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夜(人物分析)

作者对吴荪甫形象刻划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作者把他置于尖锐的矛盾冲突中，极力刻画了他性格的复杂性和矛盾性。
吴荪甫同赵伯韬的矛盾，是贯串全书的中心线索。吴荪甫同赵伯韬的斗争反映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及其主子帝国主义的矛盾。作者通过吴、赵斗争过程的具体描写，既刻画了吴荪甫刚愎而虚弱的个性特征，又提示了中国民族资本家必然失败的悲剧根源。在吴、赵斗争中，吴虽然处在被动地位，但是他还是同赵斗争到底，这又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爱国心和民族感。
屠维岳
屠维岳这是骄矜自负的狗腿子。他自恃很有才能，他同吴荪甫侃侃而谈时，“姿态大方”，“毫无畏怯的态度”。这种过分镇定倔强的态度，与他的生活地位是很不相称的。在对待工人中，他显得很有谋略，很有手腕。
其他人物
工人领袖张阿新，性格可爱但缺乏斗争经验的；资产阶级理论家知识分子范博文，想调停老赵和老吴之间的矛盾，但又显得十分的可笑。此外，还刻画其他的人物诸如工人、农民、尤其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等各类人物。
吴荪甫与工农的矛盾，表现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反动性。吴很有对付工人的手腕，这显示了他的狡猾、阴险、凶残。当工人挑起罢工高潮时，他施以种种诱骗、镇压工人的卑劣手段；但当他的汽车被工人包围时，他却吓得“卜卜地心跳”，回到家后，他那颗心还“兀自摇摆不定”。这说明他的凶残、阴险又常常和怯懦、恐惧结合在一起的。
小说以1930年5、6月间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上海为背景，以民族资本家吴荪甫为中心，描写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和斗争。
吴荪甫是长篇小说《子夜》的主人公，是三十年代中国民族资本家的典型。作者用了许多笔墨，把他放到三十年代中国错综复杂的阶级斗争和社会关系中，放在典型环境中塑造了“这一个”民族资本家的典型。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因此，一方面他们受到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封建主义的束缚，所以他们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有矛盾；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具有软弱性，所以他们又没有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勇气。民族资产阶级的这种两重性，决定了他们在大敌当前的时候，他们要联合工农对敌，具有一定的革命性；在工农觉悟起来的时候，他们以要联合敌人反对工农，具有作为反革命助手的反动。吴荪甫就是这种既有榨取工人血汗仇视农民运动的一面，又有抵抗帝国主义、买办阶级、发展民族工业愿望的一面，具有二重性的复杂人物形象。
赵伯韬是一个骄横奸诈、凶狠残酷、荒淫腐朽的买办资本家的典型形象。他凭借美国金融资本和蒋介石反动政权的力量，操纵了交易市场。他施展种种狡诈、毒辣的手段对民族工业进行排斥、打击和控制，迫使民族资产阶级投降帝国主义，走向买办化，从而使中国的经济变为殖民地经济。他仗势后台强硬，表现出目空一切、不可一世的气势。富有胆略和财力的民族资本家吴荪甫在他眼里，不过是一个谈笑部就可以打垮的对手。为了实现金融资本支配民族工业的阴谋，他处处给吴荪甫过不去，常常施展小计，使吴荪甫陷入困境后将其打败。他在金融界兴风作浪，为所欲为，在生活上也极端荒淫腐朽。他自己恬不知耻地说能“扒进各式各样的女人”，不论是聪明无知、年仅十七的冯眉卿，也不论是风骚能干的年轻寡刘玉英，还是轻佻放荡的交际花徐曼丽，都是他的玩物，都是他空虚的精神生活的寄托。他道德上的堕落和性格上的骄横奸险构成了统一体，充分暴露了买办资产阶级政治上的反动性、经济上的掠夺性和道德上的腐朽性。
《子夜》是“五四”以来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中最早出现的一部长篇小说。作者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站在时代铁高度，运用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历史地、具体地、深刻地反应了20年代到30年代初期旧中国广阔的社会生活成功地塑造民族资产阶级的典型形象。<<子夜>>的问世，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在长篇创作方面的发展起了开辟道路的作用，同时也表明了作者的创作已进入了成熟时期。
第三为了丰富吴荪甫的性格，作者还通过他与周围人物和种种关系，采用对比、衬托的手法，以突出吴荪甫的性格特写，提示了他贪婪、心狠。
他与吴老太爷是父子关系。他俩的思想性格十分不同，但吴荪甫对农民暴动咬牙切齿的仇恨，在家庭生活中报表现的专制、暴虐，说明他与封建势力有着血缘关系和天然的联系。
吴荪甫
吴荪甫是民族资本家的代表，热衷于发展民族工业，不同于以帝国主义为后台的买办资本家赵伯韬。吴荪甫是30年代中国民族工业中的精英人物。但吴荪甫所处的时代，已不是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革命时代，而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时代和现实环境条件，不可能使他演出一出才智横溢、充满光华的历史正剧，他要发展民族工业的理想，只有在人民革命洗刷了山河后才有可能实现。而他所处的与人民革命的潮流相违背的立场，决定了他必然要陷于悲剧的结局；事实上从这个人物的经历、遭遇、结局来看，无疑是属于悲剧范畴的。
赵伯韬
赵伯韬是1920—30年代中国买办资本家的典型。在小说中是作为吴荪甫的对立形象出现的，这是美国帝国主义豢养而为其服务的掮客。作者着重刻划了他在投资市场的活动。他给人最深刻的印象是诡诈，他设置圈套勾引吴荪甫加入“多头”的秘密组织，合伙经营公债投机生意，然而又勾结国民党政府、军阀操纵股市，使吴血本无归。在私生活方面更加荒淫无耻。他自己恬不知耻地说：会“扒进各样的女人”。这家伙玩弄女人包括：聪明、无知年仅17岁的冯媚卿，稳健、有谋略的年轻寡妇刘玉英，轻佻放荡又有姿色的交际花徐曼丽。总之，这是—个坏得连自己都没有感觉的买办资本家。
他和杜竹斋是“至亲”关系。吴把杜看作可信赖的“知己”，对其推心置腹轻信不疑，但是杜却多疑贪利，狡猾心毒。在吴碰到困难时，不惜落井下石。无疑，杜的行动对遭到彻底覆灭起了很重要的衬托作用。
他和屠维岳等是“附庸”关系。屠维岳是一只阴险、狡猾的鹰犬，惯于使用软手段，收买工人。屠既是性格鲜明的资本家走狗形象，又起着对吴形象的补充和丰富作用。吴很重用屠，说明吴一伙在镇压工人运动，剥削工人阶级上的本性是一致的，从而表现吴的反动性。
吴荪甫与一般的民族资本家的矛盾，突出表现了他刚愎自信，富有魄力，深谋远虑的性格特点。但因吴后面有赵伯韬的钳制，所以他再大的才能也无法施展出来。
第二，作者不仅写了吴荪甫在矛盾冲突中的性格的复杂性，而且写了他性格的发展过程。吴荪甫刚出场时，颐指气十足。吴到戴生昌轮船码头的情景，活脱脱地烘托他处处受人尊敬。吴老太爷断气时，众人慌乱不堪，唯吴荪甫镇定沉着。可到了后半部，处境危难的吴荪甫回到家时，则表现出另一种精神状态，不禁发出了“公馆不象个公馆”的哀叹！作品的前半部，当吴荪甫在事业上兴旺时，他指挥一切，君临一切，派头十足。后半部，事业不景气时，他举旗不定，垂头丧气。这是从发展中刻画吴荪甫的形象，表现了吴荪甫性格的基本特征：外强中干，色厉内茬。
另外，作者还通过吴荪甫在家庭内部的诸关系中，比如夫妻关系、兄弟关系、兄妹关系，提示了他的专制、冷酷和无情等性格特征。
吴荪甫不光是一个普通的“在商言商”的民族资本家，他经常是用了“一只眼望着政治的”民族资本家。这不仅他性格中混合着某些反动政客的奸诈，而且反映了当时的时代特征。
吴荪甫性格的二重性有他进步的一面也他反动的一面。
就其进步方面讲，首先表现在他敢于反抗帝国主义的控制，敢于同买办资产阶级的代表、帝国主义的掮客赵伯韬相对垒。他在唐云山的支持下，联合太平洋公司经理孙吉人和大兴煤矿公司经理王和甫组织了“益中信托公司”，经营银行信托业务，决心与赵伯韬抗衡。在与赵伯韬的斗争中，他发起过进攻，迎接过挑战，遭受过挫折，进行过挣扎，最后倾家荡产，背水一战。吴荪甫的这些行动，说明了他同帝国主义、金融买办资产阶级是具有直接的矛盾的，对帝国主义企图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的野心是有反抗精神的，他不仅“仇恨”帝国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同时吴荪甫与反动政府之间的统治也是有矛盾的，他说：“只要国家像个国家，政府像个政府，中国工业一定有希望。”这就透露他对当时的连年军阀混战、政府黑暗的不满情绪。其次，吴荪甫是要竭尽全力发展和振兴中国民族工业的。他不仅在农村兴办了企业，还在上海开办了裕华丝厂，成立益中信托公司，随着资本的增加，经营范围的扩大，除了丝织工业外，他还有灯泡、热水瓶、阳伞、肥皂、橡胶鞋等。他想振兴中国民族工业的理想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虽然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从当时的中国特殊的中情和特定的历史环境来看，却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他的民族自尊心和爱国热情。再次，吴荪甫与封建势力的联系较少，希望自己能建立起一个美妙的资产阶级王国。他是一个游历过欧美，具有资本主义企业管理知识的工业资本家。为了发展民族工业，他在家乡双桥镇农村开设了电厂、米厂、油坊、钱庄、当铺，这种举动，在客观上来说，是对当时农村封建主义进行资本主义改造的一种努力和尝试，有着一定的进步意义。
吴荪甫性格的反动性又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表现在他对待工农群众的态度上。吴荪甫有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一面，又有残酷地压榨剥削工人、农民和仇视工农革命运动的一面。他在企业经营上所受到的损失，在公债投机中所遭的失败，都要从工人农民身上寻求补偿。当他拼命延长工时、压缩工人、削减工资，引起工人为争取自己的生存、生活的权利而进行罢工时，他的“脸色突然变了”，“脸上的紫疱一个一个都冒出热气来”，于是，他大骂工人，凶恶地声言要给“那些穷得只剩下一张要吃饱的嘴”的工人们一点颜色看。为了镇压工人运动，他不仅收买“忠实而能干的部下”和蒋汪两派的黄色工会，在工人中安插工贼，拉拢、分化工人队伍，而且还勾结反动势力，动用大批军警特务，进行血腥的镇压，甚至他还亲自出马，坐镇指挥。当他乘坐的汽车被愤怒的群众包围时，他“铁青着脸”，竟然置周围女工的生命于不顾，凶相毕露地命令司机：“开车，开足了马力冲！”当双桥镇农民起来暴动，割断了他伸向农村的吸血管时，他一面恶毒诬蔑暴动农民是“农匪”，起义农民攻占双桥镇是“匪祸”；一面打电报请求省政府火速调动保安队去镇压。当双桥镇的国民党守军被农民革命军击败时，他怨恨国民党军队对革命人民镇压不力，便破口大骂：“我恨极了，那班混蛋东西！他们干什么了？有一营人呢，两架机关枪！他们都不开杀戒吗？”直到彻底破产后，吴荪甫的反动性也丝毫未改变。当他听说自己要去避暑的地方有共产党在那时活动时，竟咬牙切齿说：“我正想去看看那红军是怎样的三头六臂的了不起！光景也不过是匪！一向是大家不注意，纵容了出来的！”这些都揭示了吴荪甫作为三十年代的民族工业资本家敌视工农革命的反动本性。其次，吴荪甫还具有投机取巧、损人得己、唯利是图的阶级本性。他出于“个人利害的筹虑”，不仅吃掉了朱吟秋的丝厂和陈君宜的绸厂，还乘人之危，运用阴谋诡计，一口气吞了八个日用品中小工厂。他的所谓发展民族工业，实际上是为了获得更多的利润。扩大自己的经济实力。他反对金融投机，决心与买办势力较量一番，然而，为了谋取暴利，却又与赵伯韬勾结，钻进疯狂的公债投机活动里。在公债市场上，他虽然手段多端，但终究不是由美国财团势力支持的赵伯韬的对手，很快便惨败在赵伯韬的手下，最后以破产告终。吴荪甫的悲剧，揭示了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不可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历史法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