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内容及其意义是什么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主要内容

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就是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必须努力符合生产力发展规律，体现不断推动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的要求，尤其要体现推动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通过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

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就是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必须努力体现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要求，促进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不断提高，为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是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必须坚持把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归宿，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在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基础上，使人民群众不断获得切实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科学技术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邓小平同志生前十分关心和密切注视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情况，具体、直接地指导和大力推动我国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在这一伟大的实践中孕育和形成了邓小平的科学技术思想。这一思想不仅在理论上有着重要的意义，而且在实践中发挥了并继续发挥着巨大的现实作用，已成为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完整、全面地把握这一思想对于建设四个现代化尤其是科学技术现代化，促进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但是，迄今在邓小平理论的宣传和研究工作中，并没有把邓小平科学技术思想放在应有的高度。事实上，无论从内容、理论意义和现实作用看，科学技术思想在邓小平理论的整个系统中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完整的子系统，它应占有自己的位置，把它分散在邓小平理论的其他部分中进行研究和阐述是不恰当的，不利于更深刻地揭示它丰富的内涵和精髓。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同志在总结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特别是毛泽东同志在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问题上的是非得失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拨乱反正，使党的工作重心重新回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进行了创新和发展，正确认识和把握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

第一，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毛泽东同志在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上的积极成果，使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的认识，回到了正确的轨道。邓小平指出：“关于基本矛盾，我想现在还是按照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的提法比较好。毛泽东同志说：‘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

在重新审视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态势，对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各方面矛盾进行深刻分析之后，邓小平对现阶段的阶级状况和阶级斗争形势作出了正确的判断。他指出：“多少年来我们吃了一个大亏，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文化大革命’更走到了极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上来，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最根本的拨乱反正。”

在此基础上，由邓小平亲自指导起草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作了全面而准确的表述：“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必须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初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这样，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就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否定之否定的过程。

第二，创造性地发展了社会基本矛盾理论，区分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具体体制。邓小平认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是个好制度”，与我国生产力发展的性质和社会经济基础是相适应的，但是“社会主义制度并不等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这些具体做法是为实现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而确立的具体制度、体制和政策。基本制度和具体做法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基本制度决定和制约这些具体做法，具体做法又决定和影响基本制度优越性发挥的程度，甚至严重影响基本制度优越性的发挥。

与生产力发展相矛盾的，不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而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具体表现形式，对这些旧体制的改革不是取消社会主义根本制度，而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中国的问题不在于生产资料的公有化程度不够高，而在于没有根据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不同层次找到相应的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的弊端，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如果不对旧体制进行认真改革，就很难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不只是四个现代化没有希望，甚至于和具体做法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基本制度决定和制约这些具体做法，具体做法又决定和影响基本制度优越性发挥的程度，甚至严重影响基本制度优越性的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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