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教育差异对比专题报告(二)

资料2：中美教育对比

一、中美教育之别：功夫与利用率

在中国或者其他华人社会，老师和家长教育学生说，只要努力，铁杵也能磨成针；而美国学校则会鼓励学生，想出最有效的办法去制造针，或者想出最有效的方法把铁杵用于其他目的。就算真要钻牛角尖，一定要用铁杵造针的话，起码也要想办法造个成百上千根针，否则岂不白白浪费了这么多铁？

勤奋不等于成功：

任何天才要想成功都需要努力，但关键在于努力分高效和低效两种（当然更有无效甚至负效）。就像我们使用能源生产，也有能源利用率的问题一样。“铁杵磨成针”的效率，无疑是极低的。可是，当这种故事出现在小学教材里时，我就从没听到有人质疑过，大多数人都把这个故事当作老祖宗传给我们的智慧宝藏，天经地义，无庸置疑。可是，古人的智慧就算正确，也未必适合今天的社会。更何况有些持续了千年之道理，还常常被后人否定呢。

当然有些人会提出，“铁杵磨成针”这个故事并不在于它的事实本身，而在于要教给我们一个道理：努力可以成就一切。再认真回味一下，努力真的可以成就一切吗？不见得。

懒惰导致失败，但勤奋绝不等于成功。中国人固然比美国人勤奋，而且有小聪明，但美国国家强大，社会上成功者大多是美国人自己，这是因为，从大社会到小个人，他们都擅长于有效地利用自己的长处，在社会上容易找到自己的位置。同时，他们在工作中付出的每一份努力，都被最大化地有效利用。一个人取得的成果，等于功夫和利用率的方程式。数学好的中国人，这笔账一定比美国人算得清楚。

美国中学生每读一篇名著，无论是莎士比亚、爱默森、乔叟、奥威尔，作业都是写criticism（文学评论），可以正面，也可负面，不大聪明的学生也可以胡说八道，随便写写自己的感触。关键是从这些评论中，学生能够思考阅读过的内容。

墨守陈规与挑战权威：

相比之下，在中国（或者在其他亚洲国家），我记得在中学时常背诵和默写朱自清、鲁迅的著作等等，从来都没有机会“挑战”这些权威。大家从小背的不是唐诗、宋词，就是《三字经》之类，从没有人告诉过我，在小时候，学校和家庭里会经常就这些著作的内容进行讨论。

美国人没有五千年中华文化积累下来的各种典故和哲理，但也正因为如此，所以也没有人拿这些东西对他们指指点点。务实地追求目标，是美国人的最高原则。当大家都在嘲笑美国没有历史、没有文化的时候，他们却靠着务实精神，确立了美国在世界上的霸主地位。

说了这么多，我其实并不认为美国的教育好，中国培养的学生至少是勤奋的，这也是美国人所认同的事实。但是，若既能勤奋，又能有效利用自己的勤奋，岂不是事半功倍？

在传承老祖宗留下来的道理时，我们也应该鼓励学生从小培养“挑战”权威的意识。因为，所谓“智慧”，并不只是一代接一代地背诵诗句，而应该是在挑战和平等讨论的气氛中，将自身文化所积累的智慧加以充实、更新和完善，使之更加适合于不断日新月异的现实。

美国人教育孩子十二法则:

归属法则：保证孩子在健康的家庭环境中成长；

希望法则：永远让孩子看到希望；

力量法则：永远不要与孩子斗强；

管理法则：在孩子未成年前，管束是父母的责任；

声音法则：要倾听他们的声音；

榜样法则：言传身教对孩子的榜样作用是巨大的；

求同存异法则：尊重孩子对世界的看法，并尽量理解他们；

惩罚法则：这一法则容易使孩子产生逆反和报复心理，慎用；

后果法则：让孩子了解其行为可能产生的后果；

结构法则：教孩子从小了解道德和法律的界限；

二十码法则：尊重孩子的独立倾向，与其至少保持二十码的距离；

四W法则：任何时候都要了解孩子跟谁在一起（who）在什么地方（where），在干什么（what）以及在什么时候回家（when）。

二、中美教育理念对比

教育改革和大学改革，争论得沸沸扬扬，但遗憾的是，焦点都集中在谁该拿饭碗的利益之争上，很少涉及“大学的精神”这样实质性的问题。其实，中国大学的精神，乃至中国文化的精神，都应借此作一番改造。但要进行这番改造，首先必须学习世界一流大学的基本理念。

一位西方教育家讲过，大学的本质在于把一群优异的年轻人聚在一起，让他们的创造力互相激励，产生使他们终身受益的智慧。所以，教授是哪里的博士，出了多少专著，还在次要。重要的是大学的教学怎么为年轻人创造一种更有成效的互相激发智慧和创造力的环境。

这一基本精神，和中国大学的精神就很不一致。中国大学是传播知识，我说你听，好好记笔记，好好考试。本科四年，大课一上到底，很少有讨论班，很少写期末论文。学生学到的知识不少，但创造力贫乏，出来常常适应不了社会。一些本科毕业的优异学生，到了美国的名校常常无法适应。

美国的一流大学，本科高年级都要上讨论班，研究生的课基本都是在讨论班完成。笔者在耶鲁大学读了这么多年，竟一次大课没有上过，上的全是讨论班。这种讨论班，五六个或十几个学生与教授围坐在一起，就自己的阅读各抒己见，教授只是起引导协调的作用。这就是所谓年轻人智慧的互相激励。本科生的大课，其实也离不开讨论班。虽然每周坐在阶梯教室听课，但听完还要参加由研究生助教主持的讨论班。可以说，讨论班贯穿大学教育的始终。

在这样的环境下，每个受教育者都成了教育者，每个学生不仅有学的义务，更有为课堂讨论作贡献的压力。所以，当毕业后突然被要求为社会贡献他们的智慧时，他们并不感到突然。他们已经在讨论班上习惯了。

在这样的教育体制中，学生来源是多元化的，而不是以考分单一划线。因为不同背景的学生可以把自己在不同阶层、种族、文化中的经验带进课堂。社会各个集团的思想在这里交锋、整合。大学实际上也是社会的黏固剂。

这样的大学精神，说到底是一种文化的精神。美国的孩子从小就受之熏染。我女儿从一岁就上当地的幼儿园，现在快到四岁，幼儿园却不教认字。而国内比她小的孩子就已经很有“学问”了。除认字之外，还要学什么“锄禾日当午，汗

滴禾下土”呀，什么“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呀。我女儿全无这些压力，每天几个同龄孩子坐在一起，边玩边谈话。一日，一个大一岁的孩子突然问：“我们是怎么来的？谁造了我们？”另一个孩子回答：“上帝造了我们。”女儿马上问：“谁造了上帝？”讨论没有结果，似乎也没有什么知识的积累，但这种讨论要一直跟着她进大学。

回想这样的讨论班，在我们上北大时，只有晚上图书馆占不到地方，几个好友决定在宿舍“放纵”一下时才有。而且这么聊一晚上，事后常常有负罪感，觉得误了功课。直到毕业多年后，才意识到那几个晚上的聊天是在北大最有价值的经历。

《论语》和《理想国》，两者都是世界文化的瑰宝，其风格似乎已预定了中西文明的不同传统。《论语》是年纪越大越读得有滋味，对孔子的敬意越深。读《论语》你总要面对一个大权威。《论语》中，常常一方是圣人在训话，一方是受训者小心问老师应该如何如何。孔子比别人高的地方在于他知道的最多。

《理想国》中的苏格拉底则全然不同。他有名的话是：“我一无所知，惟一比你们知道得多的是我知道我不知道。”他用他的问题，把那些自以为知道的人逼入绝境，让他们面对自己无知的真实面目。

中国大学的理念是孔子式的，西方大学的理念是苏格拉底式的。在这种不同理念下，北大改革的切入点就很好解读。所谓“一流的学生，二流的老师”之说是否符合实际，我们姑且不论，但它却生动地反映了我们中国大学的理念：老师一定要比学生高出许多。北大的改革计划，其实就是一个创造现代孔夫子的运动。什么名校博士呀，什么国际论文呀，一定要把最大的权威请来，往几百人的课堂上一站，镇得学生连大气也不敢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