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的职责

法官的职责

2010年03月26日14:58东方法眼刘振厚1025人次浏览评论0条字号:T|T 大名鼎鼎的大法官培根曾经写过《论法官的职责》一文（以下简称培文），其在开篇即言道：“为法官者应当记住，他们的职责是司法，而非立法；他们只能解释法律，而不能制定或修改法律。”在作了大家时常引用的水流与水源关系等论述后，培根从法官与四种人之间的关系论述了法官的职责。今天中国的社会不是数百年前的英国，中国的法官与英国的法官某些方面甚至有质的不同，但既然都曰之为法官，自然其职责有相通之处；而培根关于法律、法官、司法的论述，更是被今天中国的法律人士广泛引用，所以，本文没有从我国《法官法》规定的法官的职责入手，而是借鉴培根的文章，从法官与以下四种人的关系，简单论述当今法官的职责。

第一，关于诉讼当事人。这是培文的原题。培文写道，“法官的主要职责是惩治暴行和诈骗”，这可能是培根根据当时英国的状况而言的；从我们国家今天的状况来说，这显然只是法官职责的一部分。就当前法院结案情况来看，刑事案件不及法院全部案件的十分之一，我们面对的被告人更远远少于其他案件的诉讼当事人。但无论哪类当事人，培根的这句话着实值得每位法官谨记，“法官（在法律允许的前提下）应在量刑时想到慈悲为怀，应以严厉的眼光看事，但用仁慈的目光看人。”我们现在提出“为人民司法”的工作主题，开展了“人民法官为人民”、“让人民满意”等一系列活动，无不表明这样的宗旨，即法官应当为人民服务。当然，有一起案件，就有不同的案情，就有不同的当事人，当事人在与法官的接触中，也一定会有各不相同的表现，有些法官就会犯下因人而异的错误，这确是为法官者的大忌。培文还写道，“这世上最要命的曲解就是对法律的曲解”，我们的法官也会因当事人的不同，曲解法律本身固定的条文，这类状况，有时有着无法道出法官弄法的难言，甚至有时打着“对法律理解有不同是正常的”、“有意见分歧是难免的”之类的幌子，需要我们的法官在履行职责时端正自己的思想，增强自律意识，多些“畏法度”之心。

第二，关于与检察官及律师。培文的原题是关于控辩双方律师。我们国家的法律与英国不是一个法系，控方是行使公诉职能的检察官。在我国，检察官与法官同是司法官员，人们也经常把法院、检察院放在一起对待，实际上，二者的职能应该差别很大，检察官时常是“主动出击”，而法官是被动的受理案件，即“不告不理”；至于互相协调、互相配合的要求，虽然我们依然在现实中这样在做，但笔者所想，行使职责时，还是互相监督些更好，法官的权威性更强些好。关于法官与律师，应当说，法官行使职责时，最密切接触的群体，律师当仁不让，培文写道，“耐心而严肃地听取律师陈述，这应是法官的一种基本素质”，我们的法官亦当如是；培文还写道，“有些法官居然特别喜欢某些名律师，……只会抬高律师的酬金，疑心法院也有后门。”笔者未曾仔细了解当时英国法官与律师的关系状况，但我们可以了解到的是，今天我们国家的法官与律师的状况，实在是一言难尽。举两个极端的例子，有重庆乌小青法官和胡燕瑜律师是情人关系的法官与律师，有云南洪法官将何律师铐在法院篮球架上的法官与律师。我们的法官该究竟怎样处理与律师的关系，简单地说，就是遵守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的相关规定；至于落实，法官应当主动担当更多的，无论是法律，还是道德上的义务。

第三，关于与书记员及法警。培文的原题是关于法庭书记员和执达吏。在我们的法院，有书记员，没有执达吏，文书的送达一般由书记员和法警来完成；在市县级法院，办案法官自己送达文书，也是司空见惯。按照分工来说，无论是当年的英国，还是今天的中国，他们是不可能干涉到法官的办案的，可培根在他的文章里，提及他们时，竟然把他们分类为四种恶势力。今天中国的法院自然不会有这四种恶势力，但培根又写道，“一名熟悉判例、谨言慎行并懂得法庭使命的资深吏役，则可成为法庭的得力助手。”书记员、法庭当做法官的助手自不待言，但因为中国特殊的人际关系和法院管理体制，

法官与他们的关系远不止这样简单。中国法院书记员的前途是法官，很多时候，法官与书记员成了师徒关系，且不说书记员影响法官办案，有时法官干脆自己主动把案件交给书记员去办了，因为，反正他早晚也会成为一名法官。关于法警，英国有“警察是法庭的仆人”之说，这里的警察涵盖范围更广。可在中国的法院，没有哪一名法官或法警会这样认为，否则一定是发烧了。特别是民事案件，法庭上很少见到法警的身影，与法官和书记员的关系相较，实在是件憾事。

第四，关于与党委和政府。培文的原题是关于君王和政府，虽然是讲君王和政府，培根却首先写道，“法官们首先记住，……人民之幸福乃最高之法律。”今天的中国已没有君王，但却有党委和政府与法院一道关系人民的幸福，所以，法院的工作主题是，“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关于这三者的关系，我们经常的说法是，法院是在党委的领导、政府的支持下工作，从法律规定和现实情况看，确确实实如此。近年来，有股中国法治建设必须西方化的思潮，虽然没有法院可以脱离党的领导之意，但那一套明显不能与中国实际相符的情况还是存在的，潜意识也不能不说有此意念，这是我们必须反对的。作为法官，守法是最基本、最低限的要求，如果连宪法的规定竟敢于违背的话，哪里还能称之为一名合格的法官？至于法官履行职责时面临的行政干预问题，更多的应当是反应在个别的地方，个别的领导干部身上，法官该怎么对待权力与法律，不妨仍借用培根在文章引用的《新约》中的一句话，“我们知道这律法天经地义，关键是司法者要依法用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