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阶层现状录 历史奇迹背后的惊人事实

李茂岚等人从研究农民负担问题入手，最终发现：农民社会化组织水平低的直接后果就是“农民的自我保护能力弱，往往很难抵挡外界对自己合法权益的侵犯
。这可以说是农民权益难以得到有效保护最深沉的原ห้องสมุดไป่ตู้之一。”要知道，八亿散沙式的农民面对的并不是一个在任何意义上都可以视为非法的强盗集团，而是一个按照行政原理和军事原理组织起来的可以合法行使暴力的统治集团，而且，这个集团事实上可以行使没有任何限制的权力。许多人纳闷，为什么农民那么苦，他们为什么不起来反抗呢？农民与党国政府力量对比如此悬殊，要造反岂不是以鸡蛋撞石头？因此，对绝大多数农民来说，除了指望当权者的开明，开恩和盼望多几个包青天之外、或者除了以死相抗之外，他们几乎没有其他选择。
案例之一：
1989年，山西稷山县因为乡政府未徵求当地群众同意就把原杨赵乡该名造纸农民进行反抗，不可思议的是，这次官民对峙时间长达7年。作为抗争主体的杨赵村在长达7年的时间里变成了不服乡镇政府领导的“独立王国”，村民们“拒绝乡党委的领导，不承认乡政府，不与乡政府打交道，前几年甚至不允许县、乡的领导进村。
这里面的一个主要因素是，日本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的决策必须考虑到一个农民利益集团－－－全日农协联盟（NOKYO）的意见，而这个团体的意见是举足轻重的。在日本，这个农民团体在对农业政策的决策过程中具有广泛的权力，其领导的提高粮食价格战以及保护家畜和为柑橘生产者反对自由进口农产品而享有极高的政治声誉。1982年8月和1983年1月，在美国总统里根访问日本前，各合作社总同盟前后资助了20次大规模的群众集会，反对农业政策自由化和扩大农产品进口指标。
也许人们并没有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在1984年前后，数字统计的结果显示中国农村经济发展出现了历史奇迹，农民王驾远写中堂把农民生活比作“不是神仙，胜似神仙”这些事实的背后是1978年到1984年，全国基层干部数量减少了一半，这个数字出自中央政府在1984－1985年作的一项目调查。可以说农村基层党政组织大规模的瘫痪、半瘫痪导致了农村经济的奇迹和农民的神仙般生活。而农村农民负担的加剧，则是在共产党政权重建乡村基层党政组织的前后。这种惊人对比强有力地告诉人们：强大的公共权力并不是农村经济发展及其农民权利的福音，而是一种巨大的灾难。
这个团体有800万成员，其成员超过任何日本的利益集团组织，即使在国际上，它也是最大的农民合作组织。它的管理总会就有10万人，这些管农民的“官员”都是经过选举的官员组成的执行机构。只有农民和农场管理组有权投票。它还包括一个巨大的由37万雇员组成的官僚队伍。从其力量来说，超过任何日本的组织，包括巨大的日本铁路协会。在范围上，它也几乎涵盖了全国9000个单一功能和多功能的合作社的所有的农户。全日农协农民的强大，使它在政治上有相当份量。1982年，属于NOKYO选民占全国选民的19％。据统计，从1949年到1983年，属于NOKYO的成员平均在两院各有41席。或者占5。9％。不仅如此，由NOKYO资助的政治家在议会决策中还要替NOKYO说话。由于全日农协联盟的强大，任何涉及农业贸易自由化问题都会自然转化为日本的重大政治问题。在牛肉和柑橘市场自由化之后，自民党这个曾经对农民答应不搞农业贸易自由化的执政党在国会中失去了很多席位。ToruTakahash在他的研究日美关系的文章中说：如果在大米进口问题上执政党政府处置不好，会导致执政党政府垮台。仅仅从这个事例便能反映出日本的执政党及其政府受制于社会团体力量制约的程度。
案例之二：
1993年6月，“仁寿县曾由于个别区、乡干部工作作风粗暴、加重农民不合理负担等原因，引起群众强烈不满”。在这场名为“不满”，实为震惊中外的农民暴动之后，新县委书记卓明安走马上任。1993年，也就是农民发动暴动的哪一年，这个县农民的人均负担是50元，但在农民组织起来暴动之后的第二年，农民人均负担只有4。86元。这还不是农民享有的全部好处。
由于日本的制造业对美出口赚了大钱，并留下了巨额贸易顺差，从而导致美国要求日本进一步开放农产品市场，让美国的农产品在日本市场中占有更多份额。在经过一轮又一轮的谈判后，日本在70年代对美国开放了牛肉柑橘类市场，1978年，“东京回合”之后，双方达成的妥协是：日本同意增加农产品进口指标，但美国则放弃要求日本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的要求。此后虽然历经1984、1988年日美贸易谈判以及1993年的乌拉圭回合谈判，日本农业贸易自由化的大门仍然没有向美国敞开。日本人当然知道美国廉价的农产品打入日本后会冲击日本农业市场，在一点，中国领导人也未必不清楚，但是，即使是在日本人理亏在先（对美总体贸易顺差巨大）的情形下，为什么日本政府仍然能够抵抗美国方面一波又一波的长达二十余年的贸易自由化轰炸呢？
谢安乡新民村农民张德安因对抗“作风粗暴”的农村干部和“敢于发表不同意见而在全县农民中影响较大”，卓明安先后三次去张德安家登门听取意见，并和县区乡干部扶持村上新栽3万株金花梨、10万株葡萄。1993年四川仁寿农民暴动引发的“地震”，并不局限于仁寿县境之内，农民的“胜利”几乎是全国性的。3月19日，**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切实减轻农民负担的紧急通知》，在这份“罪己诏”中，共产党政府明确指出农民负担重的根子在中央国家机关和省级国家机关。对涉及农民负担费用的各种摊派、集资、达标活动和行政事业性收费，以及在农村建立各种基金等，一律先停止执行，在6月底以前清理完毕。在这以前，**政府虽然发出过各种文件，要求减轻农民负担，但是从来没有象这次这样动真格的：对行动迟缓者、清理不力者，要给予批评、党纪、政纪处份；对造成恶性事件的当事人，要依法惩处；对酿成恶性事件的官僚主义者，要撤职查办；处理结果要广播登报，同群众见面。
80年代中期，美国大米生产者面临困境，于是，精明的美国农场主将眼光瞄准了日本大米市场。在日本，在1993年以前，基本没有进口过大米。而且，在日本农产品市场中，大米份额占到30％。日本农民生产大米2000多年，大米不仅是一个农产品问题，它甚至成为日本文化的一个部份，因此，大米市场的开放较牛肉和柑橘问题严重和敏感得多。正是考虑到这些因素，即使在1993年的乌拉圭回合谈判之后，日本也只是局部答应开放大米市场。即使到2000年，进口稻米的比例也只占总稻米消费的8％。全日农协同盟在此提供了一个在多元社会条件下，利益集团作为社会政治行动的基本单位，主导社会基本政治秩序，扮演着公民个人与政策决策者之间的利益传递管道角色的典型例子。这种利益集团往往“集中了个体的需求，形成集团利益并以集体的形式表达出来，于是形成政治力量，也就是政治压力。在参与高层政治方面，利益团体推举自己的代表参与议政，它们充当利益团体的喉舌并为其争取利益，团体则作为这些代表的支持系统，起着协商立场，提高资源的作用。利益团体监督着公共权威，以便阻止它们的越权行为。……利益团体还提供了公民参与政治的渠道，使得它们的权利成为有影响力的、受到承认和保护的东西，公民社会的政治地位因此获得提高。在中国，虽然没有农民组织，但一些局部性的农民组织性行为为农民争取到了迄今为止中国农民可以得到的最大利益。下面介绍的是几个农民组织行为的成功案例。
中国农民为什么可怜？追根溯源，农民之苦，源于农民之弱，农民之弱，则源于八亿农民是散沙，正因为农民是难以捏合起来的散沙，以至于一个小小的村官
都可以骑在农民头上拉屎撒尿，更遑论一个国家政权从制度上存心要将农民变成二等公民。
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大的群体，居然就是世界上力量最弱的群体，这就是中国农民陷入整体性的万劫不复的苦难之源。自80年代初期，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民家庭“一个个单独地站在国家权力机构面前。”这种图象的更为形像的注解是：一个个赤手空拳的农民面对成群结队的政府官员及警察。这种政府官员及警察可以专横地向农民下达命令，以合法暴力为后盾剥夺农民的财产、人身乃至生命。
更可怕的是，在权力对比关系的微观层次之外，原子化的农民实际面对的是整个国家官僚体制：它们是从中央到地方庞大的党政官员系统、制定《农业法》国家立法机关、制定《农民承担费用和劳务管理条例》国家最高行政机关、以及卫生部、水利部、林业部、建设部、国家土地管理局、交通部、农业部、公安部、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国家教育委员会、电力工业部、地质矿产部、邮电部、广播电影电视部、文化部、国家无线电管理委员会、广播电影电视部等中央政府各个部委、局、办以及各个省的地方立法机构及其政府等等。稍微明白点事理的人都知道：无论在在理论上和事实上，所谓农民负担问题的最深重的根源绝对不是区区乡村基层政权横征暴敛所致，八亿多农民沦为二等公民，更不是乡村基层政府官员哪点能耐所及，所有这些，都是一整套国家机器合力作用的结果。
案例之三：
中国农民阶层现状录：历史奇迹背后的惊人事实
中国农民阶层现状录：历史奇迹背后的惊人事实
中国思维网 2005年2月26日 阅读数： 1060源作者:李猛 来源：搜狐文化
一、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群体竟然是世界上力量最弱的群体
二、道莫不善于群
中国农民的自由和权利成为“幸运”的权利和自由隐含着这样一个前提：即使农民有八亿之众，他们也没有力量向国家和政府说“不”的能力。他们没有力量使纸上的权利和自由变成社会现实。任何权利的背后，其保障机制都取决于政府与公民力量的对比关系。如果农民是小鸡，政府是老鹰，小鸡如何对老鹰张开的大嘴说“不”呢？如果中国农民强大到象日本农民那样能够让国家和政府不可小觑，中国农民的权利还会是只写在纸上的权利吗？
启蒙思想家梁启超说过。“道莫善于群，莫不善于独。独故塞，塞故愚，愚故弱，群故通，通故智，智故强。”梁启超说“群”，就是当今社会的公民组织。
“不论何种形式的社会，其成员组成都是多层次、多阶层的，每一层次或阶层的社会成员往往有着共同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为了保护自己的经济和政治利益，最好的办法就是这一阶层的社会成员能组织起来，以组织的形式和组织的力量同其他社会阶层发生各种联系。其组织形式越完善，组织力量越强大，其利益保护就越有效。”1921年下半年，在早期共产党人沈定一等人鼓动下成立的第一个农民组织——萧山衙前农民协会，就是按照这种“群则强”的最简单道理建立起来的。这个农民协会的章程是这样写的："我们底觉悟，才是我们底命运，我们有组织的团结，才是我们离开恶运交好的途径。决定我们底命运，正是决定全中国人底命运。”在当今社会，一个社会群体有没有自己的公民组织，会显现出巨大的利益差别的。中国的东瀛日本，哪里的政府也想溶入国际社会贸易一体化进程，但那里农民的待遇与中国农民受到待遇就有天壤之别。其中的原因就在于日本农民有自己的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