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族的兴起与没落

士族的兴起与没落
士族，又称门阀、世家，是在社会上有特殊地位的官僚士大夫结成的政治集团。

从兴起到没落，在长达几百年的时间里，士族在统治阶层中始终占据这重要的地位，对中古时期中国的历史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作为一个综合性的概念，士族有许多的元素构成。

缺少其中的任何一种，走不能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士族。

首先，在政治上，士族拥有先天的特权。

根据门第的不同，担任不同的官职，世代为宦，维持着自身的政治地位。

在经济上，士族拥有大量的土地和佃农，依托实力雄厚的庄园经济，维持庞大家族的巨额花销。

在文化上，士族拥有大量的藏书，引领着整个社会的文化走向，为其在政治领域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在社交上，士族极度排外，与庶族泾渭分明，甚至坐不
同席；为了维持统治，不同士族通过联姻的方式联合在一起，共同抵抗其他势力的倾轧，一起分享拥有的权利。

士族的渊源可以追溯的先秦时期的士阶层。

春秋以前，士作为一个等级，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士之子恒为士”。

到了春秋时期，士逐渐转变为社会上的一个阶层，即“贵族之末，庶民之首”，位列大夫之下。

及至战国，随着官僚制度的兴起，许多士出身的人，凭借自己的才能，得到了官爵，许多大夫由士升任，“士大夫”一词由此产生。

然而，自此之后虽然不断有士位极人臣，却多底蕴不足，不能累世传承，不能称之为士族。

直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官僚多以经术起家，逐渐出现了时代为官的情况。

西汉中后期，中央政权对地方掌控下降，土地兼并日趋严重，逐步形成豪强地主势力。

东汉政权是在豪强地主支持下建立起来的，他们在政治上把持中央和地方政权，经济上兼并土地，经营庄园，渐成割据，逐渐成为名门望族。

就这样地方豪强士大夫化，士大夫家族化，从而走向了中古士族之路。

东汉末年，士族阶级的雏形已经出现。

其中的代表“四世三公”的袁氏一族，门生故吏遍布天下。

等到帝国崩溃、群雄逐鹿时，袁氏兄弟曾占据天下超过一半的领土，可见其所代表的势力之强盛。

士族的强盛无疑使得中央政权的权威大大下降，士族阶级与最高统治阶级的矛盾不可调和。

遍观整个三国时期，魏、蜀、吴三国与士族势力的斗争从未停止，最终三国归晋，代表士族阶级利益的司马氏取得了天下。

而曹魏政权的妥协之作“九品中正制”也成了士族制度确立的标志，为士族阶级汲取中央政权提供了法理基础。

士族阶级正式形成。

终西晋一朝，为了取得士族阶级的支持，司马氏不得不对其笼络、放纵，终于让门阀势力成尾大不掉之势。

势力的扩展使士族的野心无限膨胀，想要摆脱皇
权的桎梏；声势浩大的流民起义迫使他们不得不考虑缓和阶级矛盾的可能；而寒族的崛起又使他们惊恐不安。

所以他们决定放弃西晋和中原，在江南建立符合自己意志的新的统治乐园。

建兴四年（公元316年），长安陷落，统一仅37年西晋灭亡。

公元318年，琅邪王司马睿于南方建立东晋，士族统治终于迈上了历史的巅峰。

完全按照士族阶级意志建立的东晋王朝里，士族制度发展到了鼎盛时期。

在政治上，士族阶级垄断了中央政府的实际领导权，不仅压迫得庶族无出头之日，权势更凌驾与皇室之上。

“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王与马，共天下”是这一时期的真实写照。

在经济上，士族封锢山泽，侵占大量土地人口，还经常与官府争夺劳动力。

在文化上，士族大兴谱牒之学，崇尚清谈玄学等一类对治国安邦毫无用处的怪诞经术。

但是，不可否认，东晋时期，由于士人的追逐，中国的书法、绘画艺术在这一时期达到了历史上的一个巅峰。

产生了许多的传世名作。

然而，不受节制的权利带来绝对的腐化，士族子弟崇尚虚谈，身居高位却不愿涉身实务，终于给予寒族以重新崛起的机会。

到东晋末期时，士族的势力有了一定程度的衰退，士族制度逐渐走向没落。

即便如此，士族阶级的力量依然强大。

士族在官场所占比例从建安年间的29%上升到东晋的80.8%，达到高峰。

以后，南朝士族依旧保持过半数的比例。

随着北府兵集团的兴起，出现了宋、齐、梁、陈的王朝更替。

这四个王朝是由东晋时代不入流的军功家族建立的，但是，这并不代表被寒门取代了士族。

实际上，国家政权仍由士族把持，只是不如东晋初期的盛况罢了。

出身较低的皇族仍需要依靠盘根错节的士族来统治社会，时势使然。

北朝的情况则有所不同，拓跋族起自塞外游牧民族，其酋豪阶层不同于汉族的士族，但进入中原以后，北魏政权中士族的比例在迅速提高，从31%猛升至79.7%，非但不亚于有士族阶级政治传统的南
朝，甚至比同期的南方政权还要高。

此后的200年间，任政权更迭、朝代变迁，士族始终是华夏大地强有力的统治者。

及至隋唐，五姓七族的荣光仍旧遍洒华夏大地，似乎昭示着士族力量的重新崛起。

虽然有当朝统治者的刻意打压和科举制度的贯彻实行，士族的力量却未曾衰弱。

仅以博陵崔氏为例：南北朝时，崔氏（包括清河崔氏）为相者竟有十人，获得爵位者二十六人；累至盛唐，为相者竟不可思议的多达二十七人，朝野五品以上官员400余人，堪为一时之盛，其他家族无出其右。

直至“安史之乱”前，士族在统治阶级中占有的比例依然有65%。

“安史之乱”后仍在56%到89%之间波动，越是唐朝后期，士族比例越高。

然而，中晚唐士族比例异常之高，所反映的只是京畿地区的情况，因为藩镇割据以后，地方发生了重大变化，许多地区的实际人事权力不在中央，所以，中央政界多士族是落日余辉的写照。

最终，黄巢起义拉开了唐朝覆亡的序幕，也将士族统治推向了末路。

自此以后，虽时有权倾朝野之家族，却再不复魏晋之盛况。

自两汉至宋，近一千年的时间，士族阶级始终占据这统治阶层的中坚力量。

这不禁让我们深思为何士族政治有着如此强大的生命力。

作为社会形态变迁的产物，士族统治与社会结构有着紧密的关系。

在社会动乱中，一些士族在动乱中衰落，另一批士族却在动乱中崛起，但只要中古社会生产方式和基本形态没有重大转变，士族政治的格局不会有根本性的变化。

正因如此，虽然时代变迁，最终的权利却始终掌握在士族阶层手中，以维持其统治千百年不曾变化。

不可否认，士族统治曾经在短期对中国的历史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然而，从整个华夏历史来看，士族始终以自身利益为核心，欺压寒族，蔑视皇权，对中国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阻碍作用。

由于士族的存在，皇室的权利得到了极大的削
弱，政令不能通达，致使中国只能处于大范围一统、小范围割据的尴尬局面，为王朝的分裂埋下了祸根。

同时，为了维持统治，寒族力量被最大程度压迫，使得最广大的人民长期处于蒙昧状态，严重阻碍了社会的正常发展。

同时，为了维持自身奢靡的享受，士族必须从国家和人民身上攫取利益。

这种情况长期存在使得国力衰弱，民生困顿，以致内部暴乱不断，外部异族虎视眈眈，造成了持续上百年的大动乱。

最终腐朽的士族被自己贪婪的索取埋葬，终不能再度崛起。

然而，由于封建社会对土地的狂热追求，地主豪强阶级始终存在。

虽然再无士族统治时期的权势，却依然让中央政府发行政令颇为掣肘，使得国家的实力始终在内部消耗，得不到补充，造成了中古时代后期国家的衰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