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资源的保护性开发与规划

旅游资源的保护性开发与规划

（吉首大学张家界学院09级旅管2班）

摘要：旅游资源的保护性开发有别于一般的旅游开发。一般旅游开发主要着眼于旅游业的发展。而保护性开发将旅游开发与保护并重，旨在通过深入了解区域内旅游资源的类型构成、敏感度和利用现状，结合旅游资源开发条件（如区位条件、交通条件、经济条件），合理确定出资源环境敏感区、限制区、设施建设区的发展方向和持续发展对策，是一种以环境为向导、注重人文关怀的开发模式。旅游资源保护性开发的成功实施有赖于3个方面的工作：旅游规划、规划前的资源评价及规划后的影响评价。旅游规划在期间起到承上启下的支撑作用。现在旅游规划的趋势也正从单一规划走向越来越关注到上（资源评价）、下（影响评价）两端的一种“夹心饼干”式的规划。

关键词：旅游资源；保护性开发；规划

一、保护性旅游规划

为确保旅游业为保护区及其内外居民服务做出其应有的贡献，帮助保护区管理者及保护区规划与管理、游憩管理与旅游产业中的其他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管理保护区，以便在尊重地方实际与当地社区利益的前提下使旅游业朝着可持续方向发展。2002年世界旅游组织特别邀请相关专家编写了《保护区旅游规划与管理指南》，书中对保护区如何编制基于可持续目标的旅游规划进行了详细的阐释。

1、保护性规划的两大有效障碍

保护性旅游规划的成功有赖于两个不同但彼此相关的领域：一为规划技术因素；二为公共参与因素。成功的关键是将这两者变成一个整体，共生产于规划编制的技术过程。

资源保护和旅游发展之间的关系始终是旅游规划和管理所面临的矛盾，也是旅游资源实现可持续发展所需解决的核心问题。我国学者杨锐也认为，许多管理者将解决这一矛盾的希望寄托在“游憩环境容量”（Recreation Carrying Capacity，RCC）这一“数量”概念上，认为只要算出游客数量，就万事大吉，就可以解决保护与发展之间的矛盾。不可否认，环境容量作为一个概念绝对是一个很伟大的发现，但如果仅仅把它作为一个“数据游戏”，则会在实践中带来很多负面效果。杨锐认为从技术层面上讲，LAC理论不失为解决风景区资源保护与旅游利用矛盾的新思路。20世纪80年代，由于在资源保护和管理过程中，发现了作为数据的“环境容量”的各种局限，美国国家林业局的科学家们，在游憩环境容量的基础上发展出LAC理论。它以一套9个步骤的管理过程来代替单纯的“环境容量”计算，以后广泛应用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的国家公园和保护区规划与管理之中，在解决资源保护和旅游发展之间的矛盾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成功的规划编制也离不开公众的参与，通常让所有利益相关者（其中当地社区、公园管理者、旅游经营商、游客和利用者最为重要）都能对规划编制的不同过程有建设性的贡献，并因此对规划有“主人感”。一个完整的决策制定过程必须从头到尾都考虑利益相关者的参与，而不仅仅只是附加在过程中，或者在事实发生之后。

成功的规划编制必须接受“多数一致”的原则，以确保该规划的贯彻执行、相应管理措施的采用，以及有时限制公众对保护区的使用管理，从而实现对公共资源的有效分配。因此，建立利益相关者参与程序是规划成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2、保护性规划成功的5个目标特征

界定目标与目的只是规划编制过程的第一步，但也是保护性旅游规划编制中最困难的部分。它们必须充分反映区域保护的基本目的。管理规划中所陈述的目标必须反映各个利益主体对区域保护认知的重要性，区域内涉及的利益主体越多，彼此之间达成共识也就越困难。然而，鉴于后续规划工作的完成将因此事半功倍，克服这些困难所做的努力还是值得的。

规划目标的措辞非常重要，它们必须为旅游开发的程度、类型和规模的决策依据提供具体、准确的陈述。更具体的讲，目标必须包括一下5个特征：（1）结果向导；（2）时间界限明确；（3）具体精确；（4）可测量性；（5）可达性。

二、规划技术：从环境容量到可接受改变极限

1、环境容量

环境容量的概念最早出现于1838年，是由比利时的数学生物学家P.E.Forest提出的，随后被应用于人口研究、环境保护、土地利用、移民等领域。与国家公园和保护区相关的游憩环境容量的提法最早出现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当时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呼吁对国家公园的环境容量或饱和点进行研究。1964年，对游憩环境容量的系统研究才真正出现。这一年，美国学者J.Alan Wagar出版了他的学术专著《具有游憩功能的荒野地的环境容量》。Wagar 认为，游憩环境容量是指一个游憩地区，能够长期维持旅游品质的游憩使用量。目前环境容量应用在游憩领域最常使用的定义是“在不损害区域目标所规定的社会和生物状况的前提下，所允许使用的最大游客量”。

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是游憩环境容量研究的高峰年代。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的主要大学几乎都有学者研究环境容量问题。研究者们发现环境容量虽然是一个很好的、很诱人的概念，但如果将环境容量简单地理解成数字问题或数学计算的话，在实践中往往得到失败的结果。因为环境容量作为一个数字来讲，变量太多，很难得到一个准确的答案。至少有以下4个原因使确定环境容量的数据变得很困难。

（1）环境容量体系很复杂，杨锐曾将环境容量分为18个子容量，每一个子容量都包括很多变量，这几乎不可能计算出一个准确甚至较为准确的环境容量数据。

（2）游客的旅游目的不同，而不同的游客体验需求会产生不同的环境容量数字。

（3）只要有使用，环境就会产生变化，困难在于人们很难确定“多大的变化是太大的变化”。

（4）应用游客人数作为环境容量的唯一指标是有问题的，因为即使是在游客人数相同的情况下，不同的游客行为、小组规模、游客素质、资源状况、时间和空间等因素对

资源的影响也会有很大的区别。

2、可接受改变极限（LAC）

仅仅将环境容量作为一个数据控制，并不能达到有效资源保护的目的。国外的学者们开始反思，研究解决环境容量问题（实际上也就是资源保护与旅游开发利用之间矛盾）的新思路。LAC理论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George H.Stankey1980年提出了解决环境容量问题的3个原则。

（1）首要关注点应放在控制环境影响方面，而不是控制游客人数方面。

（2）应该淡化对游客人数的管理，只有在非直接（管理游客）的方法行不通时，再来控制游客人数。

（3）准确的监测指标数据是必需的，这样可以避免规划的偶然性和假定性。

Stankey的贡献在于他将人们从“计算”环境容量的泥潭中拉了出来，重新审视环境容量这个概念所要解决的问题。

环境容量作为一个概念是一个很伟大的发现，因为它提出了“极限”这一概念，即任何一个环境都存在一个容量的极限，这一极限并不单是指游客数量的极限，更是指环境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