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问题域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问题域黄小妹雷泽临（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湖北武汉430060）摘要：改革开放三十年来，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进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迅速发展，其研究视域和范围都不断拓展。

根据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现实和理论背景，可将这段时期分为三个阶段，通过对每一阶段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过程中所讨论的问题域进行梳理，展现各个时期的研究状况，理清其发展脉络，对把握这段时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状况、明晰其今后发展趋势有重要作用。

关键词：改革开放；马克思主义哲学；问题域作为一场社会革命与一次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1978年的改革开放开阔了我们的视野，启迪了我们的思路，改变了我们研究问题的方法，带来了理论研究的根本性变化。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视域和范式上都有所拓展和转换，呈现出健康的、蓬勃的发展态势。

但正是在这样一个众声喧哗的热闹场景之中，我们反而模糊了对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整体状况的把握。

对三十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研究的众多问题域，有必要进行一定的梳理和概括，明晰其发展脉络，这不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史研究有重要作用，同时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提供理论来源，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现实与理论背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各项事业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引起了整个社会的迅速变化，人们的思想观念也不断得到更新；对外开放使中国很快融入全球化的浪潮中，极大地开阔了人们的眼界。

从农村到城市的全面改革；从创办经济特区到实行全面的对外开放；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共同发展；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我国的生产力有了很大的提高。

国家综合国力明显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人民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同时，我国的教育、文化、外交事业得到很大发展。

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各种问题都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提供了最直接的问题来源。

1978年以来，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逐步深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逐步摆脱“左”的束缚，走向活跃。

这三十年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大量成果涌现，呈现出一片繁荣之态。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及其指导下的当代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为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专业研究提供了十分有利的社会环境与研究氛围。

与此同时，随着国门打开，各种类型的学术观点与理论体系再度被引进，为我们提供了别样的视角、可供借鉴的方法和材料，还在一定程度上激活我们的思路。

二、问题域自1978年以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三十年的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20作者简介：黄小妹（1984—），女，湖北武汉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2006级硕士研究生；雷泽临（1982—），女，湖北荆州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2006级硕士研究生。

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属于思想解放后提出问题的阶段，主要是围绕真理标准、人道主义与异化等问题进行的，它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找到了突破口，扩展了视野，确定了基本的问题研究领域。

第二个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后期，属于问题走向凝练，逐渐形成鲜明的理论增长点的阶段。

学术分科日益强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也更为专门化和学术化。

在这个阶段，马克思主义价值哲学、人学、认识论等都初步形成了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

第三个阶段就是从20世纪90年代末到现在，属于多元、分散、全方位、立体研究的阶段。

这一阶段，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倍受关注，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哲学有广泛影响，现代性、全球化的观点与方法也日益进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的视野。

（一）第一阶段这一阶段是结束“文化大革命”并开始改革开放，重新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时期，也是正本清源，在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指导下恢复和发展正常的学术研究的时期。

80年代初，学术界在对“文化大革命”粗暴践踏人的批判中，举起了人道主义旗帜，中国在80年代初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对马克思人道主义的解释。

到80年代中期，进而形成了关于实践唯物主义的讨论热潮，并虽几经曲折，至今未衰。

这一阶段比较有影响的学术动态是关于以下几个马克思主义哲学中问题的讨论。

1．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1978年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虽然具有很强的政治背景，但也引发了不少理论问题，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以某种尖锐的方式，把要不要解放思想的问题突出出来，而只有把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相结合，才能真正解决什么是实事求是、如何实事求是的问题。

在政治目标实现以后，哲学界又深入研讨了实践标准理论本身的问题，发表了不少不同意见。

在实践是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上绝大多数哲学者的意见是一致的，正是由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澄清了检验真理的标准是实践，而不是领袖的权威，纠正了“文化大革命”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歪曲。

这一讨论不仅对当时的思想解放起到了振聋发聩的巨大作用，而且对冲破传统思维方式的束缚、实现传统思维方式的转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而在中国现代思想发展史上成为一个人们需要不断回顾的理论事实。

实践标准理论不仅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真理问题上坚持唯物主义立场提供了保证，而且保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真理问题上的辩证法立场。

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恢复了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成为改革开放的先导；[1]砸破了长期严重的思想束缚结成的坚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我国的继续发展。

2．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人道主义是西方近现代思想史中的重要思潮，在马克思主义萌芽、形成和发展中起过重要作用，这使它成为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共同关注的理论焦点。

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的一些学者开始研究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在80年代初发表了大量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文章，召开了各种类型的研讨会，全国共出版讨论文集20余种。

1984年1月3日，胡乔木在中央党校作了《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理论报告，该报告公开发表后，这场讨论基本结束。

其讨论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人性、共同人性和阶级性究竟是什么关系？有没有共同人性？人性与人的本质的关系如何？争论围绕人性和阶级性的关系展开。

第二个方面是异化问题，主要包括：什么是异化？异化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及成熟的马克思著作是否抛弃了异化理论？社会主义有没有异化？第三个方面是更为根本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是不是人？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如何？有关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研究，瓦解了关于马克思主义存在“一个人学空场”的争论，而此后延续进行的人学体系、内容的探索，更在原有基础上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学内涵。

3．关于实践唯物主义的讨论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哲学界，发生了一场实践唯物主义大争论，其争论的余波至今未消。

它所涉及的哲学理论问题之广泛，所触及的理论层次之深刻，研究讨论的规模之大，均为新中国建立以来所罕见。

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深化和展开，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文版的问世及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关于哲学现代化和哲学体系改革的讨论是实践唯物主义的推动力和助燃剂。

这场争论不仅涉及实践唯物主义本身的一系列理论问题，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实践唯物主义的涵义及其辨证唯物主义的关系以及实践范畴的涵义和它在马哲中的地位，而且涉及与之相关的马哲史、西方近代哲学史和当代哲学流派，同时还涉及现时代的特征、时代精神、当代科技革命及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等诸多领域的理论和现实问题。

关于实践唯物主义的讨论，吸引了老中青三代哲学工作者的参与，拓宽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视野，超越了传统哲学的教科书，使中国哲学研究的整体水平有所提高。

但实践唯物主义的研讨还不够深入，尚存在一些明显的缺陷和局限，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不断汲取新知识，促进理论的发展。

（二）第二阶段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党中央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历史任务，我们实行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市场经济的发展，一系列全球性问题正危及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人的问题成为研究的中心，人在实践中必须反思自我的价值要求，而对价值论的探讨自然凸现了人的主体性。

另外，随着社会的发展与经济的进步，哲学的应用功能开始凸显，部门哲学研究随之迅速发展。

1．关于价值论的研究马克思主义从来不否定价值，但把西方价值论完全看作唯心主义加以否定，从而忽视了对价值论的研究。

价值论问题的提出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开辟了新领域，弥补了学科建设的空缺，特别是对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追求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十余年来中国学界关于哲学价值论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80年——1986年为第一阶段，也可称为起步阶段。

这一阶段中人们主要从认识论角度研究价值论在认识论中的作用和地位问题，着重研讨了价值与认识、价值与真理的关系等问题。

1987年——1993年为第二阶段，也可称之为逐步深入阶段。

这一阶段对尚未深入展开的问题，如价值的本质、来源等进行了较深入的阐述，提出了一些新见解，由一般的价值论的研究转向对马克思主义价值论的研究，并初步建构价值论的理论体系。

1994年至今为第三阶段，亦可称之为进一步拓展阶段。

这一阶段更加重视从人类生活和实践角度提出价值论需解决的问题，突出了哲学价值论的应用层面。

哲学界关于价值论的研究为我们正确把握马克思提出的实践的思维方式和哲学的本性提供了正确的视角。

可以说，价值论被引入哲学领域，为哲学园地增添了一朵新的奇葩。

2．关于主体性和主体性原则的研究人的活动的主体性和主体性原则的研究是从人道主义的讨论中引发出来的。

马克思主义从未否认过人是主体，人有主体性，但我国过去曾经有过把主体性或主观性等同于主观主义的偏向，因而忽视了对人作为活动主体及其主体性的研究。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李泽厚的《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哲学与建立主体性论纲》这两部著作的发表，揭开了主体性问题讨论的序幕。

80年代末至90年代，主体性问题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研讨的中心课题。

讨论主要涉及主体和客体及其关系、主体性的含义、主体性与客体性的关系、主体性原则能否成立、主体性原则与客体性原则的关系等等问题。

争论在于如何评价主体性原则，是否应该用主体性原则来改造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使它成为主体性哲学。

对此问题至今仍存在着不同的看法。

关于主体性和主体性原则的研究，破除了旧唯物主义和各种唯心主义各执一端的偏颇，厘清了马克思主义的立足点。

[2]关于主体性和主体性原则的研究对于改革开放也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3．关于人学的研究经过70年代末关于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讨论的首开先河及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80年代末的准备，中国哲学界关于人学的研究迅速全面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