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名画记读后感(肖溪)

姓名：肖溪

学院（系）：艺术学院美术系

学号：1862002204541

历代名画记读后感

唐代张彦远是中国绘画史上的一大理论家，《历代名画记》为其穷尽毕生精力的力作，现今画记中所载许多画作早已荡然无存，留下一堆名录及妙评供人遐想。张彦远字号爱宾，出生河东门阀望族，张家三氏为相，从高祖河东公张嘉贞、曾祖魏国公张延赏，再到镇守太原的祖父高平公张弘靖，世代显宦，传到张彦远已是第五世贵族。张氏的这一身世为其收藏与家学奠定了基础。作为将相家门及当朝尚书祠部员外郎的他开篇即论：“夫画者：成教化，助人伦”。于是教化子民、培养伦理的观点让人误以为立论之精神，于是颇费周折的思量其“成”在何处、“助”又在何处，然而张氏并无细述，只遥遥论及庖牺、轩辕、苍颉等人，概因华夏沿袭象形文字，字、画同源，所以牵强的带有“助”与“成”的功能。

世人皆称中国人是一个早熟的民族：孔子“子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观点如今被奉为伦理学的经典律令；老子“无为”的思想与现代社会的环保理念不谋而合；名家关于“白马非马”的辩论是认识论向语言学的最早转向；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宋应星的《天工开物》皆在年代上大大早于同业世界其它地区水平。艺术史方面，早在公元9世纪，张彦远撰写的《历代名画记》就以专业的思维、系统的表述论述了一部博大精深的中国绘画史，而在西方，第一本能与之相提并论的艺术史著作——瓦萨里的《大艺术家传》写于文艺复兴时期，是《历代名画记》问世七百年以后的事儿了。《历代名画记》的诞生标志着我国绘画史学科的成熟，不仅是对前辈画家、画论的综述，同时也为而后一千多年的中国绘画发展指明了方向。

本文将从三个方面论述该书对于中国艺术以及中国艺术史的巨大价值。

一,张彦远首次以系统的学术方式提出“书画同源”的观点。在卷一《叙画之源流》中，他写到：“古先圣王受命应，则有龟字效灵, 龙图呈宝……造化不能藏其秘……是时也, 书画同体而未分。”他认为，书的作用在于传达意思，而画的作用在于显现形状，都是天地圣人的意思，一开始并没有明显的区分。事实上，书画同体的观点，一直流传至今，纵观一千多年的中国艺术史，乃是一部是书法和绘画交织的艺术史，米芾、宋徽宗、赵孟頫、齐白石……他们不仅是大画家也是书法高手。而在艺评上，中国也有着书画评论双管齐下的传统：苏轼虽被誉为“书法史上的宋四家之一”，但对宋代文人画也有深刻的洞见；张怀瓘的《画论》和《书断》在画界和书界都享有极高的声誉。张彦远本人除了著有绘画史论著《历代名画记》以外，还著有书法专著《法书要录》。就中国古代绘画实践来看，绘画创作、评定等始终与书法互为参照，笔法被认为是艺术家一种造型结构观念的表现。张彦远在书中盛赞顾恺之，并形容其画是“意在笔先, 画尽意在”。无独有偶，王羲之的老师卫夫人(272—349) 在《笔阵图》中，讲到书

法家的必须要做到“意前笔后者胜”。“画圣”吴道子之所以受推崇, 并不是因其受佛教和域外影响而成就的善擅道释故事画的写实才能, 而是因其书法用笔的非凡表现力。“曹衣出水，吴带当风”，一方面是形容二者画中人物的不同造型，另一方面，“出水”与“当风”的直观感受也是由笔法、笔力所决定的。在卷二《论顾陆张吴用笔》一文中，张彦远对书画同体的观点有了进一步的挖掘。他首先描述了书法从张芝到王羲之的发展，并认为陆探微的“一笔画”是借鉴了气势连绵的“一笔书”；而后，他又指出卫夫人《笔阵图》书法的“钩戟利剑森森然”与张僧繇“点曳斫拂”之间的呼应；最后，他又将当朝的“书颠”张旭和“画圣”吴道子相提并论。从中我们可以得知，张彦远是根据笔墨技巧来描述人物画的发展——将从顾恺之(四世纪) 到张僧繇(六世纪) 再到吴道子(八世纪)比之于书法演变——从钟繇在二世纪的古风书写，到四世纪卫夫人和王羲之的“法书”再到八世纪张旭的“狂草”。

二无论是谢赫的《画品》，还是李嗣真、张怀瓘的《画断》都是以绘画品评为主的著述，而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则首次将艺术纳入了历史的范畴，赋予了中国绘画以历史性。卷二开篇《论传授南北时代》集中反映了该书的历史性，也清晰地呈现出张彦远对绘画史的理解。文中他提出“师资传授”的观点，即一种基于“谱系”概念的中国艺术史写作模式，而后的中国艺术史写作基本都是继承了这一路数。比如，我们现在所熟悉的书法史也是采用这种写法：通常认为起始于三世纪的钟繇，随之是四世纪的王羲之及其子王献之，六世纪是他们的传人智永，七世纪初为初唐三大名家虞世南(558—638)、欧阳询(557—641) 和褚遂良(596—658) ，他们皆师从王羲之的书风。在《论传授南北时代》中张彦远这样描述了四世纪至八世纪人物画谱系的承传——包括其源起的变迁，他写到：“自古论画者, 以顾生之迹, 天然绝伦, 评者不敢一二。……陆探微师于顾恺之, 探微子绥、弘肃并师于父……张僧繇子善果、儒童并师于父……吴道玄师于张僧繇。”而在《论画山水石树》中，他也给出了山水画的谱系图：十世纪大师荆浩、李成和董源之后, 又有北宋范宽和郭熙为继, 他们的领袖地位于南宋被李唐、马远和夏圭所取代。与此处提到的人类社会学的“谱系概念”完全对应的是艺术复制的过程。正如每个人的肉身都是其祖先的替换与演变，艺术传统的生命与权威经过无数次反复，留下了永恒的古代和永恒的新生。“大师们的典范风格被作为某种生命基因(DNA )经过临摹和复制传播，刻印在后来的语汇因子里。后代画家通过学习古代风格并作为道统的传人，自视为前代大师的再生者，从而达到“神似”——与前代大师融合——艺术大师因此重又获得了生命。”故这些作品就不仅是一件历史遗物，而且还是一种潜在的精神给养——如果观赏者体验过“神会”,，有过自己的精神与艺术家的精神呼应和沟通的话。也正是因为如此，张彦远才一再强调：“精通者所宜详辨南北之妙迹,，古今之名踪，然后可以议乎画。”不过，张彦远绘画史思想中的历史性也存在明显的不足，首先由于世系的缘故，导致传统中国艺术史只是一部有名有姓的杰出艺术家的历史。传统的鉴赏家确信那些知名艺术家的画作，而将那些无归属的作品降格为“无名氏”一类，使这些作品无法进入艺术史的撰述和讨论。其次，按照王朝更迭作为艺术风格的转变的艺术史逻辑也存在某种缺陷。上世纪八十年代，艺术史家亨利?泽内尔曾发表文章揭示了传统艺术史所包含的“深刻矛盾”：“一方面坚持艺术不受时空的约束，有超越历史独特价值的理想主义艺术理论，因此严格地说来，可称为非历史的艺术……另一方面又迷恋于19 世纪实证主义的乐观方式，认为历史必须给出因果结论……风格史便是试图在艺术自律之内建立一种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