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大西迁_名人故事
交大西迁的故事
交大西迁的故事
交通大学西迁是指1955年初，由于社会主义建设和国防建设的需要，同时为了改变旧中国遗留下来的高等教育布局不合理的现状，支持西部社会经济发展，国务院决定交通大学内迁西安。
自1956年首批师生开赴西安，到1959年迁至西安的交通大学主体部分定名为西安交通大学，交大西迁历时四年，迁校总人数达一万五千余人。
在1956年交通大学由上海迁往西安的过程中，生发出来了“西迁精神”这一宝贵的精神财富。
2005年12月6日，经西安交通大学党委会议审议批准，交大西迁精神概括为“胸怀大局，无私奉献，弘扬传统，艰苦创业”16个字。
2017年4月5日，西安交通大学党委常委会确定每年9月10日教师节为“交通大学西迁纪念日”。
2020年4月22日，在陕西考察的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西安交通大学，走进交大西迁博物馆，参观交大西迁的创业历程和辉煌成就展，亲切会见了14位西迁老教授。
总书记指出，“西迁精神”的核心是爱国主义，精髓是听党指挥跟党走，与党和国家、与民族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具有深刻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2021年9月，西迁精神成为第一批纳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伟大精神。
交通大学的西迁壮歌
交通大学的西迁壮歌作者：贾箭鸣来源：《博览群书》2016年第04期交通大学1896年以南洋公学之名创建于上海，为近代中国新学勃兴之嚆矢。
兴学强国，帆举浪涌，披荆斩棘，志在绝巅，其问世未久，即成为海外享有盛誉，国内具有领衔地位，理工管三足鼎立，“起点高、基础厚、要求严、重实践”的一座工业大学。
1921年命名交通大学后声誉尤著，是钱学森、张光斗、罗沛霖等一大批杰出科学家读书与成长的摇篮。
在长期的育人实践中，学校亦曾走出白雅余、黄炎培、邹韬奋这样的为数众多、影响深远的时代巨子。
在交通大学问世几近60年后，1955年上半年，中央做出交通大学内迁西安的重大决定。
1955年3月30日，国务院二办收到高教部上报中央《关于沿海城市高等学校一九五五年基本建设任务处理方案的报告》，提出加强内地高校的任务，其中就有交大由上海迁往西安，交大的电讯工程系迁往成都。
30日当天，二办主任林枫就表示同意此件内容，并特别点出交大迁校问题，报请主管文教工作的陈毅副总理审阅。
陈毅4月2日作了批示，并送陈云副总理审核。
4月7日，陈云副总理表示同意高教部党组意见，并请刘少奇、朱德、彭真、邓小平四位书记处书记审阅后退周总理。
这样就有七位中央领导人在短短几天内审阅了这个报告。
4月7日晚，高教部将这一精神电话通知交通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彭康。
是年6月，国务院又召开全国文教会议，其中就正式提出了交大西迁任务。
文教会议文件经毛泽东主席批示下发全党。
1956年8月10日本是一个平常的日子，但对交通大学来说，却注定是要载入史册的。
随着喧天的锣鼓声，第一批上千名交大教职工、家属和学生身负行李，冒着酷暑，心情激动地会集在徐家汇车站，在上海人民群众热烈而依恋不舍的欢送中登上开往西安的专列，历经数年的大规模迁校由此掀起高潮。
交大迁校处于一个鼎新革故翻天覆地的时期，正值我国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确立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历史阶段。
随着第一个五年计划全面实施，大规模工业建设在全国展开。
交大西迁人的家国情怀
2新西部 NEW WEST 2019年6月上旬刊1956年到1958年，为支援祖国大西北建设，先后有1472名教职员工从上海随交通大学迁到了西安，其中有教授，有年轻的讲师，也有学校教学工厂的技工，以及幼儿园老师，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西迁人。
文丨陈小玮交大西迁人的家国情怀西安交大西迁馆有一面照片墙，上面排列着46位西迁教授。
第二行左起第一位，就是周惠久。
1958年9月6日，将近50岁的周惠久一家七口坐着火车来到了西安。
“那年夏天，我在上海天平路第二小学读完了三年级，进入暑假后，家里突然‘热闹’起来。
每天都有陌生的工人师傅来我家——宛平路118号的交大校外宿舍——打包钉箱。
眼看家里的陈设越来越少，沿墙堆放的行李越来越多，我知道，我们家要搬家了。
”周惠久的儿子周力强曾撰文回忆说。
作为小孩，周力强是希望搬家的，吸引他的其实是“可以坐一天两夜的火车”。
尽管周惠久没和儿子谈起过自己对西迁的态度，但周力强认为父亲随校西迁，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
周惠久的选择，也是当时交大众多教职员工的选择。
一名材料科学家的出彩人生周惠久1909年出生于辽宁省沈阳市，祖籍浙江省绍兴县。
1927年，周惠久高中毕业，考入唐山交通大学土木系结构工程专业，学习铁道桥梁。
他勤工俭学度过了四年大学生活。
毕业后回沈阳在东北大学任助教，仅仅工作了十八天，因“九一八”事变，不愿做亡国奴的他南下到北平清华大学任教。
1935年，周惠久考取公费留学，先后赴美国伊利诺依大学力学系、密歇根大学化工冶金系学习，获得力学、冶金工程两个硕士学位。
在去密歇根大学前的那个暑假，他还参加通用汽车公司主办的汽车学院师资班学习，并获得毕业证书。
导师希望周惠久继续攻读博士，但全面抗战的爆发，让他提前一年结束了留学。
1938年9月，他成为昆明西南联大机械系和航空系的一名教授，并在清华航空研究所兼职。
为了能对抗日战争做出更直接的贡献，周惠久1941年离开西南联大，到湘西一条山沟里的战车机械化学校战车研究所工作，一年后任所长，主要研制战时急需的汽车配件，同时还在该校下属的机械化工程学院任教，培养车辆工程专门人材。
西迁故事——迁校初时的记忆
【校史故事365】125 西迁故事——迁校初时的记忆来源：交大新闻网日期 2015-08-10 10:53 点击： 839最迫切的任务年8月10日在上海徐家汇车站，我们第一批大规模迁来西安的师生员工乘上开往西安的专列，冒着酷暑乘了两天的车抵达了西安。
当决如何开学的问题。
教学和行政用房仅有中心楼和行政楼。
而且虽然外壳完工了，内装修还没有完成。
加上暑假前，因为上海流行1956学年第二学期的期考被迫暂停。
到西安后第一件教学工作就是给二年级同学安排补考事宜。
教研室办公室没有地方，当时校长把自己的办公室先腾出来，让基础课的几个教研室先使用，以便做好各门课程的补考准备工作。
出考题，印试卷，大家忙得不亦乐考试进行完毕。
各教研室分别进行判卷、评分。
接着又开始了做新学期教学的准备工作。
尽管当时的工作条件还很不正常，但是各教学质量，老交大的传统丝毫没有削弱，教学工作和在上海时相比没有打任何折扣。
随着各部门不断努力工作，各种条件逐步完善趋正常，教学秩序也恢复到上海时的水平，生活上的困难相应逐步克服，一切走上正轨。
我们也迎来了1957年的元旦、春节。
当时条件下，同心同德地圆满完成第一步的迁校工作，应当说是因为大家相信党中央的决策，能够服从国家的大局①。
难忘的草棚大礼堂迁，学生日渐增多，教职员工陆续迁来，要开全校师生员工大会根本没有地方，因大礼堂迟迟盖不起来，为了解决开大会的困难，能工巧匠，在现1400大教室的位置，用竹子盖起了一座临时大礼堂，这个大礼堂跨度很大，能容纳5000多人开会。
竹编的大礼堂冷夏热。
地下是砖、泥、沙混合地面，没有正规的椅子，只有一条条很长很长的长板凳，一条凳上可以坐七、八个人。
这个礼堂虽少问题。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开师生员工大会、文艺演出、放电影、开音乐会等，都在这里进行。
记得中央乐团首席小提琴演奏家家演出，就是在这个竹棚礼堂里进行的；他演奏了一首《云雀》，博得了师生员工及家属、孩子们的狂热鼓掌。
这个竹棚礼堂沿用用地才拆掉。
交大西迁中的陈大燮
交大西迁中的陈大燮作者：***来源：《民主与科学》2020年第04期陈大燮是中国热力工程界的先驱学者，毕生从事热力工程学科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兼任交通大学教务长。
1956年被评为国家一级教授，1957年随交通大学迁至西安，1958年至1966年任西安交通大学副校长。
陈大燮还是九三学社社员，曾任九三学社中央委员。
1955年4月6日晚，交通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彭康接到高教部部长、党组书记杨秀峰的电话，获知中央已决定将交通大学由上海迁往西安。
在第二天召开的校务委员会上，彭康第一次以“打招呼”的方式将迁校西安这个极其敏感的重大问题讲了出来。
教务长陈大燮第一个发言，明确指出：学校搬到西安，靠近工业基地，一定会有很大发展。
副校长陈石英、动力工程系主任朱麟五、电机系主任钟兆琳等与会成员也先后表达了拥护和支持交大西迁的态度。
5月5日，陈大燮在第六次校务委员会上传达高教部召开会议的情况时说：“杨秀峰部长说，院系调整要明确国家的基本方针，即与社会主义建设、国民經济相配合，与国防时局相配合。
高教部意见，交大本身迁西安，调出汽车专业（1955年），造船三个专业及电讯系（1956年）。
”经过统一认识和集思广益，交大于5月25日公布《交通大学校务委员会关于迁校问题的决议》。
决议认为，国务院作出交通大学迁往西安的决定是正确的，交通大学坚决执行，并保证顺利完成迁校任务。
迁校西安的消息很快传遍了交大校园，引发了各种议论。
6月11日，陈大燮第一个在交大校刊上发表支持西迁的文章——《深刻认识迁校的重大意义，坚决愉快地响应祖国号召》。
他在文中说：“迁校西安是政府的决定、祖国的号召，对国家工业建设是有很重要意义的。
因此，我们要坚决响应这一号召。
当然，迁校西安是一项繁重而艰巨的具体任务。
对学校来讲，巨大的基本建设要完成;教学设备从小巧精密的到笨重巨大的都要拆卸、包装、搬运，然后再安装，图书家具要搬运;师生员工及家属有近万数的人员要迁移，哪一件不是繁重的任务？都有待于我们以百倍信心克服困难去完成。
西迁精神人物故事
西迁精神人物故事
在中国的高等教育史上，有一段关于西迁的佳话。
上世纪50年代，为了适应国家建设大西北的战略需要，交通大学部分师生员工
积极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从上海迁至西安。
在那片黄土地上，他
们用自己的青春和汗水，为国家的西部建设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
献。
当时已经是著名教授的钟兆琳先生，率先垂范，以身作则，毫
不犹豫地带头西迁。
他说：“迁校是国家的决定，个人有什么理由可
以反对？”他还说：“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在西北扎根，开花结果。
”在
钟先生的带领下，交通大学的师生员工们怀着满腔的热情和坚定的
信念，投身到了西部建设的热潮中。
西迁精神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一座丰碑，它所代表的无私奉献、艰苦创业的精神，是我们民族的宝贵财富。
我们要继承和发扬西迁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西安交大西迁故事
西安交大西迁故事西安交通大学是中国西部地区的一所重点高等学府，成立于1896年。
其发展历程中，有一个重要的时刻，即西迁时期。
在这一时期，学校经历了从山西太原搬迁到陕西西安的艰辛过程，这个西迁故事至今仍被人们传颂。
西迁故事始于1949年初，当时国共内战爆发，为了保护学校师生的安全，西安交大决定将校址从太原迁至西安。
这次迁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需要克服种种困难和障碍。
首先是交通条件的不便。
当时，中国交通网络还不发达，特别是在战乱时期，道路被毁坏、铁路中断，交通状况十分困难。
迁徙过程中，学校师生们不得不步行、乘坐农用车等各种方式，穿越山脉、越过河流，艰难地向西安前进。
其次是生活环境的变迁。
从太原到西安，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都有较大差异，而且当时的西安还处于战乱中，基础设施相对较差。
师生们面临着住宿、饮食等方面的困难。
然而，他们并没有气馁，相互帮助，艰苦奋斗，克服了一个个困难。
西迁故事中也有着许多感人的细节。
有学生主动放弃座位让给老师，有老师义务教授农民子弟，有同学们互相扶持，共同渡过难关。
这些细节展现了西安交大师生们的团结精神和勇气。
最终，西安交通大学成功实现了从太原到西安的迁徙。
这一时期的西迁故事成为了学校发展历程中的一个重要篇章，也是西迁精神的象征。
这种精神不仅体现了师生们的坚韧和毅力，更体现了西安交大始终秉持的“自强不息，止于至善”的办学理念。
西迁故事的影响远不止于学校内部。
它激励了几代西迁人，也成为了西安交通大学与西安市民共同的精神财富。
学校在迁徙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团结、奋斗和坚持，不仅启迪了后来者，也在西安市民中形成了迁徙文化，并成为了西安人民的骄傲。
总之，西迁故事是西安交通大学发展历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它记录了学校师生们在困境中互相勉励、团结奋斗的精神，展现了西迁人的坚韧和毅力。
这个故事不仅仅是学校的历史，更是一段激励人心的人文传承。
交大西迁_名人故事
交大西迁_名人故事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中国的历史变革开始了。
为了推动中国现代化，许多知名学者开始在国内探索新的教育理念，其中就包括了交通大学的前身——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在创办初期就奉行国际化、科学化的教育理念，短短几年间便成为当时
中国高等院校中最富盛名的学府之一。
然而，1937年，日军猖獗进攻，压迫和威胁迫使上海交通大学等多所高校不得不南迁经国立交通大学。
当时的迁移条件十分艰苦，经费紧缺，战争蔓延，学校财产损失惨重，物欲环境极其
恶劣。
然而，这些困难并没有动摇到学校及全体师生的前进之心，他们以极大的勇气迎接
着这项前所未有的历史使命。
这次迁移之路，终究还是在求知和探索之路上为中国教育注入了新的活力。
从那以后，交大凭借自身的不断努力和发展，成为了全国著名的综合性大学，在教育、科学、工程等
领域取得了一系列的重要成就。
交大西迁，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一段传奇，难能可贵的是，在这段充满艰辛的历史里，交大人用自己的智慧和勇气，为祖国的现代化建设献出了自己的力量，展现了一代有
志青年的精神风貌，铸就了交大80多年的辉煌历史。
饮其水怀其源的交大人 西迁采访1
饮其水怀其源的交大人——卢烈英老师专访“落其实者思其树，饮其水者怀其源”，这是采访完卢烈英老师后，一直萦绕于脑际的一句话，语出南北朝著名诗人庾信的《徵调曲》。
或许这两句诗和面前这位鬓角斑白、略带上海口音的卢老很贴切。
卢老今年83岁，1932年10月出生于上海，是一位地地道道的上海人。
1950年考入复旦大学，就读于新闻系，后因国家建设人才需求提前毕业。
1952年8月（作为优秀人才被选入）北京中国人民大学主修马列主义，一年后完成学业，任教于上海交通大学。
当接到采访任务时，去学校档案馆翻看了卢老的先进事迹材料，心里很忐忑，满是担忧：采访任务能顺利完成吗？我们这些后辈晚生面对一位学识渊博、历经风霜的老师能提出什么样的问题呢？下午两点我们按约定的时间，来到交大家属区2村，卢老亲自迎门，当踏进卢老住所的那一刻，之前种种忧虑被他的微笑与亲和感染了，和邻家爷爷一般，热情温暖。
虽是耄耋之年，但精神状况极佳，腿脚灵活，前后忙活招呼我们。
“你们看客厅里面哪儿适合取景，二楼就是光线不怎么好。
”为了配合摄影师拍照录像，卢老双手比划着，像孩子一样新奇可爱。
像其他老师采访前告知的那样，卢老之前担任过交大人文学院领导，应该很健谈，果真如此。
茶几上放着他事先准备的资料，密密麻麻的钢笔字，圆润而有力。
“我先自己介绍下本人基本情况，按照我准备的内容，咱们互相交流，有遗漏的地方或者你们想了解，及时询问”，他边看我们带去的采访提纲边说着。
忆西迁，忆往昔他按照自己事先准备的资料，口述了交大西迁的历史经过，按照时间顺序，某年某月国家颁布了西迁决策，条理清晰，而我们这些人仿佛在听一位老交大人讲故事，一不留神就穿越到那个人人敢当先、人人勇奉献年代。
“由于当时上海局势紧张，同时为了改变西北高校较少现状，实现国防意义，中央高教部党组织于1955年3月30日提出《沿海城市高等学校1955年基本任务处理方案》，这一方案中就包括了将交通大学机电、电气等专业迁往西北，建立分校，和陕西省商量校址，预备在2到3年内完成迁移工作。
交大西迁精神三代传典型例子(一)
交大西迁精神三代传典型例子(一)
交大西迁精神三代传典型
1. 陈省身 - 肩负历史使命的担当者
•陈省身是中国著名学者、教育家、科学家
•他是交大迁往台湾后的驻地校区校长
•陈省身在西迁初期面临许多困难和挑战，但他展现出了坚定的决心和无私的奉献精神
•他组织了校区的重建和重点实验室的建设，为交大在台湾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2. 周培源 - 推动交大再次新飞跃的先锋者
•周培源是交大迁回大陆后的驻地校区校长
•他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带领交大重新定位、实施一流大学建设•周培源提倡改革创新，在教学和科研方面取得重大突破
•他提出“创造大千世界、学生走向国际”的口号，鼓励学生开拓国际视野
3. 徐云鹏 - 践行学校核心价值观的跨界创新者
•徐云鹏是交大当前校长，也是交大西迁精神的传承者
•他致力于将交大打造成为综合性、国际化的一流大学
•徐云鹏推动交大跨界创新，加强产学研合作，推进科技创新和转化
•他强调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创新精神，倡导为社会作出贡献的行为
结语
交大西迁精神的三位代表人物，分别是陈省身、周培源和徐云鹏。
他们在交大历史的不同时期，都以自己独特的方式为学校做出了卓越
的贡献。
他们肩负历史使命的担当、推动学校发展的先锋精神以及跨
界创新的实践，都是交大西迁精神的典型体现。
这些精神的传承使得
交大在不同的时代中发展壮大，为国家和社会做出了重要贡献。
西迁精神耀青史——交通大学西迁始末
记忆20世纪50年代的交通大学西迁是党中央根据当时国际国内形势发展作出的重要决策，但随着时势的变化，围绕西迁方案产生了激烈论争，最终在周总理的悉心关怀和各方努力下，西迁工作圆满完成。
而扎根西部的交大人，铸造出了“胸怀大局，无私奉献，弘扬传统，艰苦创业”的“西迁精神”。
贯彻执行中央决策 交通大学实施内迁朝鲜战争结束后，美蒋在1954年12月签署了《共同防御条约》，美国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我国东南沿海局势骤然紧张。
此时，国内首个“五年计划”处于实施阶段。
党中央、国务院从国际局势发展、国防建设和国内工业化发展的需要出发，决定将处于东南沿海的上海交通大学迁往内地西安。
1955年3月30日，高等教育部根据中央方针，上报国务院《关于沿海城市高等学校1955年基本建设任务处理方案的报告》，提出：“减少沿海城市高等学校招生任务，相应地扩建内地学校……将交通大学机械、电机等专业迁至西北设交通大学分校……”4月初，高教部文件《1955年到1957年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及新建学校计划（草案）》提出：“将交通大学内迁西安，于1955年在西安开始基本建设，自1956年起分批内迁，最大发展规模为12000人。
”４月7日晚，高教部将这一精神电话通知交通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彭康。
4月9日，彭康迅速召开党委会、校务委员会，传达中央指示精神和迁校西安的决定，部署相关工作。
5月，彭康率队奔赴西安，察看和商议校址。
9月，正式成立交通大学迁校委员会。
党内也成立了领导小组，统一领导全校的搬迁工作。
11月10日，高教部部长杨秀峰到交通大学组织领导干部、部分教师和学生召开座谈会，对交大迁往西安的意义、作用和今后工作等作了阐述。
24日，经校务委员会讨论通过的《交通大学迁校方案》向全校公布，对迁校的进程、宣传、人事、招生等各项工作作了具体安排。
在全校师生员工努力下，迁校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图书、实验仪器、教学用品等陆续运往西安。
西安方面也积极开展校区建设，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完成了教学中心大楼、行政楼、学生宿舍、食堂等教学和生活用房10万平方米的基建任务。
“决不能失信于西北人民！”——记西迁人物钟兆琳
精神的追寻西迁精神是在1956年交通大学由上海迁往西安的过程中生发出来的宝贵精神，其精神内涵是“胸怀大局，无私奉献，弘扬传统，艰苦创业”。
西迁历时4年，迁校总人数达15000人，是国家发展西北及调整高等教育战略布局的重大举措，意义深远，影响重大。
“党的决定就是我们的行动。
”“党叫我们去哪里，我们就背起行囊去哪里。
”“哪里有事业，哪里有爱，哪里就是家。
”1956年夏天，交通大学师生手持印有“向科学进军，建设大西北”的粉色车票，喊着口号踏上了从上海到西安的列车。
其中，被誉为“中国电机之父”的钟兆琳在西迁中躬先表率，为西迁的顺利完成做出了突出贡献，并为中国西北的教育发展默默耕耘了几十年。
秉承家风，报国育人1901年8月23日，钟兆琳出生于浙江省德清县新市镇。
曾祖父钟丙熙是一位实业家，不仅乐善好施，还非常注重教育，买地办学，被尊为“惠周桑梓”的士绅楷模。
祖父钟选青继承父业，振兴教育，创办“仙潭书院”，培养出许多人才。
父亲钟养圣聪明好学，忧国忧民，曾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辛亥革命。
这样的家风和氛围，滋养了钟兆琳教育报国的情怀。
1926年，钟兆琳获得美国康奈尔大——记西迁人物钟兆琳★付小方“决不能失信于西北人民！”6学的硕士学位，在美国西屋电气公司做工程师。
1927年，交通大学电机科科长张廷金邀请钟兆琳到学校任教。
虽然当时事业鹏举、生活优渥，但一心爱国的钟兆琳毅然放弃一切，选择立即回国。
钟兆琳在交通大学主讲电机学方面的课程，是中国第一位系统讲授电机学的教授。
他坚持“好实践、恶空谈”的教学思想，擅长启发式教学，讲课深入浅出、引人入胜，上课经常不用讲稿，被誉为“天才教授”。
钟兆琳从教六十余载，桃李满天下，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就是他的学生。
钱学森曾在其略传中写道：“在交大，非常感谢两位把严密的科学理论与工程实际结合起来的老师，一位是工程热力学教授陈石英，一位是电机工程教授钟兆琳。
”钟兆琳还将教学同国家电机工业的发展结合起来，力图通过工程技术来实现中华民族的强大。
交大西迁_名人故事
交大西迁62年前，数千名交通大学师生响应中央号召，告别繁华的上海，扎根古都西安，为科学发展与西部建设奉献芳华。
62年后，他們中的许多人已长眠于黄土地下，曾经的热血青年变成耄耋老者，拳拳爱国之心却从未褪色。
那是一场怎样的迁徙这些西迁的老教授，又有着怎样的故事？缘起1955年4月初的一个夜晚，时任交通大学校长、党委书记的彭康接到一通来自高等教育部的电话。
他被告知一个重大决策：党中央决定将交通大学由上海迁往西安。
彼时，朝鲜战争已结束一年多，国家对国民经济建设方针做出调整，把工业布局的重点放在内地，紧缩沿海建设，重要工业内迁。
交大内迁，正是基于西北工业基地建设的要求和远离国防前线的考量。
“当时我们开了很多会，白天晚上不间断。
校党委关于西迁的意见始终是一致的，即坚决贯彻中央关于交大西迁的精神。
”西安交通大学原校长史维祥当时任交通大学机械系党总支书记。
他至今记得当时的情况：“学校雷厉风行，彭康校长4月9日向校务委员会和党委常委会通报中央的决定；4月中旬，任梦林总务长和王则茂科长等即赴西安察看及选择校址。
”史维祥说，上海人素来眷恋繁华都市，“所谓&lsquo:宁要市区一张床，不要郊区一套房&rsquo:。
要把数千师生员工从繁华舒适的上海，迁到相对落后的大西北来，现在仍难以想象”。
尽管如此，全校师生还是在最短时间内达成了共识。
1955年5月26日，彭康向师生们公布了西迁的决定，全校积极响应。
那是一个炽热的年代，第一个五年计划正如火如荼地展开。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为建设祖国出一份力”，是所有年轻人心中的至高理想。
“现在很多年轻人问我，你们当时怎么那么伟大，把上海抛开，到那么艰苦的地方去”87岁的退休教授张娴如当时是交大机械系的一名普通教员，她笑言，“他们可能不了解情况，我们当时是热血青年嘛，那时一动员，大家都是非常积极的。
”当时，许多班级写信、写稿给校刊，表示决心克服困难，迁往西安。
交大校刊就曾刊载一篇锅炉41班写的题为《我们向往着西安》的文章：“西安的生活条件要比繁华的上海差一些，这是事实；初去不习惯，也是必然的事。
西安交大西迁精神故事
西安交大西迁精神故事西安交通大学西迁精神故事西安交通大学位于陕西省西安市，前身为历史悠久的西安交通学院。
1934年，国民党军队在全国抗日战争中受到日军的猛烈进攻，为了保护学校的安全，学校西迁至四川省乐山市，建立了西安交通学院的乐山分校，后来乐山分校更名为乐山高等专科学校，其中各类课程更加丰富，为教师和学生提供了更加完善的学习环境，在乐山分校期间，学校开设了大量的专业课程，学校为学生提供了全方位的培养，推动了乐山人的科学文化发展。
乐山分校的一段历史曾经被称为“西安交大西迁精神”，在这一段历史中，学校西迁至乐山，学校的师生们团结一致，在困难的环境中坚持求学，勇敢地面对挑战，不畏艰辛，坚守学习的信念，最终使学校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这也是学校精神的体现。
西安交大西迁精神，首先体现在学校建设上，学校在乐山建立了教学实验室，建立了基础设施，如图书馆、实验室等，积极招收老师和学生，加强教学管理，提高教学质量，从而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另外，学校也注重科学研究，在乐山期间，学校与乐山市政府合作，开展科学研究，发表论文，为学校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西安交大西迁精神，还体现在学校师生之间的团结与友谊上。
在乐山期间，学校师生团结一致，在困难的环境中积极求学，学习知识，培养精神，并且把精神传播给周围的人，共同勇敢地面对挑战，学校师生之间建立起了良好的友谊，他们克服困难，为学校发展做出了贡献，这也是学校精神的体现。
西安交通大学西迁精神，让学校的师生们明白了，只有坚持不懈，勇敢地面对挑战，才能取得成功。
学校的师生们通过西迁精神，让我们明白，不管处在什么样的环境中，只要具备勇气，有责任感，有团结精神，就可以取得成功，以共同的信念把学校发展起来，用于未来的发展和建设。
西安交通大学西迁精神，早已被学校师生所铭记，成为了学校不变的精神。
学校今天的发展离不开西迁精神的支撑，西迁精神将伴随学校一路走来，将继续传承下去，为学校的未来做出更大的贡献。
西迁人卢烈英 在开拓中收获幸福
西迁人卢烈英在开拓中收获幸福作者：姜雯议来源：《莫愁(时代人物）》 2021年第9期文 / 姜雯议从上海的黄浦江畔到陕西的渭水之滨，生活和工作条件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要克服一个又一个困难……西安交通大学教授卢烈英回忆起学校西迁的那段岁月，至今记忆犹新。
一滴水的力量2021年6月21日起，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推出“精神的力量”系列报道，其中“艰苦奋斗”专题聚焦西迁精神，讲述西迁故事。
西迁已过去60余年，但那时候的点点滴滴依然铭记在卢烈英的心中。
他对那些年的生活做了一个简单的概述：“非常坎坷。
”1954年，刚刚毕业的卢烈英进入上海交通大学工作，次年，国家要将交大西迁到西安。
从富饶的上海搬至西部地区，生活和工作都面临很大的变化，对卢烈英而言有很大的挑战，但24岁的他依然义无反顾地报名。
时代的叙述细化到每个讲述者个体时，他们的命运发生的是远超于想象的巨大变化。
大家原以为未婚的卢烈英没有顾虑，事实上却处处暗藏艰难。
卢烈英的母亲不愿意离开家乡，他的女朋友也在上海工作，西迁离沪，意味着会发生很多变故。
组织上考虑到了卢烈英的情况，想要他留在上海，但卢烈英回复道：“不用照顾。
”当时，作为在校职工，每个人在上海市区都有一套分配的住宅，一旦选择西迁，房子将会被学校收回，分配给新的教职工。
也有不少人用这一点来劝卢烈英不要头脑发热，不要做后悔的事。
卢烈英告诉他们，从国家需要的角度来说，自己绝不后悔。
这样的选择早已埋藏在卢烈英心底。
他刚上大学，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很多刚刚认识的师哥、师姐都自愿走上了前线，卢烈英回忆与他们坐在一起高唱《再见爸爸妈妈》的场景，已经泪眼婆娑，“我当年就立志，今后要服务国家，要对得起这些为我们牺牲的人。
”幸福是奋斗出来的“扎根西部，真的特别艰苦。
”卢烈英说。
因为害怕到了西部买不到商品，很多老师几乎把家里所有的东西都从上海带到了西安。
1955年，包括卢烈英在内的西安交通大学第一批教师陆续到岗。
火车一路向西北驶去，看到途经每座城市的车站越来越小，环境越来越差，卢烈英心里明白，挑战才刚刚开始。
西迁老教授事迹
西迁老教授事迹《西迁老教授：扎根西部的教育奉献者》朋友，今天我想给你讲讲西迁老教授的事迹，那可真是特别感人。
就说有位老教授叫陈学俊吧。
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国家发出了西迁的号召，那时候的大西北呀，各方面条件都非常艰苦。
但陈学俊教授呢，心里想的是国家的发展需要，他毅然决然地就决定响应号召，从条件优越的东部地区往大西北迁移。
当时要做这个决定可不容易啊。
陈教授在东部已经有了稳定的工作环境，家庭也都安置在那边。
他的家人一开始也有些犹豫，毕竟到一个全新的地方，什么都是未知的。
可是陈教授就和家人耐心地解释，他说大西北现在虽然落后，但是那里有无限的潜力，国家需要我们去建设那里，我们要是不去，那里的教育、工业啥的怎么能发展起来呢？他给家人描绘着大西北的未来，充满了希望。
在他的坚持和劝说下，家人最终也支持了他的决定。
到了大西北之后，那困难真是一个接一个。
教学设施简陋得很，很多设备都没有，研究的资源也很匮乏。
但是陈教授没有抱怨，没有退缩。
他亲自带着学生们一起动手搭建实验室，没有仪器就自己琢磨着制造一些简易的仪器来做研究。
在教学上，他更是全心全意。
因为师资力量薄弱，他一个人承担了好几门课程的教学任务。
每天备课到很晚，就为了把最准确、最有用的知识传授给学生。
而且他还特别注重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经常带着学生到当地的工厂、企业去实地考察学习。
就这样，陈教授在大西北扎根了下来。
他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学生，这些学生就像种子一样，在大西北的土地上生根发芽，为大西北的建设贡献着力量。
因为他的奉献，大西北的教育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升，相关的学科建设也逐渐发展起来了。
他的精神也感染了很多年轻的教师，大家都以他为榜样，努力为大西北的发展添砖加瓦。
他就像一盏明灯，照亮了大西北教育的路，他对大西北的这份热爱和奉献，真的让人特别感动和敬佩。
奋斗者 朱继洲 爱国情 西迁 赤子心
奋斗者朱继洲爱国情西迁赤
子心
央视网消息(新闻联播):在Xi交通大学，有这样一个群体。
60多年前，他们怀着报国之志，响应祖国号召，从上海来到Xi 安，投身西部高等教育事业。
岁月变迁，当年雄心勃勃的年轻人如今都是老人了。
不变的是胸怀大局，努力奋斗的感觉。
朱继洲教授就是这样一位西迁者。
84岁的朱继洲教授一生从事核反应堆工程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退休后，他一直关注专业教学，经常回到课堂与学生探讨专业发展。
回到上世纪50年代，满心期待参加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朱纪周考上了交大。
1955年，党中央为适应国家建设布局的需要，决定将交通大学主体由上海迁至西安。
怀着建设大西北的理想，交通大学在册的767名教师中，有537人迁到西安，占教师总数的70%多，毕业留校任教的朱继洲也是其中的一员。
朱继洲抵达新建的西安交大时，核反应堆工程专业从零起步。
没有教材，只能想方设法搜集资料，每天备课到深夜；没有实验器材，他们只能去相关单位四处寻找；但就是在这样的艰苦条件下，大家创建新专业的干劲却十足，并在1961年向国家输送了第一批毕业生。
此后，朱继洲和同事们将西安交大“核能科学与工程”建设为国家重点学科，他们培养的人才有力地支撑了我国核工业的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7年底给朱继洲等15位西迁老教授们的回信中写到：“希望西安交通大学师生传承好西迁精神，为西部发展、国家建设奉献智慧和力量。
”。
20__西迁精神新传人先进个人事迹材料
20__西迁精神新传人先进个人事迹材料西迁事迹虽然发生在过去，但是西迁精神却代代相传，西迁精神将会焕发出新的生机，它将会有新的传人。
你们也在学习西迁精神嘛？下面是带来的20__西迁精神新传人先进个人事迹材料，快来看一看吧，希望你们会喜欢。
“蒙”进来的交大人雷亚国是一名土生土长的交大人，从1998年考入西安交通大学，到20__年博士毕业，最美的求学时光均和交大紧紧相连。
考入交大在雷亚国的高中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却笑称自己是“蒙”进交大的。
在他看来，学校里人才济济，基础相对较弱的他，只能硬学苦读。
教室的灯在10点半自习结束就关了。
为了能多学一会儿，雷亚国常常点着蜡烛看书。
即便这样，他的成绩依旧在中游徘徊，这让他有些沮丧。
在一次高低年级学生交流会上，一位学长的话让雷亚国倍感振奋：“现在点蜡烛学习的学生，未来就是国家栋梁。
”雷亚国意识到，勤奋刻苦是成才的必备条件，即使暂时没有取得进步，但只要坚持不懈一以贯之，总会有收获。
从此之后，雷亚国但下苦功、不问前程，无论是硕士、博士阶段，还是到加拿大做博士后研究、前往德国做洪堡学者，抑或是成长为一名交大教师，勤奋始终与他相伴。
添柴烧水“煮”科研雷亚国的科研之路并非一帆风顺，他深信导师何正嘉教授将科研比作煮开水的道理。
刚开始的时候无论添加了多少柴火，水都纹丝不动，只有当水达到一定的温度，才能沸出第一个水泡，随后再添加柴火，水泡才越来越多，最终烧开。
科研也是同一个道理，需要积累，厚积而薄发即是如此。
雷亚国在博士阶段的研究方向是机械故障混合智能诊断，这在当时是一个比较新的领域，团队之前没有太多接触，所以雷亚国无法和师兄弟讨论交流，只能自己查找阅读国外文献，反复琢磨。
而这一琢磨，就是三年。
对于有论文发表硬性要求的博士生而言，进度似乎太慢了。
雷亚国却能沉心静气、不急于求成地“煮开水”。
在这样的潜心钻研下，雷亚国终于完成了第一篇论文，正应了厚积薄发的道理，成果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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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大西迁
62年前，数千名交通大学师生响应中央号召，告别繁华的上海，扎根古都西安，为科学发展与西部建设奉献芳华。
62年后，他們中的许多人已长眠于黄土地下，曾经的热血青年变成耄耋老者，拳拳爱国之心却从未褪色。
那是一场怎样的迁徙？这些西迁的老教授，又有着怎样的故事？
缘起
1955年4月初的一个夜晚，时任交通大学校长、党委书记的彭康接到一通来自高等教育部的电话。
他被告知一个重大决策：党中央决定将交通大学由上海迁往西安。
彼时，朝鲜战争已结束一年多，国家对国民经济建设方针做出调整，把工业布局的重点放在内地，紧缩沿海建设，重要工业内迁。
交大内迁，正是基于西北工业基地建设的要求和远离国防前线的考量。
“当时我们开了很多会，白天晚上不间断。
校党委关于西迁的意见始终是一致的，即坚决贯彻中央关于交大西迁的精神。
”西安交通大学原校长史维祥当时任交通大学机械系党总支书记。
他至今记得当时的情况：“学校雷厉风行，彭康校长4月9日向校务委员会和党委常委会通报中央的决定；4月中旬，任梦林总务长和王则茂科长等即赴西安察看及选择校址。
”
史维祥说，上海人素来眷恋繁华都市，“所谓&lsquo:宁要市区一张床，不要郊区一套房&rsquo:。
要把数千师生员工从繁华舒适的上海，迁到相对落后的大西北来，现在仍难以想象”。
尽管如此，全校师生还是在最短时间内达成了共识。
1955年5月26日，彭康向师生们公布了西迁的决定，全校积极响应。
那是一个炽热的年代，第一个五年计划正如火如荼地展开。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为建设祖国出一份力”，是所有年轻人心中的至高理想。
“现在很多年轻人问我，你们当时怎么那么伟大，把上海抛开，到那么艰苦的地方去？”87岁的退休教授张娴如当时是交大机械系的一名普通教员，她笑言，“他们可能不了解情况，我们当时是热血青年嘛，那时一动员，大家都是非常积极的。
”
当时，许多班级写信、写稿给校刊，表示决心克服困难，迁往西安。
交大校刊就曾刊载一篇锅炉41班写的题为《我们向往着西安》的文章：“西安的生活条件要比繁华的上海差一些，这是事实；初去不习惯，也是必然的事。
但这种属于个人生活上的困难与不便是一定能被克服的。
就像有一些树木，随便种在什么地方都会欣欣向荣地成长、壮大、成荫。
我们就要学习这种随处生根的坚韧气质。
”
现今84岁的退休教授胡奈赛当时还是交大机械系学生，1956年毕业后留校担任物理教研室助教。
回想当年的情境，她依然心潮澎湃：“就是要建设国家，到哪里去，那是个最小的问题。
”
迁徙
根据交通大学校务委员会的部署，1955年至1957年两学年内，全校在上海的2812名学生、1472名教师职工及家属，还有教学器材设备将分批、无损失、安全地迁往西安。
继先遣部队之后，1956年8月10日，千余名西迁的交大师生员工和家属背负行囊，汇集在上海徐家汇火车站，在锣鼓喧天中，踏上了西去的专列。
当时，乘车师生都持有一张粉色乘车证，正面印有一行字：“向科学进军，建设大西北！”
胡奈赛回忆，当年西迁的专列上，师生们情绪高昂，嘴里不时哼唱着欢快的歌，“那时大家都觉得，未来的生活充满阳光”。
当年，17位交大党委委员中有16位迁到西安，西迁的教授、副教授、讲师和助教占交大教师总数的70%以上，一大批德高望重的老教授、年富力强的学术骨干更是舍弃上海优越的生活条件，义无反顾地成为黄土地上的高教拓荒者。
为了积极响应迁校号召，心无牵挂地奔赴大
西北，他们中的许多人，毅然卖掉交大或上海的原有住房。
被誉为“中国电机之父”的钟兆琳教授，当年已近花甲，身患多种慢性病，妻子也卧病在床。
周恩来总理提出“钟先生以留在上海为好”，但他安顿好夫人后，毅然决然只身加入首批西行的队伍中。
在当时西迁的25名教授中，时年38岁的陈学俊是最年轻的一位。
1957年临行前，他与同在交大任教的夫人袁旦庆，将自家位于上海国际饭店后面的房子，无偿上交上海市房管部门，带着4个孩子随校西迁。
“至今仍有人说起此事，认为我们太亏了，保留到现在，那两间在牯岭路（国际饭店后面）的房子不是很值钱吗？但当时我们想，既然要扎根西北的黄土地，就不要再为房子所牵缠，钱是身外之物，不值得计较。
”后来成为院士的陈学俊这样解释。
来到西安后，陈学俊筹建了中国第一个工程热物理研究所，创建了全国唯一的动力工程多相流国家重点实验室。
2017年7月，98岁高龄、仍在上班的陈学俊离世，他也是西迁教授中最后离世的一位。
据记载，当时西迁的校工中，年龄最小的赵保林16岁，年龄最大的是校医沈云扉，当年已66岁。
曾是旧上海名医的沈云扉再三婉拒校领导的照顾，和侄儿沈伯参一同举家随校西迁。
身为卫生保健科主任的沈伯参不仅带头西迁，还将在上海的私宅无偿提供给学校，作为驻沪办事处。
当然，西迁道路并非处处平坦。
1956年以来，国际形势有所缓和，党中央对原来的部署亦有所调整，交大内部也曾发起西迁是否必要的讨论。
最后，经过反复分析商议，1957年7月，迁校方案调整，学校分设西安、上海两地，大部分专业及师生迁往西安，小部分留在上海，与上海造船学院及筹办中的南洋工学院合并，作为交大上海部分。
全校再次统一思想，迁校工作继续开展。
到1958年暑期，除造船系、起重系，交大的动力系和机电各系大都陆续迁至西安。
全校70%以上的教师、80%以上的学生来到西安新校园；74%的图书资料、大部分仪器设备及全部历史档案，均相继运抵西安。
至此，学校西迁宣告顺利完成。
艰辛
上世纪50年代的西安，经济建设相当落后，尚处在“电灯不明，马路不平，电话不灵”的年代。
最繁华的东大街也没有一所像样的房子，电线杆歪七扭八地立在马路中心。
交大西安新校址位于城墙东南外，在古长安唐兴庆宫旧址南侧。
1955
年这里被勘察选定时，还是一片麦田，几个果园、几座荒坟点缀其间，乌鸦成群。
1956年9月，开学前后的交大西安校园虽已初具规模，但也只能保证最基本的学习生活条件，校园看上去仍像一个喧闹的大工地。
史维祥回忆，师生员工刚到西安时正值8月雨季，道路泥泞，泥水沾衣。
“学校还在进行基建，没有一条正规的道路，大家形象地称&lsquo:下雨水泥路，晴天扬灰路&rsquo:。
”他说。
杨延篪教授1929年生于香港，1954年回到交大担任助教。
回想当年西迁的艰苦过程，他记忆犹新：“抵达西安时正值大雨，一下车脚就陷进泥里，有很多同学都滑倒了。
周围是荒郊，夜晚还能听到狼嚎。
”
交大55级学生谈文心回忆：“每天我们踏着铺在烂泥地上的木板到教
室上课，必须小心翼翼，谨防滑倒，感到既艰难又新奇；图书馆西南边，是一座用竹子和芦席搭建的草棚大礼堂，泥地上放了好多长条板凳，那是学生听大型报告或观看文艺表演的场所。
草棚大礼堂面积很大，又四面透风，冬天礼堂内外温度相同，坐久了腿会发麻，大家都跺起脚来。
现在提起草棚大礼堂，仍然倍感亲切。
”
从繁华的上海迁到相对落后的西安，尽管师生员工已有足够的思想准备，但身处其中，仍发现困难比想象的更多、更具体、更实际。
特别是接踵而来的三年困难时期，生活日用品短缺，副食供应匮乏，教学资源严重不足，与上海相比反差更大。
史维祥说，上世纪50年代的上海，许多教师家里已通上煤气管道，而在西安则要花很多时间自己做煤块、打煤球。
主食吃杂粮，每月给每户照顾发大米30斤，蔬菜水果很少、很贵。
一些日用品如牙粉、灯泡等，有时还要从上海买来，“尽管工作、学习和生活条件如此艰
苦，但大家都精神振奋，以苦为乐，决心为建设民主、富强的新中国，为早日恢复交大的教学科研，为建设大西北贡献一份力量”。
尽管迁校任务繁重，学习和生活条件艰苦，但全校师生并未因此松懈，从未放松对科学技术和生产实践的研究与探索。
胡奈赛说，在当时的交大，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哪里有事业，哪里有爱，哪里就有家。
”
踊跃投入西迁的力学专家朱城，创办工程力学专业，除了吃饭睡觉，全身心投入新专业的興办和发展上。
授课之余，他抓紧时间编写急需的讲义教材，著成堪与国际大师铁木辛柯的著作相媲美的中国版《材料力学》。
钟兆琳教授年过花甲，孤身一人天天吃食堂，却第一个到教室给学生上课，并迎难而上建立了全国高校中第一个电机制造实验室。
院士谢友柏，作为青年教师代表带头迁往西安任教，刚来时没有科研基础，没有实验室，他就带领几名年轻教师，从绘制设计图开始，直到把实验室建成。
他废寝忘食地工作，常常几天不睡觉，困了就把
木板铺在实验室的地上躺一躺，最终把实验室建成国内外轴承系统动力学领域知名的研究所。
时任副校长的张鸿亲自主讲“高等数学”，指导青年教师。
而校长彭康、副校长苏庄经常到教室检查听课。
西迁师生员工在艰苦岁月的磨砺中创造了崭新的业绩：没有因为迁校而迟一天开学，没有因为迁校而少开一门课程，也没有因为迁校而耽误原定的教学实验。
这被视为奇迹。
交大这棵在黄浦江边生长了60年的参天大树，就这样在黄土地深深地扎下根来，经过62年的生长，更加枝繁叶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