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高祖李渊曾称臣突厥

《大唐创业起居注》卷六记：
乃命司马刘文静报使，并取其兵，静辞，帝私诫之曰，胡兵相送，天所遣来，数百之外，无所用之，所防之者，恐刘武周引为边患，取其声势，以怀远人，公宜体之，不须多也。
这里有几点疑问：李渊与李世民谁更了解刘文静？在李渊晋阳起事的领导班子里刘文静究竟处在什么位置？李渊与李世民谁是刘文静的真正主人？
李渊深知兵进长安，如果师出无名，将是前功尽弃，而称臣突厥的仪式已举行，天下已共知了。因此如何执行既定战略成为起兵重要一环，他折中满足突厥要求反隋的立场，提出废“皇帝（炀帝）立代王”，就是以反炀帝不反隋蒙混过关。他巧妙地在起事旗帜上做文章，因为隋的旗帜是绛赤色，突厥的旗帜是白色[3]，李渊就在进军的旗帜上半白半绛，这样即说服突厥，又为承继隋的正统地位埋下伏笔。他的折中策略获得巨大成功，取得突厥的援助，牵制了刘武周对晋阳的威胁。同时他出师有名，迅速攻占长安，扶代王为帝，四方隋的旧部迅速归心长安，推动了李渊的迅速崛起，使他成为关陇集团新的轴心人物。这是李渊借当时突厥和隋两张最大势力牌，举重若轻地建立了大唐开国基业，也体现了李渊高超的政治谋略。
当时的形势是东突厥已经取代隋成为东亚霸主，华夏北方诸种集团势力都北面称臣。李渊虽有图霸的野心，但时势所然，称臣是他势力发展壮大的前提。如果去掉这个前提，他所辖区域迎来的将是敌对势力的进攻。李渊的战略经营意识高于其他人的，当时能与之媲美是李密。具体体现就是他们俩都认识到谁先入主关中，谁将成为未来天下的主人。前面所引史料说明当时各方势力应对的措施。李渊身处的晋阳本是突厥南下攻掠的重镇，他起兵时虽有五郡兵马及扩招的新兵，但实力还不足以与强大的突厥为敌。再则李渊起兵的军事目标指向是长安，他要解决后顾之忧，称臣稳住突厥是他必须的选择。
《新唐书》卷二百一十五《突厥传》上：
隋大业之乱，始毕可汗咄吉嗣立，华人多往依之，契丹、室韦、吐谷浑、高昌皆役属，窦建德、薛举、刘武周、梁师都、李轨、王世充等崛起虎视，悉臣尊之。控弦且百万，戎狄炽强，古未有也。高祖起太原，遣府司马刘文静往聘，与连和，始毕使特勒康稍利献马二千、兵五百来会。
时太宗在藩，受诏讨刘武周，师次太原，处罗遣其弟步利设率二千骑与官军会。六月，处罗至并州，总管李仲文出迎劳之。留三日，城中美妇人多为所掠，仲文不能制。俄而，处罗卒，义成公主以其子奥射设丑弱，废不立之，遂立处罗之弟咄苾，是为颉利可汗。
始毕可汗初与刘文静定约，唐高祖臣服突厥，以此依靠突厥的裁判角色制约刘武周侵袭太原。但唐入关后，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向西南收巴蜀，开通了关中与巴蜀的联系，向南将关中与江汉平原联为一体，东向击败隋屈突通军团、招降李密旧部，占领河南北部及河北部分地区，西向灭掉西秦及收复李轨，势力已达河西。到武德二年（619）初，李唐已经显露出建立统一王朝的恢宏气象。这已经打破了始毕可汗认可的割据政权称臣突厥的局面，作为当时游戏规则的制定者，他开始撕毁条约，支持刘武周向唐军进攻。但天绝始毕可汗，让他没有亲见后面的结局，此年二月他就去世了。在突厥内部政权交替的过程中，处罗上台，他没有继续执行始毕可汗的政策，而是为了稳定刚刚接手的突厥中央政局，与唐结盟，派兵与唐军共讨刘武周。吴玉贵、李方两位先生认为处罗政策的转变，是突厥扶植杨隋傀儡政权的产物。当时这种形势决定了突厥态度的转变，陈先生归因于太宗与突厥之特别关系是不妥的。
另一个问题，太宗果真是称臣突厥的谋主吗？大业十三年（617），李世民十九岁，此前没有从政经历。虽然以前参加过救援炀帝的燕门关战役，但那只是作为世家子弟的参军历练而已，与晋阳起兵的战略大局谋划没有太大的关系，史书褒美太宗过甚，似乎不经过锤炼，他天生就是战略家。我们从刘文静这位与称臣突厥有重大关联的人物入手，就可以解开称臣谋主之谜：
三、割地连突策略与刘武周兴灭
唐劲敌刘武周部的兴灭关键是李渊割地连突的外交策略：
《旧唐书》一九四上《突厥传》记：
（武德二年）授马邑贼帅刘武周兵五百余骑，遣入句注，又追兵大集，欲侵太原。是月，始毕卒，其子什钵苾以年幼不堪嗣位，立为泥步设，使居东偏，直幽州之北。立其弟俟利弗设，是为处罗可汗。
兴国寺兵可以说是李渊精心谋划招募的部队，他所派募兵将领有李世民、刘文静、长孙顺德、刘弘基等，都是他信得过的人。“帝遣长孙顺德、赵文恪等率兴国寺所集兵五百人总取秦王部分。”可以看出兴国寺兵名义上属于李世民右统军都督统辖。但陈先生说兴国寺兵在世民统领下胁迫高祖决策叛杨隋而臣突厥，恐怕值得推敲。在他组建的领导班子里还没有谁有实力敢于胁迫他，其他人的威望和地位也胁迫不了。那如何理解兴国寺兵的“公若不从突厥，我亦不能从公”的呼声呢？根据当时形势，李渊的既定战略是尊杨隋连突厥。突厥作为当时东亚霸主，对北方割据势力的普遍政策是：要臣属突厥得到支持，必须接受突厥的册封，并在政治上保持反隋的立场，如刘武周、梁师都、李轨、薛举等。而反隋是和李渊既定战略相背离的，因为起兵最好的借口是扶杨隋，否则入主关中将师出无名，也会被隋朝旧部视为反隋的割据势力，那就没有政治舆论优势了。因此李渊要在两难选择之中寻求平衡，而他的得力支持者刘文静、裴寂等给他制造借口，说兴国寺兵支持他连和突厥，这是民意不可违，这样在领导集团内部达成一致意见，接受突厥的册封就顺理成章了，也保住了李渊“为人臣需尽节”的名誉，尽可能少地减损他的政治威望，胁迫之语只不过下属给主子的处境提供一个台阶下而已，不可当真。从结果看，他的战略并没有受损，不但举行了接受突厥册封仪式，还在金帛财物方面满足了突厥的需求，暂时稳住了突厥势力。对内宣称还是尊隋立场，这可在他张举起事的旗帜上看出他暗含的玄机，实际是实施了瞒天过海之计，骗过突厥，也达到收买隋旧部的人心之功效。李树桐先生侧重论述太宗将“渭水之耻”归于高祖称臣之过[2]，[72]有其偏颇。政治家的政策抉择是由客观形势决定的，李渊派刘文静出使突厥即使不是真正称臣于突厥，也是名义上认可突厥的霸主地位，这种策略他对李密也使用过，主要目的是稳住强大的对手，为自己发展赢得时间。这在他进军关中所张旗帜上也可以看出此种倾向：
刘文静曾是晋阳令，他和李渊是上下级关系，二人有一起共事的经历。人与人的理解是相互的，正如刘文静了解李渊一样，李渊也应非常了解刘文静。文中所指太宗认为刘文静可以一起起事的观点，应当来自于他富有深谋父亲的判断。那么世民到监狱去访刘文静，也可以换角度理解为世民秉承父亲的意思，去了解刘文静的政治倾向，以便拉拢。刘文静这位阶下囚，要想改变命运，自然没有放过有远大政治抱负的李渊对自己的呼召。而李渊对这位有谋略的前晋阳令也深加重用，在他架构的领导班子里，刘文静占有一席之地。
《旧唐书》五十七《刘文静传》：
刘文静，字肇仁，自云彭城人，代居京兆之武功。祖懿用，石州刺史。父韶，隋时战没，赠上仪同三司。少以其父身死王事，袭父仪同三司。伟姿仪，有器干，倜傥多权略。隋末，为晋阳令，遇裴寂为晋阳宫监，因而结友。
及高祖镇守太原，文静察高祖存四方之志，深自结托。
裴寂等乃因太子秦王等入启：“请依伊尹放太甲、霍光废昌邑故事，废皇帝而立代王，兴义兵以檄郡县，改旗帜以示突厥，师出有名，以辑夷夏。”于是遣使以众议驰报突厥，始毕依旨，即遣其柱国康鞘利级失热寒特勤达官等送马千匹来太原交市，仍许遣兵送帝往西京，多少惟命。康鞘利将至，军司以兵起甲子之日，又符谶尚白，请建武王所执白旗以示突厥。帝曰：“诛纣之旗牧野临时所仗，未入西郊，无戎预执，宜兼绛杂半续之。”
始毕得书大喜，谓其部达官等曰：“天将以太原与唐公，必当平定天下，不如从之以求宝物，但唐公欲迎隋主，共我和好，此语不好，我不能从。唐公自作天子，我则从行，觅大勋赏。”不避时热，当日即以此意做书报帝。帝开书叹息久之，曰：“孤为人臣需尽节，本虑兵行以后，突厥难侵，屈节连和，以安居者，不谓今日所报，更相要逼，乍可绝好藩夷。”突厥之报帝书也，谓使人曰：“唐公若从我语，即宜急报我。遣大达官往取进止。”官僚等以帝辞色懔然，莫敢咨谏。兴国寺兵知帝未从突厥所请，往往偶语曰：“公若、从突厥，我亦不能从公。”裴寂、刘文静等知此议，以状启闻。
二、从兴国寺兵向背看李渊的战略推进
《册府元龟》卷七《帝王部创业门》记：
高祖乃命太宗与晋阳令刘文静及门下客长孙顺德、刘弘基等各募兵，旬日之间，众且一万，文静屯于兴国寺，顺德屯于阿育王寺。[56]
《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五记：
帝遣长孙顺德、赵文恪等率兴国寺所集兵五百人总取秦王部分。
文静坐与李密连婚，炀帝令系于郡狱。太宗以文静可与谋议，入禁所视之。
高祖开大将军府，以文静为军司马。文静劝改旗帜以彰义举，又请连突厥以益兵威，高祖并从之。因遣文静使于始毕可汗，始毕曰：“唐公起事，今欲何为？”文静曰：“皇帝废冢嫡，传位后主，致斯祸乱。唐公国之懿戚，不忍坐观成败，故起义军，欲黜不当立者。愿与可汗兵马同入京师，人众土地入唐公，财帛金宝入突厥。”始毕大喜，即遣将康鞘利领骑二千，随文静而至，又献马千匹。
《隋书》卷一《高祖纪》：
开皇元年六月，诏以初受天命，赤雀降祥，五德相生，赤为火色。其郊及社庙，依服冕之仪，而朝会之服，旗帜牺牲，尽令尚赤。
《资治通鉴》十八隋纪义宁元年六月：
隋色尚赤，今用绛而杂之以白，示若不纯于隋。
《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五：
《旧唐书》卷五十七《裴寂传》：
“及隋恭帝逊位，高祖固让不受，寂劝进，又不答。寂请见曰：“桀、纣之亡，亦各有子，未闻汤、武臣辅之，可为龟镜，无所疑也。寂之茅土、大位，皆受之于唐，陛下不为唐帝，臣当去官耳。”又陈符命十余事，高祖乃从之。寂出，命太常具礼仪，择吉日。高祖既受禅，谓寂曰：“使我至此，公之力也。”拜尚书右仆射，赐以服玩不可胜纪，仍诏尚食奉御，每日赐寂御膳。高祖视朝，必引与同坐，入阁则延之卧内，言无不从，呼为裴监而不名。当朝贵戚，亲礼莫与为比。”
《旧唐书》卷一《高祖本纪》：
李建成为左领军大都督，左统军隶焉；太宗右统军都督，右统军隶焉。裴寂为大将军府长史，刘文静为司马，石艾县长殷开山为掾，刘正会为属，长孙顺德、刘弘基、窦琮等分为左右统军。
刘Байду номын сангаас静这位有能力的囚犯，受重用后，确实成为了李渊创业初期的得力干将。同时，我们从上面介绍的领导班子看，李渊用人策略很高明，当时他的儿子建成二十七岁、世民十九岁，让他们为左右统军都督，事实也就将兵权通过儿子们的监督牢牢抓在自己手里，也给没有军政经验的两个儿子提供锻炼的机会，这时的世民还不是李渊真正的左右手，只能算作左右手的影子。而李渊真正的左右手是有丰富政治经验的裴寂、刘文静。裴寂工作侧重内部，最能说明他作用的就是他带头推送李渊称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