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学]如何提高我国的行政决策水平

如何提高我国的行政决策水平

摘要

行政决策是政府公共管理的核心和关键环节，它直接关系到政府的行政效能和权威，乃至国家的稳定与经济繁荣。如何实现行政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和法如何实现行政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和法治化，是各国政府普遍关注的课题。然而我国的行政决策在执行过程中还存在许多不足，还有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本文在综合国内外研究的基础上，从相关的概念出发，分析我国行政决策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对应的建议对策，具有重要的理论和重要意义。

关键词行政决策问题提高对策

一、绪论

（一）选题的目的和意义

二十一世纪是不同学科融合的时代。信息技术与“知识经济”的发展必将导致整个行政管理体系的重新构建。中共十六大报告指出，要进一步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改进管理方式，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形成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切实解决层次过多、职能交叉、人员臃肿、权限脱节和多重多头执法等问题。同时，要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决策机制。报告指出，正确决策是各项工作成功的重要前提。要完善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切实珍借民力的决策机制，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各级决策机关都要完善重大决策的规则和程序，建立社情民意反映制度，建立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事项社会公示制度和社会听证制度，完善专家咨询制度，实行决策的论证制和责任制，防止决策的随意性。这些精神对我国的行政决策必将产生以下重大影响:首先，决策主体必将具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决策观念和思维方式;其次，陈旧的决策方法和模式将被淘汰，一些适应新形势的方法和模式将应运而生。

行政决策，既要考虑到思维方式问题，也要考虑到具体方法问题;既要考虑到形式问题，也要考虑到本质问题;既要考虑到强度问题，也要考虑到方向性问题。这些方面必须有机结合起来，否则，必将导致决策失误，影响行政效率.因此在以信息、知识为特征的社会经济形态的今天，努力适应时代要求，构建一系列适应当代社会发展的行政决策范式，使决策实用而有效，进而探寻当代中国政府行政决策过程中的伦理价值观，具有重大而深远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1、国外研究现状

混合决策理论。1967年埃齐奥尼(Amitai Etzioni)提出“混合模型理论”。该模型首先一次性地“扫描”整体，然后对需要特别调查的部分再进行精密调查，也就是用两种摄像机观察，一是广角镜头观察整体，二是窄角镜头深入观察重点区域。埃齐奥尼所提模型是对理性模型和渐进模型的折中与妥协，批评者认为混合模型并不是新的决策理论，只是提高了对现实的说明能力而己。

集体行动理论。曼瑟尔·奥尔森(Mancur Olson)在其著作《集体行动的逻辑》(1971年)中提出集体行动理论模型，认为:(l)不能把集团行动的逻辑在个人行动逻辑的延长线上予以说明。(2)虽然有时有一些把自己的利益极大化的个人为集团尽最大努力，但这是在满足了一系列条件时才有可能，如组织成员的数量很少，在大规模集团中用强迫手段或特别刺激。

(3)即使在小规模集团中，作为集团共同努力产物的集体财货不能生产到适当的程度;在达到集团共同目标的费用负担上也不公平，存在着小成员剥削大成员的倾向。(4)排外性集团和兼容性集团在加入和脱离上的行为方式不同。奥尔森揭示了参与集体行动的多种组织的行动原理与准则，在政策学的决策过程理论、政治学的利益集团理论等社会科学领域被评价为集体行动理论的里程碑。

官僚制决策理论。格雷厄姆·阿里森(Graham T. Allison)在其著作《决策的本质》(1971年)中对1962年美国和苏联古巴导弹危机期间适用的三种决策模型(理性模型、组织过程模型、官僚政治模型)进行分析，提出了“组织过程”模型和“官僚政治”模型—统称“官僚组织”模型。但阿里森的决策理论忽视了政治领袖对决策的影响，没有充分注意到来自决策者外部的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等方面压力的作用。从方法论上看，阿里森从单个案例而导出的理论模型，其普遍适用性不足也是自然的。

垃圾桶决策模型。詹姆斯·马奇(James March)、科恩(Michael D. Cohen)、奥尔森(Johan. P. Olsen)合作发表论文《组织选择的垃圾桶模式》(1972年)，提出了“垃圾桶

”决策模型。垃圾桶模型是面对高度模糊性条件下的决策进行解释而提出的，该模型将模糊条件下的决策看作是四股“溪流”组成的一个时间过程。强调决策过程是缺乏理性的。它在理论上的意义在于断开了问题、解决方案和决策者之间的联系，强调特定的决策并不遵循从问题到解决方案的有序的过程，而是组织内部几个相对独立的事件“流”的产出。垃圾桶决策模式实际上是反对理性决策模式所倡导的“问题--方案--决策”的线型思维，而从决策过程的反功能面向上探讨问题。

控制论决策理论。斯坦布鲁纳(John D. Steinbruner)在其著作《决策控制论》(1974年)中将系统工程的控制论和心理学相联系的模型应用于决策研究。该理论的意义在于能够说明实际的政府决策同分析范式或理性范式有相当大的距离，在很多状况下用很小的努力就可以做出有效决策。

官僚决策规则理论。琼斯(Brian D. Jones)等人发表的论文《服务传达规则与地方政府服务的分配》(1978年)认为，地方政府的政策分配与来自官僚制外部的政治影响相比，更受官僚制内部专业决策规则的影响。这种主张与强调政治因素的公共选择理论或分配性假设正好相反。

权力两面性理论。P.巴克拉克(Pete Bachrach)和M.巴拉兹(Morton Baratz)在其《权力的两面性》(1982年)一文中，认为科学分析决策过程中的权力作用，不仅要分析那些容易观察到的权力，还要证明虽然不容易观察到但却是存在的权力，需要一种能够克服传统精英主义方法和多元主义方法的局限性的新视角。

最佳决策模型。德罗尔(Yehezkel Dror)出版了《公共决策重新检视》(1983年)，他提出了改善现实决策的综合规范模型，即最佳决策模型，主要特征是，强调质的方面，而不是量的方面;包括合理性和超合理性两个方面的构成要素;基本点是经济上要合理。最佳决策模型包括总的政策决定、决策、政策再决策等三个阶段，三个主要阶段又分为18个次级阶段。最佳决策模型具有强烈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在发展决策一般理论方面有很多贡献。但是，这一模型却带有开出普遍性处方的危险。

“政策之窗”理论。约翰·w·金登(John w. Kingdon)提出的“政策之窗”理论(1984年)就是为了系统理解在政策过程中政策议题如何设定的重要研究。所谓“政策之窗”，是政策倡导者把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政策问题并为实现意向的方案而开启的机会之门。只有政策主线同问题主线和政治主线适当地结合的时候，“政策之窗”才被打开。“政策之窗”理论是在基于现实决策的分析框架，对中国行政决策议题确立的研究具有借鉴意义。

2、国内的相关研究

国内学术界对行政决策理论问题研究起步于上世纪90年代。在1986年全国软科学会议上，万里提出“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之后，理论界开始重视对包括行政决策、公共政策和管理决策等在内的决策科学的研究。

教材和有关行政制度与体制的编著。

代表性的有邵峰撰著的《行政决策学》(辽宁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胡象明撰著的《行政决策分析》(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许文惠等撰著的《行政决策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1997年版)、张国庆编著的《现代公共政策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朱光磊编著的《当代中国政府过程》(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胡伟撰著的《政府过程》(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傅小随编著的《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制度分析》(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陈振明编著的《政策科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赵成根撰著的《民主与公共决策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_200Q年版)、贺善侃等编著的《现代行政决策》(上海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陈振明编著的《MPA公共政策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宁骚编著的《公共政策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何增科编著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沈荣华撰著的《政府机制》(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