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文选下册课文翻译

《史通·二体》译文在三皇五帝的时代，书籍曾经有《五典》、《三坟》，可距离现在太久远了，没办法闹得一清二楚。

从唐尧、虞舜以下直到周朝，这些记载组成了《古文尚书》。

但是当时的世道仍旧很淳朴，文字奉从简略，要索求完备的史书体裁，原本上就不存在。

此后左丘明给《春秋》作解释，司马子长编写《史记》，史书体裁到这时才完备了。

后来接续的作品，相互遵照着写出来，即便有改动扩大，也仅仅变换一下各自的书名篇目，范围本来就有限，谁能超出这个范围呢？大致上说，荀悦、张璠属于左丘明的一派；班固、华峤，属于司马子长的同类。

只是这编年、纪传两大史书流派，各自看重夸耀本流派，一定要辨明他们的优点与缺点，才能够说出个究竟来。

像《春秋》这样的史书，缀联日期和月份形成编排次序，标列季节和年份来互相接续，中原国家与边疆各部族，在同一年同一时期，没有不完整地记载那些事件，显现在读者的眼前。

道理全都包括在一桩记载中，语句没有重复出现的现象。

这是它构成长处的地方啊！至于贤能的士人，贞烈的女子，才华出众的人，品德美好的人，如果他们的事迹与国家政治有关系，必定予以高度注意观察而完整地加以记载，如果他们的事迹与国家政治关系不大，只有坚持正直的原则的才详细地加以述说。

例如绛县的老翁、杞梁的妻子，有的是晋国的国卿才获得记述，有的是因为答对齐国的国君才被记载的。

他们中存在着贤惠像柳下惠，仁德像颜回那样的人，最终也没能够彰显他们的姓名、显扬他们的言行。

所以论起编年体史书细小内容的处理，就连最细微的事情都不遗漏；说起编年体史书重要内容的处理，就连十分重大的事情都给抛弃掉。

这是它构成短处的地方啊！像《史记》这样的史书，本纪用来包举朝廷大事，列传用来曲折详细地记载小事，表用来按表格形式标列年代和爵位，志用来总括本纪、列传和表所遗漏的内容。

至于天文地理、国家法典、朝廷规章，明显的和隐微的，必定都完备地包括进来；重要的和次要的都不遗漏：这是它构成长处的地方啊！至于同是一桩事件，分散在好几篇里，断断续续，彼此分离，前后多次重复出现。

在《高祖本纪》里就说事件叙述在《项羽本纪》中，在《项羽本纪》里就说是事件详载在《高祖本纪》中。

又编排同类的人物，不讲求年月的先后，时代在后的人却选出来位于前面，时代在前的人却压下去归入后面，于是致使西汉贾谊与楚国屈原在同一行列，春秋鲁国的曹沫与战国燕国的荆轲编在一起，这是它构成短处的地方啊！考察这二种史书体裁的长处与短处，相互存在着得失，而晋朝干宝编著史书，竟大力称赞左丘明，却深深贬抑司马子长。

他的主要意思是说：左传能用三十卷的简短篇幅，包括二百四十年的史事，没有遗漏。

探究他这种说法，称得上是有力的论断吗？查验春秋时期发生的史事列入左氏所记载的，大致上获得三分之一罢了。

左丘明自己也清楚他那书的缺漏，所以又编撰《国语》来增广它，可是除《国语》记载的以外，还有很多缺漏，怎么能说《左传》包罗无遗了呢？假设左丘明世世代代担任史官，都仿照《左传》写编年史，至于前汉的隐士严君平、郑子真，后汉的名士郭林宗、黄叔度，晁错、董仲舒回答帝王询问的书策，刘向、谷永的献纳奏章，这些人物全都是品德在各类人中占第一，名声传布天下，识见能洞察细微和明显的地方，言论上能把军国方面的道理讲得十分透彻，他们有的因为自身隐遁，地位低下，不参与朝政；有的因为文章冗长，事迹很多，难以进行次序编排，全都省略而不记载的话，这还勉强说得过去。

如果必定是真实情况而有舍不得的地方，不加以删除的话，那么记载西汉一代历史的包括志和列传在内的一百卷汉书的内容，全部列入十二帝纪中，将恐怕成为既琐碎又很杂乱、力尽疲乏毫无力量的东西了。

因而班固知道结果会像这样，就设立帝纪、列传来区分，使它们历历可观，主次有区别。

荀悦厌烦班固的编排不切实际，又依照左氏的编年体另成一书，对《汉书》进行剪裁压缩，才为数三十，历代却称赞他这部新著，认为超过了《汉书》。

既然如此，那么班固、荀悦为代表的纪传、编年两种史书体裁，比试生命力争占上风，想废弃其中的一种流派，压根也就很困难了。

后来写史书的人，超不出这两种写史书的途径，所以晋朝的国史有王隐、虞预先后写成纪传体《晋书》，却又用干宝的编年体《晋纪》来相配；《宋书》有徐爰、沈约先后写成的纪传体《宋书》，却又分化出裴子野的编年体《宋略》，它们各自是有本身的优点，在世上一起流传。

看来干令升（宝）的说法就太偏激了，它只是墨守编年体一家而已。

《通志·总序》译文各条河流流经地域不同，但必定汇聚到海洋，然后天下才能免除洪水的威胁；各国开辟的道路不同，但必定都通向中原，然后边区才去掉阻隔的苦恼。

由此来看，会通的意义大极了！自从文字发明以来，著书立说的人虽然很多，只有孔老夫子因为是天生的圣人，所以才总括《诗经》、《尚书》、《礼》、《乐》而融会在一人手中，然后能够整齐厘定天下的各种记载，贯穿二帝三王，而连接成一个系统，然后能够彻底弄清古今的变化。

因而他所创立的理论大放光辉，无论百代以上还是百代以下都不能企及。

孔老夫子死后，诸子百家兴盛起来了，各自仿效《论语》用空洞的言词撰写著作。

至于历代的史实，却无所记述和编排。

直到汉武帝建元、元封之后，司马谈和司马迁才出来写史了。

司马迁父子世代掌管典籍，擅长著述创作，所以，能够往上继承领会孔子的意图，会通《诗经》、《尚书》、《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的言论，贯通黄帝、尧、舜，一直到秦、汉时代，写成一书，分为五种体裁：本纪用来记载年代，世家用来代代相传，表格用来订正历法，书志用来排比史事，列传用来记载人物，使百代以下，史官不能改变他的这种写史方法，搞学问的人不能抛开他的《史记》。

《诗》、《书》、《礼》、《易》、《春秋》六部儒家经典以后，只有这部著作。

所以说“周公去世五百年以后有孔子，孔子去世五百年以后继承他们事业的人就在这里吧！”因此他自我标榜的地方已经不浅。

然而大规模著述的人，一定要长期学识渊博、品行端正，而且全部看到天下的书籍，然后才没有遗憾。

正当司马迁的时候，私藏书籍的律令刚刚解除，搜求书籍的途径尚未畅通，横贯三千年的历史典籍，却局限在七八种参考书籍中，所值得司马迁遗憾的，是广博不够。

大凡写作史书的人，即使采纳前人的书籍，也一定自成一家言论。

左氏是战国楚国人，他所看到的太多了，但他的《春秋左氏传》全都是楚人的言辞。

公羊高，是战国齐人，他所听到的太多了，但他的《春秋公羊传》都是齐人的言论。

现在司马迁的《史记》全部采用的是旧有史文，中间有时也有方言，实在是由于选录摘取未能详细，下笔删削匆忙的缘故，所以司马迁说：“我不敢毁弃先人（司马谈）所说的话，于是记述往事，整理那时的家世，世人的传记，而不是所谓的进行创作。

”唐代刘知几也讥笑司马迁大量堆聚旧有的记载，有时也插入诸子百家不纯正的言论。

所值得司马迁遗憾的，是典雅不够。

大致上开创基业的人难免要粗糙简略，全都靠继承这种志向的有志之士来为它弥补愈合。

晋国的《乘》、楚国的《梼杌》、鲁国的《春秋》，它们记载的内容都是春秋时齐桓公、晋文公的事情。

《乘》和《梼杌》没有使他们结局完美的人，所以这两部书不能流传于世。

《春秋》前头得到孔子的挽救，后头得到左氏的推崇，所以这部书与太阳、月亮一样经久不衰。

否则的话，《春秋》只是一卷事情的题目，怎么能够在社会上流传！自从《春秋》以后，只有《史记》拥有写作的规模；倒霉的是班固并不是这样的人，于是丧失了会合变通的宗旨，司马氏创立的通史途径从此就衰落不振了。

班固这个人，是讲究表面华丽、不务实际的人，全然没有作学术的本领，专门从事抄袭窃取。

后汉章帝向他询问制作礼仪、音乐的事情，班固用在洛阳的各位儒生一定都能知道它们作为回答。

倘若臣民都像这样，那么询问又有什么用呢？等到众位儒生各有陈述，班固只是剽窃叔孙通的十二篇《汉仪》，来拼凑文字搪塞罢了。

假如臣民都像这样，那么奏议又有什么可取的呢？汉章帝知道班固学识粗浅鄙陋，所以对窦宪说：“你喜欢班固而忽略崔骃，这好比姓叶的人喜欢假龙一样。

”班固在当时已有评价；像这样的人才，打算用什么来著述呢？《史记》全书，功劳在于十表，它好比衣裳有帽子，树有根本水有源头；班固不懂以表格形式排列的系表、谱牒等，把古今人物强行确立等级。

而且说汉朝继承尧的运数，自然应该上继唐尧，并不是司马迁写作《史记》把汉朝放置在秦朝、项羽以后，这纯粹是没有根据的谈论。

由于班固截取汉朝写为《汉书》，这样就导致周、秦不能相互沿袭，古今之间成为间隔。

从汉高祖到汉武帝，凡是六朝以前的史事，都是抄袭司马迁《史记》的，他自己不感到惭愧；从汉昭帝到汉平帝，总共六朝，都是取资于贾逵、刘歆的著作，又不认为是耻辱。

况且又有曹大家来结束全书，那么班固自己所书写的几乎太少了！经常出自班固胸中的内容，是《古今人表》罢了，其他人是没有这种谬误的。

后代编修史书出自众人之手，杂采各家之说；剽窃别人的文字，盗取别人的钟却掩上自己的耳朵，都是班固首开的先例。

班固所干的事情就是这样，后来作史的人趋附迎合班固断代史体没有空闲时间，怎么能测量出他的深浅！司马迁与班固相比，好比龙和猪一样，为什么各种史书都抛弃司马迁的通史体裁而采用班固的断代史体裁，刘知几之类的人尊崇班固而贬抑司马迁！况且善于学习司马迁的人，没有人赶得上班彪。

班彪续写司马迁的《史记》，从汉武帝一直写到东汉，想叫后人接续自己的著作，如同自己续写司马迁的著作；既没有多余的史文，又没有中断头绪，世世代代相互接承，如同出自一人之手；他继承司马迁的志向太好了，但他的书不能得以看到；所能够看到的，只有元帝、成帝二位帝王本纪的赞罢了。

都在本纪以外，另外记载他所听到的，可以说是深入太史公司马迁学问的精微深奥之处了。

凡是左氏《左传》中有“君子曰”的地方，都是对《春秋》经有新的见解；《史记》中有“太史公曰”的地方，都是史实以外的事情，不是对事情进行褒贬；偶尔也有涉及到褒扬贬低的地方，都是褚少孙等人掺杂到里边去的罢了。

况且本纪、列传之中，已经记载了善恶好坏，足以用来借鉴，何必在本纪列传的后面另外在进行赞扬或贬低呢？这是儒生参加科举考试所作的试卷，怎么能放在著述中呢？这大概不是司马迁、班彪的本意。

况且既然称为赞，哪能有贬低的词句呢？后代作史的人，有的叫做论，有的叫做序，有的叫做诠，有的叫做评，都效仿班固，臣下我不能不狠狠地批评班固了。

司马谈有他的著作，而司马迁能够完成他父亲的愿望；班彪有他的学业，而班固却不能阅读他父亲的著作。

班固作为班彪的儿子，既不能够保护他自身，又不能够传播他父亲的学业，还不能教育他的儿女，这样做人，说值得天下人效法的方面在哪里呢！范晔、陈寿等人继承他创立的断代史体例，大多都是些轻狂颠薄没有好的品行的人，因此很快招致罪过，整理修改而写作出确凿可信的史书在哪里呢！孔子说：“商朝沿袭夏朝的礼仪制度，废除了哪些、增加了那些，现在可以通过考察而了解；周朝因袭商朝的礼仪制度，废除了哪些、增加了哪些，也是可以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