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与传播》读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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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与传播》读后感
伊尼斯在全书中并不是连篇累牍的强调论证媒介对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的深重影响,而是在从古埃及文明到罗马帝国再到后世资本主义的整个发展过程中作为一条主线一以贯之。他专注于媒介发展变化的角度来分析阐释几千年来人类历史变迁的深层原因,自然的将媒介的重要性体现了出来。
“传播这个课题能给人很多可能的启示,我一直有这样的印象。在政治的组织和实施中,传播占有关键的一席。在历代各国和西方文明中,传播也占有关键的一席。”
中华文明的视觉象形,已经被代表口头的拼音所代替。一个聪明的西方人可以学会拼音中文,却有可能一辈子都学不会写字,现在,他们不用担心了,中国人正在向他们看齐。日本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表达外来语的片名使用得越来越多,曾经代表良好教养的古雅汉字却被年轻人视为老土。
因特网,这个新兴的大众媒体,把社会重新带回了听觉时代——媒体的形式,不知不觉地改变了我们的思维方式和生活状态。在稿纸上写字的人是在观察,在网上写博客的人却是在诉说,谁都知道,书面语和口语的区别在哪里。由博客组成的web2.0社区,既保有了声觉空间关注个体感受的特征,也包含了视觉空间因文字而产生的歧义——在大型事件中,这两个特点往往表现出各自的负面,并互相加强。
伊尼斯在《帝国与传播》中对此做过有启发性的比较。美索不达米亚文化是刻在石碑上的,石碑笨重,雕刻困难,运输不便,因此美索不达米亚文化以关心宗教和灵魂著称。在莎草纸发明之后,文化开始关心世俗生活,轻便的纸张,方便被运送到更远的地方,于是地域广阔的帝国才成为可能。在那之后,延续了两千年的手稿文化对人们的学习方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为手稿稀缺,难以到手,人们就倾向于将知识尽可能地记在脑中,有了连贯完整的知识体系,自然就容易产生强势的理性思维和历史观。随后,印刷术的发明,书本的广泛传播,又让人们陷入了书面文化的极致:对各种观点的细致区分和从不停息的争论。
在伊尼斯看来,汤因比的文明研究过于倚重宗教问题,忽视了空间——尤其是行政和法律的问题,这种镜鉴或也促进了伊氏对媒介偏向的认识与划分:倚重时间的媒介性质耐久,较为笨重;倚重空间的媒介耐久性较逊色,质地较轻,便于广袤地区的治理和贸易。试图将政治与宗教纳入同一分析模式,势必从中寻找共同的切入口,媒介偏向即是伊氏独到的见解。
所谓偏向,即媒介更倚重时间或者空间的倾向。每一种媒介并不存有绝对的偏向,更多是受到自身特性与被利用方式的制约。例如石头,物理特性决定了其不易在广大的地理范围内传播,而刻字其上却能留存很长时间。设若强权迫使之下,石头同样可作为倚重空间传播的媒介,但此种行为大抵会因效率低下及不合理性而遭摈弃。历史的演进每每需要理性与高效,因之,每种媒介的偏向由于媒介利用者的利益而被决定下来。
还是按照两种理论来分别论述。首先是媒介决定论,媒介在进入近代以后其对历史发生影响一直都是伴随着专制体制对其的限制而进行的。在本书的第五章《羊皮纸与纸张》以及第六章《纸张与印刷机》中都有相关的详细论述。比如英国就曾通过星院法、皇家特许制度还有印花税等制度来限制报业的发展,直至后来约翰·弥尔顿著名的《论出版自由》的发表,再到后来以《每日电讯报》为代表的大众报刊的出现,印花税被迫废除等等,传媒在其发展的过程中走过了漫长的与专制制度作斗争的过程。
由于对尼罗河汛期的预测,历法成为皇家权威的源泉。历法的诉求助推了君主政体的建立。为巩固王权,君主开始致力于金字塔的修建,关于历法的记载也被刻于石头之上。基于石头的知识垄断旋即形成,书写成为王族的特权。然而,与石头相关的知识垄断不便在空间内传播,带来的社会负担是无需赘述的。因此,莎草纸形成了新的知识垄断,古埃及的象形文字也随之而生。
在巴比伦王国,王朝的更迭更多是由于两对书写关系的冲突:石头和凿刀、泥版和苇管笔。两河流域并不需要历法与计时作为权力基础,加之黏土等媒介的广泛应用,象形文字也
因此经历着蜕变。象形文字向楔形文字简化,掌握繁复书写规则的书吏的特权遭到削减。同时,楔形文字接触到莎草纸与软笔之后,灵活的字母表由此兴起,小型城市及国家的行政管理获得了巨大便利。泥版与石头的不同应用催生了简化的新文字,进而摧毁了宗教制度的文字垄断,为帝国的政治组织奠定了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倚重石头的集权君主与运用泥版的宗教组织贯穿了两河文明大部分的历史,而在宗教组织对复杂文字的垄断打破之后,依靠新兴军事技术的王国用武力颠覆了固有的文明。
“思想自由的条件正处在危险之中,它有可能被科学技术和知识的机械化摧毁。处在同样危险之中的,还有西方文明。”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伊尼斯的传播观画上了富于现实关怀的注脚。
宗教组织倚重时间,政治组织倚重空间,在两者之间取得相对平衡的帝国,却又受制于技术变迁而引起的动荡。《帝国与传播》所表达的主题大致如此。如何通过传播媒介的偏向审视文明自身的偏差,避免知识垄断,才是伊尼斯试图归结的要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