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职官沿革史》

中国历代职官沿革史
中国官制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随着国家的产生而产生，又随着国家性质的演变而不断变化发展。

中国自秦汉以来，就是一个官本位的国家，这是一个事实，官僚占有最多的社会资源，也占据着社会最多的荣耀。

国家出现以后，作为统治阶级要建立政府来管理这个国家。

政府实际是统治阶级管理国家的执行者，政府是为了国家而产生，而存在的。

为了治理国家和管理政府事务，在人类历史上，无论什么类型的政府，都需要建立起一套管理国家事务的职业官吏，官吏是政府的代表，政府则是国家的权威性代表形式。

中国的君主制政府与职官之发展，经历奴隶制政府和封建制政府前后两个历史阶段，长达四千余年的历史。

夏建立了第一个国家，从而产生了国家机构与职官，氏族首领的职能被国家官吏所取代，并赋以新的形式与国家强力统治内容。

到商代，国家机构与职官有了进一步发展，根据社会发展与国家统治的需要，增加了一些新的机构和职官。

至周，国家机构与职官设置已基本规范。

但就夏商周三代而言，国家机构与职官设置比较简单、凌乱，缺乏系统性，分职设官随意性较大，一职一官，许多机构与职官界限不清，往往一个职官就是一个机构，职官分工既不明确也不固定。

商周的王，诸侯、卿大夫及其他各种官吏都是世袭的，世代掌握着统治大权，这就是所谓世卿制度。

在春秋战国时期，适应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在国家机构与职官设置上有了很大突破。

在用人制度上，更是出现了飞跃，传统的世袭管制被打破，周王朝对诸侯逐渐失去控制的权利，贵族分封制度行不通，各诸侯国称王称霸，设官分职，各行其是，职官制度因而发生变化。

秦灭六国，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确立了以皇帝为核心，以三公九卿为主体的新型封建官制。

这种新型管制既有流过管制的综合借鉴，又有秦始皇本人的发明独创。

秦官制在中国官制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就整个封建社会官制而言，都是秦官制的继承发展和完善。

由于秦王朝的速亡，只建立起了国家机构，官职设置体系，而官吏管理制度缺乏系统的规章。

汉代继承巩固了秦官制，为其二千余年的历史奠定了基础，并建立了一套官吏选拔任用制度。

在官吏任用上以汉武帝最为开放，独具特色。

汉武帝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打破商人不得做官禁令，重用商人为官，实行以商沿商的皇帝。

开放的用人思想造就了一个人才荟萃的时代。

汉武帝还将朝廷中枢官员做了调整，把秦的丞相、御史大夫、太尉改为大司徒、大司空、大司马，将御史大夫属官“中丞”保留下来，专司监察，成为独立的监察机构。

汉武帝为了便于处理政务，常通过内廷机构—尚书台发布政令，到了东汉，尚书台成为主要政务机构，而三公权利大大消弱，成为备员而已。

东汉末年，曹操掌握大权，自任丞相，并一度恢复御史大夫等的官职。

曹丕称帝后，认为东汉尚书台权利太大，便另设中书省，掌握机要，起草和发布政令，逐渐成为事实上的宰相府。

尚书台自此成为执行机构，其事务日益繁忙，开始分曹治事，设侍郎，郎中等官，综理各曹工作。

到了晋代，门阀氏族统治进一步加强，吏治也就更加腐败，晋代又将侍中改为门下省，至南北朝，门下省成为国家机构重要部门。

隋唐时期，中书、门下、尚书三省同为国家最高的政务机构，分别负责决策，审议和执行国家政务，并把原尚书省诸曹正式定为吏、户、礼、兵、刑、工六部。

各部长官称尚书，隋唐三省六部的确立，是秦汉以后封建国家中央官制变化的结果。

其组织教完整，分工教明确。

从隋唐至明清，六部基本相沿未改。

但是原来分立的三省到唐太宗以后却逐渐起了变化，由于唐太宗在即位前曾当过尚书令，故当他做皇帝以后，大臣多不敢任其职，于是这个职务就不再授人，尚书省的长官就只设左右仆射，但不久，左右仆射成了听令执行的官员，不能参加大政，至高宗时，则用其他官员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或“同中书门下三品”的头衔
参与朝政。

执行丞相职务，中书令、侍中就不常设了。

五代除沿袭唐制外，又设枢密院（管理军事机密、边防、军马等事）。

参与大政，长官称枢密使或知枢密院事。

宋代地方机构比较复杂，州上之“路”由监察区变为一级政权。

路有转运司、提刑司、提举常平司、提举学事司（徽宗时，不久废），经略安抚司等机构，置转运使，提点刑狱公事，提举常平茶盐公事，提举学事，经略安抚使等职官。

各司自由其责，互不统属，自行其政。

城市所在地设府，长官为知府，与州平行。

州本来管县，而在州之下又设军与监，二者均高于县。

元代废门下尚书省，中枢大政统一于中书省，长官为中书令，往往以太子充任。

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分掌政、军、监察三权。

此外，又在地方设行中书省为中书省的派出机构，因此，元代的中书省职权极重。

明代将“行中书省”改为“承宣布政使司”，省作为地方一级最高机构保留并确立下来，其内部机构得到进一步完善。

省下是府和直隶州，长官为知州和知府，再下为县和散州，长官为知县和知州。

实际，明地方行政体制为省一府，直隶州一县，散州三级制。

为了加强对官吏的监督和军事的控制，明又建立巡抚与总督制度。

到了清代，巡抚成为一省最高行政长官，总督则往往主一省或数省之政，省下为道，府（直隶州，少数名族地区则设直隶厅），县（散州、散厅）》道员原为省之派出官员，以后演变为掌军掌民的重要官员。

这样，清代地方行政体制就成为省、道、府、县级四制。

随着中央官制的演变，地方官制也不断发生变化。

秦朝地方行政体制是郡县二级制，郡行政长官为首，下置尉与监御史尉主军事，监御史主官吏监察，县分大小等，长官为县令。

汉承秦置，实行郡县二级制，汉武帝将全国分成十三州（部），各设刺史一人，奉命巡察郡国。

到汉末，州发展成为一级地方政府，州长官由刺史改为州牧，郡县二级制成为州、郡、县三级制。

魏晋南北朝时期仍实行州、郡、县三级制，所不同的是州行政长官权利加强，不但主政，而且主军。

隋改州为郡，唐又改郡为州，均为二级制。

唐处理州、县外，还没有监察区一道。

道伟中央派出机构，道长官先后有黜使、按察使、采访处置使等名称，由朝廷从京官中派任。

隋唐还将数州合为一军区，设总管或都督主军事，在边远地区，唐又设节度使，主数州乃至十州之政，最后演变为地方割据势力—藩镇。

宋代鉴于唐五代藩镇之祸，为加强中央集权，消除藩镇，节度使成为空衔，并因地而置州、府、军、监、均有属县。

仍然是二级制。

州、县政务由中央派遣京官带原衔出任，称“知某州军州事”，“知某县事”，简称“知州”、“知县”。

此外又设监察区，称为“路”，路设都转运使，提点刑狱，提举某路常平公事等官，负责一路的吏治，民刑事件及财政事务。

此外，又设经略安抚使或安抚使，掌一路的地方军事，通常以本路的知州或支府充任。

清代的府、州、县制与明代略同，唯在一些情况特殊的地方设厅，厅的行政级与州相似，也有直隶厅与散厅之分。

府以上的道依然存在，并成为一级行政机构，道员也成为专职的官职，俗称“道台”。

省级制则由总督或巡抚综理军民要政，成为固定的封疆大吏。

布政使名义虽然保留，但已成为总督或巡抚飞属员，专管税收、民政，称为“藩台”，又设按察使，管一省之司法。

府的长官称知府，县的长官称知县，厅的长官称同知或通判。

这便构成省、道、府（直隶州、直隶厅），县（散州、散厅）的四级地方官制。

无论在古代还是当代，中国政治体制，包括其等级安排，在塑造社会形态上都显示了巨大的权重。

由它的发生形态到形成为一个完整的体制，以至在现代的变形，其间经过了种种变化，我们要指出它的特点，至少应就过去官僚政治与现代政治两方面来说。

中国文化对特权体系的认同感，不仅表现在统治阶级---官僚阶级身上，也表现在统治阶级候补---底层知识分子身上，甚至也表现在被统治的底层平民身上。

中国自古没有人人平等的观念，人分三六九等似乎为天经地义，底层平民对悲惨生活只能“认命”，而少数人因某种机缘巧合则是因为“天命”。

这与西方近现文化中的自由与民主观念截然不同。

官僚政治文化以及其核心
的特权观的确是中国传统文化无法分割的一部分。

中国官僚政治的形成具有其历史必然性，首先中国自秦以来形成大一统的专制国家，治理这样的大面积、多民族国家需要很高的治理资源，秦制采取绝对中央集权，未几崩溃，汉代在其失败基础上反思创新，以儒家伦理道德为意识形态，以实质上的层层特权支撑起中央皇权，为后续2000余年的官僚政治模式奠下基础。

这种模式，将绝对皇权的一部分分散为官权，以官权的稳定来维系皇权的稳定，并以儒家的家族伦理来维系君与臣、臣与官、官与民的局域社会关系，以局域稳定维系全局稳定，从而形成了短中期之内稳定的社会关系。

历史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在前代官制的基础上，都建立了有利于自己统治的官制，但封建的混战，使各种专门人才成为急切的需要，并且直接动摇了整个社会制度，削弱了和抹杀了旧有的阶级划分，并在新的调子上重新划分阶级。

封建上层阶级社会地位的一般不巩固，是愈来愈加厉害，常使封建诸侯依靠官僚。

这种历史的继承性，构成了中国官制发展史，没有历史就没有今天，我们研究前代官制，正是为了今天能有所借鉴。

中国古代官制，无论是奴隶社会，还是封建社会如汉唐那样的地方分权时代，抑或明清那样的高度中央集权时代，都没有改变帝王的独裁专制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