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公粮

交公粮
随着时代的变迁，许多往事渐渐从我们记忆里淡出，它们的身影在岁月深处越来越模糊。

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的一些经历，在记忆里总是挥之不去，时时浮现在脑海里，其中生产队交公粮的事，至今记忆犹新。

在那个计划经济时代，行政管理是省、县、人民公社（现在的乡镇一级）、大队（现在村一级）、生产队（现在的村民小组）社员（现在的村民）五级管理模式。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是那时农村人生活的真实写照。

出工敲梆梆，社员们听到梆梆声，男女老少都会各自带上劳动工具，到队里参加集体劳动。

当时的劳动场景是“出工一溜串，做活路一大片”。

生产队生产的粮食，首先务必完成国家的“公粮”和“征购”任务，再留足种子粮、储备粮，然后余下的部分才给社员分口粮。

那些年代，自然灾害频发，粮食减产的现象时有发生。

碰到粮食减产的年份，国家下达的粮食任务完不成，社员的口粮也不够。

为了饱肚子，有些生产队的干部胆子大，冒天下之大不韪，隐瞒粮食产量，私分粮食。

当然，一旦发现了，相关人员将受到严厉处分，甚至坐牢。

为了防止类似情况发生，每年大小春粮食未成熟时，公社要组织大队、生产队干部交叉到各个生产队的田间地头对粮食进行估产。

由此可见，当时对粮食管理是多么的严格。

国家的粮食任务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公粮”，也就是农业税，以粮折钱，谷子九分五厘钱一斤，小麦价额略低点，“公粮”只收稻谷和小麦；另一部分是“征购”，它是“统购统销”政策的产物。

“征购”粮国家先付一些定金给生产队，秋收以后，农民把国家核定的征购任务完成后，
再给生产队结算征购粮食款。

“公粮”、“征购”是刚性任务，雷打不动，不管减产与否，必须完成。

那时，不通公路，交通闭塞，下两境内只有一条巴中到南江的公路通过。

整个下两区交公粮就两个地点，一个是下两粮站（阳光坝）；一个是高桥粮站。

高桥虽不通公路，但水路可以通船到下两，粮站收到的粮食用船转运到下两。

仁和、平岗的公粮都是交高桥粮站，我们生产队到高桥四十五里路程。

到了交公粮的时候，生产队全部劳动力都要出动，男女老少齐上阵，任务分配到户，各自完成任务，有些莫劳动力的家庭，不得不请起人背公粮。

我们家五口人，父母亲和我们三姊妹，为了完成家里的公粮任务，我从十二岁就开始背公粮到高桥了。

交公粮的头一天下午，大家到保管室将要背的粮食用口袋装好，统一由保管员称秤、记账，每一百斤十分工分，多背多得工分。

吃过晚饭后，大家带上路上打幺台的干粮（往往都是捏一个饭坨或炕几个干饼子）就出发了。

背公粮的队伍里有青壮年劳力，有六七十岁的老太爷、老太婆，还有十几岁的小娃儿。

有的提着马灯，有的打着电筒，有的打着柏皮火把，大队人马浩浩荡荡上路了。

从我们队里出发到仁和场，尽是上坡路。

出门的第一道坡是白鹤嘴湾，从耳山梁到坡顶处，垂直距离大约三百米，但湾大坡陡，后面人的头顶着前面人的脚，一步步艰难的往上攀爬，噗嗤噗嗤的喘气声夹杂着打杵子的嚓嚓声在这阴湾里回旋着。

夜幕下，星星点点的火把光在蜿蜒曲折的小路上蠕动，吆喝声，招呼声，此起彼伏。

前面的人爬上了坡顶，后面的人还在下边的湾里蹒跚。

过了白鹤嘴，第二道坡是梁家湾。

梁家湾又叫“杀人湾”，一九三三年，红四军住仁和场，张国焘推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滥杀无辜，这里就是当时的杀人刑
场，成千上万的冤死鬼被抛尸这里，至今，山坡上、地里边还时不时露出森森白骨。

人们传说这里经常闹鬼，一到晚上，没有点胆量的人，是不敢路过此处的。

梁家湾没得白鹤嘴坡陡，但坡长，一路石梯子直通仁和场街道，坡顶的横砭叫“屙尿梁”，因人们走到此处几乎都要歇气、屙尿而得名。

这里有一长溜天生的歇气台，爬上坡顶，大家纷纷蹬下背子歇气，或站、或坐、或躺，伸伸腰，揉揉肩，舒舒气，几声背二歌，一锅叶子烟，疲惫的身躯慢慢得到恢复。

到了交公粮的旺季，山前里后各个生产队都在交公粮，不约而同，路上的人川流不息，好不热闹。

那时流传一首歌谣：公社电话叮铃响，通知社员交公粮，前面走到砊石崖，后面还在仁和场。

交公粮的盛况略见一斑。

路途中一般都要停下来歇两三次气，歇气的地点也基本上是约定俗成的，仁和场、二重塬、圆通坝、店子河。

只要一到歇气的地方，大家都要把背篼放下来歇一会儿气，有的解手，有的吃烟，有的喝水，有的打幺台。

有的实在疲倦极了，背篼一搁，倒在那里，便呼呼的睡着了。

圆通坝桥上是一个歇气的好地方，桥头几棵大皂角树，枝叶茂盛，犹如几个巨大的华盖，罩着小石桥及周围。

不远处一口水井，井水清澈凉爽，传说是奇人陈发映运用法术栽的。

每当走到这里，天将亮了，大家都要在这里歇一会儿气，到水井里咕咚咕咚喝一气凉水，既解渴又解乏。

有一次，我背六十斤稻谷，走到桥上歇气，一不小心打杵子滑了，一口袋谷子倒到桥旁的水沟里，谷子全部打湿了。

咋办，谷子打湿了粮站不得收，肯定交不脱，急得我火燎火烧的，不知所措，结果有人出点子，等前面的人把秤称了后，再把他的口袋拿过来套在我的湿口袋外面，混在一起称秤。

于是，我如法炮制，果然蒙混过关，把湿谷子交脱了。

爬山涉水，走了一通夜，大家已是筋疲力尽，但终于走拢高桥粮站。

交公粮的多，人山人海，拥挤不通，大家都想先称秤，哪个生产队先排号，那个就先称秤。

因此，每个生产队就要先派几个精灵的年轻人走前面，先到粮站排号，后面的人一拢就统一验等级称秤。

高桥粮站负责收粮的叫刘天佑，中等个子，胖墩墩的，秃顶，络腮胡子，打扮朴素，人还忠厚合行，办事公正。

他在称秤前，现将一个生产队的粮食随机抽样检验，主要是看干湿和瘪壳含量，水分和瘪壳超标，就不合格，必须重新晒干车尽后才能收。

经他把粮食一检验，说合格了，大家的一颗心才落下去。

于是齐心合力，搬的搬，扛的扛，你帮我，我帮你，把整个生产队的粮食全部称完倒进仓库里。

粮食一交，大家如释负重，三三两两的来到街上的几家小面馆里打幺台。

家庭条件好的，二两粮票一角钱买一碗面，或者一两粮票三分钱买一个饼子，那是令人十分羡慕的。

绝大部分人莫钱莫粮票，都只是向面馆老板要一碗面汤，把自己带的干粮泡热凑合着吃一顿。

打了幺台，勉强填饱了肚皮，精神也基本得到了恢复，带着完成任务的满足感，拖着疲惫的双腿，走在回家的路上。

戊戌年八月初三日于高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