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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人民时评：医患关系从哪里攒起信任
要从根本上修复医患关系的裂痕，就应当对医患关系的现状准确把脉，进而重塑两个群体之间的信任关系
广州医生被殴重伤，浙江温岭杀医案造成1死2伤，江西南昌一护士被劫持，连续发生的恶性袭医事件，让医患关系再度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

原本相互依存的双方，是怎样的“仇恨”引得患者持刀相向？
近年来，关于医患关系的讨论已经很多了。

在选择性关注极端个案的背景下，舆论一会偏向对医方极不负责的批判，一会又倒向对患方动辄诉诸武力的谴责，而很少从整个社会的大系统来认知医患关系。

如果将医患纠纷放到整个社会转型的背景下，就不难看到个案中的矛盾冲突，与当前的社会结构和心理结构相关。

就社会结构而言，收入差距的扩大，医疗资源分配不均，加上“看病贵、看病难”，无疑会加剧医患之间的总体紧张关系；就心理结构而言，基于人们对公正和秩序的焦虑，尤其是偶发性的个案被放大，向社会传递、营造出医患关系不和谐的负面效应，从而更容易导致一些人在错误的判断下走向极端。

就医患双方来看，更由于存在着严重的专业知识不对称、信息不对等，加剧了关系的“紧张度”。

因此，面对这两个群体的利益冲突，解决方案首先应当着眼于平息怨愤、不满，促进谅解、合作，构建信任、互利，而不是为更深的结怨或纠纷添柴加火。

就此而言，主管部门除了出台为医院按比例配备保安的意见，更长远来说，还应该从构建医患的信任关系上下功夫。

很多人开出了不同药方，比如改变以药养医制度，比如为医德建档，比如确保病人就诊时间……应该说，这些药方不同程度地会促进医患矛盾的缓解，但都可能无法“药到病除”。

事实上，要从根本上修复医患关系的裂痕，还应对医患关系的现状准确把脉，进而重塑两个群体之间的信任关系。

有媒体调查最新的医师执业状况，说是中国78%的医生不希望子女从医，看来，医生这一群体也渴望更多人理解。

医患关系似乎陷入一个难解的困境，双方都有一肚子苦水，但医患关系究竟“恶化”到什么程度，是否意味着我们为此类纠纷开通的解决渠道完全失效？在没有实证调查和统计数据印证的基础上，仅根据个案而作出判断或提出对策建议，都可能是轻率或误导的。

创造更多的沟通机制，对当前医患信任关系的改善和重塑，可能是剂“惠而不费”的良药。

我们有这样的生活常识，一位并不专业的大夫，如果能够认真倾听病人的诉说，并耐心解释病理及用药方案，往往会被患者视作“好医生”。

可惜的是，现在医生的专业知识在提高，但常忽略与病人之间的沟通，甚至面对病人的知情诉求，以“讲了你也不懂”来回应，加剧了医患关系的裂痕。

有医生表示很怀念非典时期的医患关系，那时候医疗条件并没有现在好，但医患关系却形同鱼水，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危难中的守望相助、并肩战斗，令双方增进了沟通信任。

在任何国家，医患之间都不可能没有纠纷和冲突。

实践表明，化解这种纠纷和冲突，根本上还依赖于有一套取信于民的诉求表达和纠纷解决机制，将激烈的利益冲突导入理性平和的法治渠道。

学数学岂是为了数钱？
正当多个省市纷纷降低高考英语分值，或者调整考试内容之际，“积怨已久”的人们纷纷调转矛头，指向数学，齐呼“数学滚出高考”。

更有人认为，学数学的目的只是为了数钱，当达此目的之后就不用再学了。

高考是富有权威的指挥棒，如果数学在高考中弱化甚至“滚出”，那么它在中小学教学中的弱化甚至“滚出”，就几乎是注定的结果。

这种论调过了头。

一个需要警惕的问题，就是从对应试教育的否定，走向对知识本身的否定。

对许多学生来说，数学确是令人怨念丛生的“苦学”。

因为抽象而不易理解，因为严谨而不容差错，因为严密的逻辑性，所以要遵循无数的公理、定理和公式，无休止的背诵、练习和考试确实令人沮丧。

但要明确的是，这里错的是应试考试，而不是数学本身，并不意味着数学真的不重要。

数学的重要性，已经无需浪费笔墨去赘述。

人们认为数学“无用”，可能由于中小学阶段所教授的代数、几何等等，都属于基础数学，而不是说明自然现象、解决实际问题的应用数学。

基础数学撇开了事物的具体内容，仅以纯粹的数理形式来研究事物的数量关系和空间形式，所以表面上看起来“无用”。

但即使“无用之学”也分两种，一种是关乎技能的“无用之学”，另一种是关乎素质的“无用之学”。

对于前者大可不必学习，因为世界上的技术技能林林总总，人们只学习自己需要的部分即可。

但对于后者，却是多多益善。

比如哲学、文学、历史、美学等学科，对很多人来说也是“无用之学”，既看不到直接的功能，也无法收获直接的效用，但它们是国民素质的基本内涵。

同样，“数学是大脑的体操”，数学严密的逻辑性、严谨的精准性，对于历来相信直觉、力求大概的国人而言，恰恰是非常宝贵、非常缺少的思维训练。

数学思维的训练，是民族走向科学化、理性化，最终实现“人的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一个缺乏数学思维训练的民族，往往只能徘徊在前现代的思维状态之中。

更进一步说，我们对于“实用主义”的强调确实过了头。

从文明的源头，我们就强调实用、强调现实世界。

传统士大夫的理想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概而言之，就是处理好世俗世界的各种事务。

对西方文明也一度奉行“拿来主义”，以“是否有用”决定取舍。

深陷于实用主义的泥潭，就会深陷于世俗杂务而不能自拔，忽视对真理的探索求证，忽视对人类自身和精神世界的探索开拓，难以在知识和精神上，获得无限发展的空间。

我们在顶级科学领域难有收获，在许多学科领域创见匮乏，这与凡事都要先问“有用没用”，能说没一点关系吗？
人民日报评陈永洲事件：有职业操守才有媒体公信
新闻媒体客观公正的报道、抑恶扬善的定位，是公众利益的守护者，是为社会导航的瞭望哨、雷达监测仪，锋芒锐利的舆论监督，每每刺穿社会的脓疮，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

记者节临近。

接连几日，围绕着新快报和这家报纸记者陈永洲的风波，引发社会的广泛关注，关于媒体道德的揶揄段子在民间瞬间流行，不断加剧着中国新闻人的内心憾恨。

诚然，案件仍在审理，一切还未尘埃落定，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媒体责任的体认、对职业操守的反思。

这样的一个事件，将一道考题如此沉重地摆到了新闻从业者的面前：我们正处于怎样的历史方位，面临何种时代挑战，担负什么社会期许，又被赋予了哪些使命？我们该如何铸造铁肩，担负起时代的道义？
人们最为关切的其实是：转型期的中国，面对错综复杂的生存环境，新闻人何以立足、如何自处、怎样作为？当十八大报告将舆论监督与党内监督、民主监督、法律监督并列，提升到新的高度,我们的舆论监督生态是否健康，我们的媒体从业者能否当得起这份信任？
对任何一个追求文明进步、民主法治的国家来说，新闻媒体的作用不可小看。

它们客观
公正的报道、抑恶扬善的定位，是公众利益的守护者，是为社会导航的瞭望哨、雷达监测仪。

锋芒锐利的舆论监督，每每刺穿社会的脓疮，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

行进在现代化历程中的当代中国，一样对媒体监督的社会功效，有着生动而丰富的揭示。

正是记者调查揭开了“孙志刚之死”的谜团，引发全社会反思，推动了收容制度最终废除；正是媒体坚决不为私利所诱、秉持正义良知，“封口费”最终没能封住山西繁峙矿难的真相，也催生了一场新闻行业的清理门户行动；正是财经媒体独立、专业的报道，令基金黑幕大白于公众，迎来了证券基金市场的行业整治；正因有对“被精神病”现象的不断批评监督，推动了“精神卫生法”有关条文对这一现象的关切……对于那些坚持新闻理想、职业操守的媒体和记者编辑来说，这份职责，神圣而崇高；这种奉献，虽九死而不悔。

社会转型的特殊阶段，利益关系的深刻调整，一方面令媒体的作用日益增大，另一方面也让媒体人“节操失守”的风险增大。

允中守直的媒体风骨，时常被无孔不入的名缰利锁绑架。

尚不健全的法治精神、市场精神，各种失范、失序、失德的现象，前所未有地考验着新闻人的良知与操守。

一些媒体从业者以舆论监督之名，行要挟逐利之实，把媒体平台当成谋取个人和小团体利益的私器。

一些利益集团，千方百计阻挠新闻舆论监督，以各种收买笼络、威逼恐吓甚至是挖设陷阱的手段，试图“摆平”一些意志薄弱的媒体或记者。

一些企业在恶性市场竞争中，变相供养记者，污染媒体环境，推促一些传媒机构走向堕落……凡此种种，不仅败坏了媒体声誉，也使舆论监督“污名化”，严重削弱了社会公众对媒体舆论的信任，是新闻事业健康发展的毒药。

正如有老新闻工作者指出的，今天的媒体人，本着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操守，坚持真理，实在非常重要。

100年前，一位著名报人说：一个愤世嫉俗、唯利是图、蛊惑民心的媒体，最终会制造出像自己一样卑劣的民众。

两年前，《世界新闻报》因严重违反新闻操守而遭到同行与公众的“零容忍”，停刊。

新快报在为陈永洲鸣冤叫屈的声明中，用到两句古诗：“养活一团春意思，撑起两根穷骨头”。

如今这两句诗，成了对作虚假报道、行新闻敲诈者的一种反讽。

但诗的本意是不错的：新闻界尤须铭记自身使命、恪守职业操守，清理门户、整肃力量。

如此，才守得住铁肩道义的媒体风骨，当得起时代赋予的庄严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