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分层分析中国贫富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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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改革开放后,人民的生活水平和收入水平都有了较大的提高,同时也也出现了贫富分化,这种贫富分化现象实质上是社会分层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社会分层是社会结构中最重要的社会现象之一,也是社会学研究的传统领域。它是将社会中的人们按一定标准,划分成高低有序的不同等级、不同层次的过程与现象。本文试图通过研究对社会分层经典理论,探讨贫富分化在分层方面的特点。
1对社会分层的两种重要理论
在社会分层理论中,有关分层标准的讨论有很多,其中以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和韦伯的三个标准的理论最具有代表性。阶级理论认为,社会不平等的根源在于社会的物质生产方式中,对生产资料的占有程度不同,其实质是以财产关系为核心的生产关系。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最基本的社会地位和社会不平等和社会地位的划分。阶级理论被认为是一种关系的理论,关系在这里被定义为以财产关系为核心的生产关系,即在生产过程中基于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而形成的雇佣与被雇佣、统治与被统治、剥削与被剥削的不平等关系。阶级理论主要是解释性和分析性的,它的理论分析基点在于社会成员与社会资源的关系性质,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不同社会阶级之间的关系性质。而韦伯的理论并非一般的讨论宏观的社会分层结构,而是在讨论共同体内部的权利分配时,区分了三种权利分配的形式,即经济、政治和威望。韦伯所讲的权利分配实质上也是一种关系,即统治关系。
在韦伯的社会分层理论中,财产占有仍然是一切阶级状况的基本范畴。但韦伯认为纯粹的财产占有仅仅是真正阶级形成的初级阶段,而导致共同行为和阶级利益的仍是市场状况。因此与市场机会结合并存的利益才造就了阶级,阶级结构因而是多层次的。由此经济权力的不平等表现为经济资源在不同人民中的不平等分布,权利分配还是取决于等级。可见这两种观点的是截然不同的,而由此发展下去的社会分层理论,阶级理论更多的是用结构性因素来解释社会分层,多元分层理论则更倾向于用个人特征上的不同来解释社会分层。理解这两种观点有利于研究中国贫富差距的问题。
2中国社会贫富差距的现状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巨大的成果,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这是无容质疑的。但是同时也出现贫富两极分化加剧和出现暴富阶层的现象,尤其是贫富差距问题不容忽视。在测量贫富差距问题上有几个标准,从基尼系数来看,中国城镇居民个人收入的基尼系数,在改革前为0.160,在全世界几乎是最低的,而现今的基尼系数已经高达0.460以上,超出了国际上通常认为的基尼系数在0.3~0.4之间的中等贫富差距程度;从五等分法来看,中国20%的最富有家庭占全部个人收入的50%以上,20%最贫穷家庭占5%以下,而美国20%最富有家庭收入不足全部收入的一半,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经超过了美国;从恩格尔系数来看,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的恩格尔系数都低于15%,是极富裕国家,而中国的恩格尔系数则在53%以上,恩格尔系数偏高,说明中国的贫困阶层的比例较大。按这三种社会分层的指标来划分,中国的总体社会分层结果都是两极分化现象严重,中间阶层太小。但由于中国是一个城乡二元分化的国家,城乡差异较大,所以如果分别看城市、农村则结果会略有不同。中国农村虽然有一个高收入阶层,但仍是一种低层次较大的结构,近70%的农民家庭处在中等收入的水平上,这样一种收入分层结构是比较稳定的,也不太容易形成两极分化。而我们目前所研究的两极分化现象则主要发生在城市,中国城市居民家庭收入分层是一种金字塔结构,一部分人开始成为高收入层,约63%的家庭处于下层和中下层水平,中产阶级规模虽略有扩大但比例依然很小,这种高低明显的分层结构是社会不稳定的因素之一。3从社会分层角度认识贫富分化
3.1阶级理论承认贫富差距存在的必然性
从历史上看,我国生产力水平起点低、城乡二元结构由来已久,贫富差距问题客观存在。从现实上看,现阶段我国处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不可否认市场转型对利益关系、社会分层结构和机会结构会造成一定的影响。改革中产权关系逐渐明晰的公有制环境下的经济体制形成了一种再分配体制和市场体制混合并存的状态,在市场因素的作用下,以前那种由于权力差异形成的单一化分层结构被注重多种社会资源差异的多元化分层结构所取代。再者,市场经济强调优胜劣汰的竞争原则,在竞争中出现了收入上的分化和贫富上的差距。也就是说在市场力量取代了行政力量成为左右各阶层利益的主导因素后,各阶层间的贫富分化在所难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状决定我国只有两个选择::要么普遍贫穷,要么使一部分人先富。从目前情况看,我国的生产力水平不可能实现同时富裕、同步富裕,只能一部分人先富。随着现代化的实
现,生产力得到大幅度提高,国家有足够的经济实力调解贫富差距,使大多数社会成员生活富裕起来,贫富差距就会回落。马克思分层理论在阶级分层的同时也强调阶层的划分,承认各阶层存在着差异,即承认各阶层由于分工不同存在贫富差距现象。这种差距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存在的合理性,能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是一种进步的表现。转
3.2三个标准理论支持收入因素在贫富分化中的重要作用
韦伯认为在社会分层中主要有三个标准:经济、权利和声望。在现今的中国社会中,这种分层标准依然适用,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社会分层中经济因素愈发突出。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社会整体发展水平低下使得个人财产占有较为平均,基于代际转移而引起的贫富差距很小。90年代以后,财产收入对贫富差距的影响逐渐凸显。从1988年至1995年,在城市,由财产性收入和个体经营收入所构成的资本财产性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由2.3%上升到7.5%。在农村,由农户财产收入和从企业获得的分红等非工资性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由2.6%上升到
6.9%。个人收入对贫富差距的影响程度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不同职业者的收入方面的差距已经开始在社会分层方面显示出多重的后果,如高收入者比低收入者有更多的机会成为生产资料的拥有者,有更多的机会用金钱通过某些途径来实现权力或社会声望方面的交换,有更多机会把自己的子女送如条件优越的学校去接受教育,有更多机会用特殊的消费方式来张扬其生活的富足程度和生活价值观等等,这些都主要由经济因素决定的。这种贫富分化既是社会分层的结果,也是社会分层的原因,它将影响到下一步进行的社会分层,两者处于循环的交互作用中,经济因素在社会分层和贫富分化中的重要性可见一斑。其次,职业、声望在分层中起重要作用。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由于国家放松了对社会资源的控制和垄断程度,干部与其他社会成员相比在社会资源占有上的差异缩小;所有制和经济活动形式的多样化使社会成员在成为各自独立的利益主体,其社会活动也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声望资源分配逐渐摆脱意识形态的影响等原因,社会成员在各个社会领域活动中具有的职业地位越来越成为社会资源分配的主要依据。
4抑制贫富差距扩大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