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近代教育大师》读后感

[《追寻近代教育大师》读后感]

读《追寻近代教育大师》有感

开学两个月了，寒假作业就是读一本好书，然后写读后感，《追寻近代教育大师》读后感。我选择的就是《追寻近代教育大师》这本书。

《追寻近代教育大师》这部书，我已经读了好多遍了，写不出读后感不是没有思路，而是我抓不住这部书，不，应该是抓不住近代教育大师的灵魂。张圣华先生在这部书的序——《近代教育史，被忽略的黄金地段》一文写到：“我们迷路了吗？”是的，我们迷路了吗？换一句话说，我们触摸到大师们的灵魂了吗？

中国的现代教育风风雨雨，一路走来，有多少仁人志士为之抛洒血汗，又有多少辛勤的园丁为之耕耘不待！但是，历史常常在悖论中给走路的人开不大不小的玩笑，大师们换来了什么？我们又换来的是什么？其结果能否禁得住历史的追寻和叩问？

无疑，我们要传承了大师们的衣钵，需要研究大师们的灵魂的支撑，又要进行方向的辨别，同时还要进行与时俱进的修炼。

说句实话，我之所以迟迟不敢下笔写写这篇读后感，是因为，我读完这部书之后有一种很强烈的感觉：大师们之于教育，基本上是搂草打兔子。严复是翻译家，梁启超、陈独秀、毛泽东是政治活动家，鲁迅、李叔同、朱自清、老舍是文学家。教育不是他们的全部，教育价值在他们的演绎中只是一种工具。这是我始料不及的，我满怀信心的想从这部书中得到一种灵魂的支持，没想到结果却让我自己的教育信念在一遍又一遍的阅读中轰然倒塌。

废墟中，思考是一种苦难。

我在想，如果教育是个假定意义上的“市场”的话，那么我们对这个“市场”的信仰应该属于那个层次？

毫无疑问，我们的大师们一致选择了第二个层次：教育上的凯恩斯主义——干预！

无论是纵观还是横观整个中国近代教育，干预是一种方式。大师们之所以选择教育，就是看中了教育的干预功能。严复的“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梁启超的“培育新民”蔡元培的“革新人才”，在“救国”“救民”两个层次上，他们以睿智的眼光，选择了后者，借以达到前者的目的，选择了后者也就选择了教育。即使是声称“我是一个迷信教育的人”的陈独秀、“我的终生职向是教育”的毛泽东，他们之所以倾心于教育，也是因为教育有干预社会的功能，帮助他们完成“救国”大业，读后感《《追寻近代教育大师》读后感》。

那么，到这里，我们才会豁然开朗，为什么大师们之于教育，均是搂草打兔子的真正原因，他们之所以又会选择了其他方式，是因为教育干预远不如革命干预来的快！

于水深火热相比。社会主义社会下的国民已经今非昔比了！“救国救民”的社会责任也逐渐淡去了它的火焰，我们走在“强国强民”的缓和道路上，所以，干预对于教育来说，已经只是刀背上的力量。“凯恩斯主义”在教育上也逐渐式微。

比如，方向的式微。

教育的干预的方向不再是社会，而是走向教育的本身，甚至形成了教育形式对教育内容的干预。即教育行政对教育的干预。其结果，从某种意义上说，一方面我们的教育机构，我们的教育行政力量越来越庞大，但往往力不从心。另一方面，基层教育力量逐渐弱化，造成太监急皇帝不急的历史局面。同时，失去了基础的行政往往会政令繁琐，又是督导又是检查，一个教案本需要十几条工序，教师们穷于应付，教育的原始力量也就逐渐被消磨在无奈的隆冬之中。

大师们干预的直接目的是“社会”，通过“干预人”来干预社会，而我们现在直接目的是干预个体的“人”，很少也无能为力完成“通过后”的内容，反而形成了“新科举”的场。有些地方，有些人也许发现了这个问题，开始了教育突围、教育回归，虽然返璞未必归真，至少能证明“内容式微”的程度。

在经济学界，张维迎宣扬应该彻底的埋葬凯恩斯主义。说明凯恩斯主义，在全世界正在风行，而在教育学界，“凯恩斯主义”却渐渐离我们远去。“主流”和“非主流”只是一个角色的定位，而“是”“非”却需要一个实实在在的结论，结论在哪里？不得而知。

不管怎样，历史已经证明，大师们是民族的脊梁，是中国近代新兴教育的砥柱，闪耀着让后人仰望的光芒，虽然大师们的灵魂已经逐渐离我们远去！但精神很是可嘉，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信念，那种振兴民族教育的宿求，那种执着探索的精神，都会深深的震撼着我们，鼓舞着我们。这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