推崇的，这种无视现实功利的高贵精神，闪动着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光芒，象征着人的独立与自由。

（二）故事背景：历史再现与时空虚构
在金庸的作品中，历史的还原是作品不可或缺的股价。

他的小说注重联系国家民族的兴亡与动荡，给故事建立一个真实的历史环境，以历史的真实烘托人物的精神内涵。

金庸虽重历史的再现，但他关注的并不是真实的历史，而是在某种历史环境中“人存在的可能性”。

他的作品也不在于呈现某个历史片段，而在于理解、分析、考察在这一历史漩涡中的人的行为、态度，给人以真实的人生体验和对人生深刻的思考。

在这一点上，古龙则自行其路，他不写“江山”，只写“江湖”。

在众多武侠小说大家中，古龙是一位笑傲武林“江湖”的怪才。

他的作品自成一格，没有任何历史背景，不受任何约束，更不注重历史因素对人的影响，他抛开所有历史环境与时空限制，仅凭感性的笔触直探现实人生。

因此，古龙的武侠小说具有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

诡秘的江湖，奇异的武林，本就是一个充满神秘的地方。

但古龙小说所透露的浪漫主义气息是那色彩样鲜明，是那样别具一格，是那样独树一帜，形成了明显区别于其他武侠作家的标志。

通常是一会儿“杏花烟雨江南”，一会儿塞外冰天雪地，场景变换奇快，环境离奇古怪，衬托出人物和故事异常的浪漫色彩。

《圆月弯刀》，一开始，读者会误以为那是在写一个有关狐仙鬼神与人的神话故事，直到最后才恍然大悟，原来那也还是写武林和江湖，只不过描写了神奇诡秘的魔教罢了。

古龙意在借虚幻的人物和故事折射出了现代人的情感和观念，写出现代人对现实人生的感悟。

因此不妨作此小结，在金庸笔下能力略社会风情，而古龙的小说更多的是人性世界的袒露。

（三）情节主线不同
由于金庸与古龙作品的故事背景的不同，在作品中推动情节发展的因素也有所区别。

纷争与情欲在金庸和古龙的作品中有着共同的体现，但侧重点不同。

在古龙小说深处，推动情节发展的往往是人的情欲。

《绝代双骄》中，移花宫主不惜耗费20年精心设计兄弟残杀的人间悲剧，仅仅处于嫉妒；《名剑风流》的情节扑朔迷离，曲折离奇，幕后的始作俑者是姬苦情、姬悲情、俞独鹤，这三人之间既有兄妹乱伦，又有婚外偷情，人间中最阴暗的一面尽在其中。

这也贴合了古龙想要通过虚幻离奇的故事折射出人内心情感和观念的创作用意。

古龙正是“将这些人性中贪、嗔、痴所引起的非理性的心理行为都集于一处”，构造出了一个疯狂的世界。

同时，他又拥用直抒胸臆的
方式和婉转的笔调，批判了那种前代仇怨化为现世业报的伦理模式。

并塑造出了充满人性和人情的新一代江湖人物，诸如楚留香、陆小凤、李寻欢等象征自由、希望的青年游侠，蕴含着独特的艺术魅力。

古龙的作品永远在弘扬真、善、美，在他的笔下，无论如何凄厉的故事都能让人感觉出一丝淡淡的温暖。

对人性的了悟以及在这了悟后的宽恕，是古龙所要表达的主题。

可是在金庸笔下，尽管有着马夫人仅因乔峰未看她一眼就使尽阴谋的例子，但更多的是表现江湖中相互间的争斗：《白马啸西风》是为争夺一张南昌古国迷宫的地图；《连城决》争夺连城决及天宇寺内的金佛宝藏；《笑傲江湖》中各名门正派暗里觊觎辟邪剑法，由此引发门派之争；《射雕英雄传》中，宋、金、蒙三方逐鹿中原，争夺江山，武林高手云集江湖，争夺九阴真经。

一个“权”，一个“利”，在金庸作品中成为一切矛盾与纠葛的主要根源。

然而，金庸笔下的真正大侠都从不屑于江湖对“权”、“利”的争夺，黄药师归隐桃花岛，杨过小龙女回归古墓，乔峰挽救宋辽数十年和平自尽于雁门关外，他们何曾将俗世的“权”、“利”放在眼中。

正如小和尚虚竹所言：“人生永远美满似乎不可能，就算最后圆满，茫然的感觉在所难免，一切目的都达到了，还是空虚的，中国人的悲欢苦乐往往交织着茫然。

”于是，万念俱灰之后，侠士们只好于悲怆中追寻和营造自己的精神家园，非死即隐。

兜兜转转，金庸还是回到了中国只是分子最终的精神家园：由儒至道至佛。

四、创作形式
由于受教育背景的不同，直接导致了金庸、古龙二人所受到的来自传统国学与西学的影响是不一样的。

对比二人经历，金庸在1948年被调往《大公报》香港分社，此时他已经24岁，可以说青少年时期的思想塑造金庸是在大陆的教育下完成了，同时受到了传统文化的熏陶和五四精神的激励，而且也亲身经历过那个动荡时代的家仇国恨。

古龙出生于香港，在14岁时随父迁居台湾，4年后父亲出走，家境困顿，靠朋友接济维持生计，才得以毕业于台湾淡江学院外文系，由此可见，古龙身世飘零，这点与他笔下的青年游侠有着精神上的统一。

同时他的人生经历和所受的教育也让他打上了台湾文学深深的烙印。

我们从语言风格和文体改进细看二人的区别：
（一）语言风格：古典雅丽与简炼灵动
金庸成功地继承了中国古典小说的传记语言，又融入了新的文艺笔触，真正写出了汉语的神韵。

他的语言非常文学话，不仅雅洁，而且文化品味高，环境语言有意境，人物语言有个性，叙述语言有时代感、地域感。

如在写《书剑恩仇录》时，为了适应小说中清代这一时代背景，他努力地避免使用现代语言和观念，用“转念头”、“寻思”、“暗自琢磨”来代替“思考”、“考虑”等词，用“留神”代替“注意”，从而使小说更具韵味。

古龙则本着“求新、求变、求突破”的原则，追求语言的欧化。

他好用短句，简洁利落，风格创新，适合快节奏的现代社会。

特别是古龙对武功和打斗的描写，更是别出心裁，独树一帜，创立了自己区别于别人的独一无二的风格。

他认为，武侠小说中对于武功和打斗的描写在他之前就已发挥得淋漓尽致了，如果不另辟新路而总是重复模仿前人，无异于捡别人吃剩的馒头，就不会有什么发展前途，读者也会慢慢厌倦。

因此他匠心独运，费劲心血，借鉴海明威的“电报体”风格、延续古汉语简炼的特征，开创了一种“古龙体”的语言风格。

如，《陆小凤之决战前后》中对环境的描写，“秋。

西山的枫叶已红，大街的玉露已白。

秋已渐深了。

”
他打破了以往武侠以段为主的方式，大量使用短句，一句一段的排列方式。

按古龙自己的说法：“长句读来如浩荡大河一泻而来，突然以短句相接，犹如一把剑把水截断，可以收到波澜大起大落的特殊效果。

”确实，古龙作品里尽管短句很多，但是文字的优美依然亮丽。

（二）文体改进
作为新派武侠小说作家，金庸和古龙都对旧有的武侠小说进行了改造，融入了体现现代观念的情节，吸纳了多种文体的内涵，从而大大丰富了武侠小说。

在这一点上，金庸更多是从传统的小说模式中汲取养料，使武侠小说成为言情、心理、推理、历史等多种小说的结合体。

即便是“纯粹只看爱情文艺小说的读者，也会被他悲欢离合申请刻骨的恋爱故事所感动；春纯粹看武打技击的读者，更被那英雄肝胆男儿的志气和极尽武功之能的打斗场面所震撼”。

杨过为小龙女16年痴情等候；元军攻宋郭靖固守襄阳的惊心动魄；笑傲江湖中辟邪剑法的出神入化，无不为一代代读者津津乐道。

在改进旧武侠小说模式上，古龙更重视西方小说模式的接见和引进。

古龙由于毕业于台湾淡江大学外文系，对文学很感兴趣，且写武侠小说前致力于纯文学写作，因此他有很强的写作意识。

他不断探索与创新，认真的把武侠小说当回事来写，大胆的从西方把侦探小说、推理小说、神秘小说、惊险恐怖小说乃至电影、诗歌等艺术的因素和技巧引入武侠小说中，达到了传统与现代、中国和外国的巧妙融合。

《陆小凤之绣花大盗》无论从题目到情节的悬疑都与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有异曲同工之妙。

读者读完之前做梦都难以想到，原来请陆小凤破绣花大盗一案的六扇门第一神捕金九龄自己就是那一系列惊天大案的罪魁祸首。

读这个故事时，我们会忍不住一口气就想把它读完，看看究竟是谁是真正的绣花大盗，此过程中，我们的心一直提在嗓子眼，直到神通广大的陆小凤解开一个又一个迷时，我们才真正明白真相，好奇心才得到满足。

古龙小说所蕴含着的侦探小说的某些特征，运用时空的延伸、压缩、穿插以及多场景、多视点的跳按组合技巧，营造了奇峰突起、扑朔迷离、柳暗花明、绝处逢生的艺术境界，让读者眼花缭乱、好奇心大起，待解开那套中套、环中环真相大白之后，让人觉得结局既在情理之中，又在意料之外，忍不住拍案叫绝。

《鬼恋侠情》几乎就是一部侦探片的蓝本，东方的“借尸还魂术”与西方现代侦破科技绝妙地结合在一起。

在这里，楚留香就是中国的福尔摩斯，他用自己的绝顶聪明拨开迷雾，揭示真相。

他善于运用心理学与逻辑学，利用“攻心为上，各个击破”的方法，他的观察与分析推理能力处处有福尔摩斯的遗风。

五、小结港台武侠小说的对比
作为港台武侠小说的领军人物，金庸和古龙的武侠小说有如此多的不同，那港台武侠小说也是如此吗？
和金庸、古龙并称中国武侠小说宗师的梁羽生和金庸有着相似的经历与气质。

他和金庸都是香港武侠小说的代表人物，他认为“侠行”应该建立在正义、尊严、爱民的基础上，并且提出“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观点。

“以侠胜武”是梁氏的一个基本观点，也是梁氏武侠的基本出发点。

梁氏的“侠”是一个和当时政治观念联系很紧密的概念，不是单单的行侠仗义。

梁氏受左派思想影响很深，尤其是抗日救亡时那种强烈的民族责任感。

对侠义的宣扬是一种时代责任感的体现，也是一种积极的创作态度，梁氏三十载牢守这个理念，证明他是一个极其有责任感的作家，而且证明他在试图开拓一条提升武侠境界的道路。

梁、金二人作品中的民族精神也是他们的作品得以在东南亚地区广泛传播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他们的作品使东南亚华侨产生共鸣。

随后的武侠作家黄易也继承了梁、金二人的家国情怀，在历史的故事中适当增加了更多的虚构成分和新时代精神，如《寻秦记》和《大唐双龙记》，但始终没有脱离“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基本观点。

尽管台湾五十年代后期出现了声名显赫的三剑客——卧龙生、司马翎、诸葛青云，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台湾武侠小说一直笼罩在金庸、梁羽生的光影中。

主要是因为他们的武侠作品无论从人物描写、情节设置和精神内涵层面都不及金、梁二人。

这种情形直到成熟期的古龙出现，才有了改观。

但经过上文的对比，古龙的脱颖而出主要是因为他作品中对人性的探讨以及对新时代自由、创新精神的追求，而且古龙在武侠小说中借鉴西方侦探、推理小说的元素，无疑是他“求新，求变、求突破”的成功尝试。

这种追求创新的思想也影响着其他台湾作者的创作。

因此台湾武侠小说大多不受历史和传统的限制，往往更加天马行空，小说中出现各种神禽异兽、灵丹妙药、玄功绝艺、奇门阵法，故事里的爱情甚至出现许多女倒追男的情节，大大增强了武侠小说的通俗性和创新性，降低了武侠小说的读者门槛。

由此可见，无法简单粗暴地评判金庸和古龙孰优孰劣，香港与台湾武侠小说孰优孰劣，只能说它们特有千秋。

也许金庸的武侠小说在经过历史的评判后真会如广大读者所期望那样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教科书上的经典；我们也不可否认古龙作为通俗文学、畅销书作者，在那个时代对武侠小说“热潮”不可取代的推动作用。

以上就是我以金庸、古龙为例，对港台文学对比的一点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