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抗战题材小说探微

新世纪抗战题材小说探微
【摘要】如果说新世纪抗战题材小说使逐渐解脱政治依附心态和加强个体人格的作家实现了对既有的意识形态的有意识的颠覆和消解，那新世纪里作家则在向以往文学历史话语的“真实”发难的同时，也向传统历史叙述找寻呼应和归属，成功地从“概念化”模式中跳脱出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话语言说机制。

本文试图从理念认知的深度革新和历史话语的多向熔铸，叙事策略的延展，以及多维的人物塑造等三方面探究新世纪抗战题材小说所突出的独特表现机制。

【关键词】新世纪；抗战题材；历史话语；叙事机制；人物塑造【中图分类号】1106.4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3-8500（2013）03-0190-02
就抗日战争这一宏大的历史题材，一方面作家观照传统的历史大叙述，而另一方面，人文意识不断对“正史”进行多维地解构与反拨，作家开始试图进入人类战争的话语体系，以终极人文价值立场并熔铸其独特的个体体验来解读历史，采用多种结构叙事来触摸历史与文化中人性的幽微，开启了波澜壮阔而又浮泛青萍红菱的历史画轴。

据此，笔者将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阐述：
1 理念认知的深度革新和历史话语的多向熔铸
随着人性的“再认知”和人文主义的深度渗透，打破传统的历史叙述，成为新时期以来抗战题材小说的意旨所在。

而新世纪的文本延续了这种使命，并在历史话语渗透了作家独特的生命憬悟和生存
体验，实现了他们对现实话语的拓展与延伸。

作为见证者的宗璞，其《野葫芦引》便沉淀了深刻的个人经验，并糅人了独特的性别体验，形成了隽永而深刻的话语叙述。

温靖邦的六册《虎啸八年》则跳出“意识形态偏见”，以宏大的历史叙事波澜壮阔地描写了国共战场和政场的抗战局面。

而周梅森的《国殇》、《军歌》则以浓烈的悲剧意识和戏剧色彩对历史进行了大胆的重塑，唱出了一曲历史失真的动人心恻的哀歌。

“这些对国民党抗战功过的重新评价的作品冲破了传统的话语体系”，具有深刻的意义。

2 叙事策略的延展：言语主体、活动主体的转移以及多元叙事的介入
新世纪抗战题材小说的叙事模式由以往的单声部转向多维度叙述，“意识”和“阶级”被从叙事焦点中过滤，“神性英雄”和“阶级英雄”不再是言语主体，言语主体拓展了蕴含，具有特定的情境性和广泛的典型性。

活动主体也相应地由根据地战场扩展到正面战场，由战场迈向民问，有烽火的地方就有民族的抗争。

《国殇》和刻画国民党新编29师在许昌战场的殊死顽抗历史的《血战许昌》则充分显示了这一点。

宗璞《野葫芦引》中，细腻而深入地刻画了逃亡昆明的知识分子和普通人心灵的失落与抗争。

而严歌苓的《金陵十三钗》十二位妓女的出现则表明叙事主体开始不断向民间和普通人乃至底层倾斜。

徐贵祥《八月桂花遍地开》，在对革命加爱情的传统架构的因承中，又极其细腻地刻画了人物隐秘而丰富的内心情思，同时，对人性未泯的“迫战者”日本二等兵岩下的精神世界
的展示，弥补了敌人心理细微剖析的空白，充满了艺术的感染力。

3 多维的人物塑造：“裂痕”型形象、“回归”型形象与“咬合”（“齿轮”）型形象的交叠
该时期的抗战题材小说渗透着人文主义情怀：作家的笔触如一枚有力的船桨，恢弘又轻细地游弋在人性幽邃而激荡的暗流中，不断地撞击着灵魂的暗礁，击荡出人性隐秘的倾诉和难以视听的呼唤。

从而将人物塑造彻底地从“脸谱化”、“概念化”和“政治符号”的漩涡中拉拖出来，点染出了丰富多姿的人物画像，使其审美模式日益倾向于人性化、生活化和本我化。

3.1“咬合”型形象：军旅作家徐贵祥在其战争小说《八月桂花遍地开》和《历史的天空》中秉承着呼唤英雄主义回归的一贯意旨，其着力塑造的人物形象沈轩辕、梁大牙，极富独特的个性魅力。

出身店伙计的梁大牙，身上既有侠肝义胆的江湖气派，又有粗蛮霸道的军阀作风和狡黠世俗的民间智慧，他的从军含有肝胆报国的积极因素和求名求爱的投机成分，所以，一开始，其两种不同的心理机制就如同两个齿轮相互咬合制约而转动。

后由粗犷狡黠的草莽英雄而转变为一名富于谋略魄力和儒雅风范的将领，升华为真正的民族英雄。

“草莽”和“英雄”在节奏张弛有度的历史叙述中得以如轮齿般完美契合。

而《八月桂花遍地开》中对沈轩辕的塑造不免有些英雄神话色彩，但在文本叙述中通过“咬合”塑造填补了合理性。

一方面，他是具有多重公开和隐形身份的抗战志士，具有高度政治军事才能的将领，同时又是有着悲天悯人情怀和人文主义觉醒的资
产阶级的无产主义者，充满了神性的光辉，而另一方面，其矢志不渝的革命精神和对爱人王凌霄体贴入微的浪漫情怀两种不同精神
特质相“咬合”，其处变不惊的韬略和对战场形式估计不足致血战两种不同的叙述相“颉颃”，丰富了沈轩辕作为“人”的个体特征，从而削弱“神性”，以“齿轮”式的制约回归了人性化、生活化。

3.2“裂痕”型形象：面世于世纪之交的《国殇》通过历史的偶然性和“人物的非英雄化”，塑造了“裂痕”式的人物群像，揭示了历史真相的虚妄性。

杨梦征在军阀混战中因“滑头”而声名狼藉，但在日军入侵形势下他义不容辞地在台儿庄大战中牺牲自己的“杨家军”，成为抗战英雄。

这是他人生第一个积极的转折。

而在陵城的溃败中，出于公心不得已签署投降密令，最终为军人荣誉和民族气节而饮弹逃避。

这是他生命的第二次裂变，从英雄到叛徒这一显性的“裂痕”成了历史改辙的一道隐秘的“胎记”。

师长白云森有着雄才大略和铮铮铁骨，但幕后却又有着了嫉妒猜疑之心和权力欲望的阴谋，这两种正反方面的人格机制构成了他人格和形象的隐形“裂变”。

杨皖育性格软弱不堪重任，却在历史的偶然性中掌握了军权，成为历史的胜者和篡写者，这是其命运的和性格之间的“裂痕”。

而最后，所有人都成为枪杆话语权下的民族英雄。

这无疑是人物命运与人物真实问的“裂痕”有力牵掣着历史命运与历史真实问的“裂痕”，从而塑造出了非英雄的人物群像，消解了历史的真实性。

3.3回归“型形象：《八月桂花遍地开》中宫临济等汉奸“民族意
识”和民族尊严最终得到回归，日本兵岩下对乡村女孩拯救和自我的救赎体现了人性的回归，具有人类人文情怀的深度。

《历史的天空》中误投国民党军队的共产主义拥护者、知识分子陈默涵最终带领辖部“暴动”，最终回归到共产主义志士的轨道上。

这些“回归”型形象，深刻地体现了回归正义的历史选择和浓郁的人文精神，因此具有典型的意义。

新世纪抗战题材小说在对历史的重塑中，不断超越原有的言语体系，通过多种叙述模式和多维的人物造型，延展了历史叙述的言语空间，渗透着浓郁的人文情怀。

它在英雄主义民族情结式微的今天，如一把利剑，煅造和点亮了民族精神，成为回归历史永久的参照和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