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典政治制度

试论古代希腊的民主制度西方文明的两大源头——古希腊和古罗马，给世人留下了两大遗产：民主和法治。

雅典的民主制开创了民主的先河，真正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其带来的民主、平等精神穿越了历史的隧道，直到今日仍熠熠发光。

“民主”顾名思义就是“人民当家作主”。

从词源意义上讲，民主一词的意义是由希腊语的demos（人民）和kratia（统治或权威）派生出来的，意为“由人民进行统治”。

古希腊民主的范本是雅典民主。

雅典城邦的政治制度开创了人类史上民主政治之先河，为现代民主政治提供了分析和研究的历史原型。

雅典城邦的著名民主领袖伯里克利明确宣布：“我们的制度之所以被称为民主政治，因为政权是在全体公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数人手中。

”它认为一个理想的城邦应该是所有公民都积极参与社会政治生活。

其原则是谁也不能自封为统治者，谁也不能以个人名义握有不可让渡的权力。

直接与积极的自治是雅典公民的最高信条。

古代的民主政治是指，在一个共同体之内，在牵涉到大多数人关心的利害问题上，是由全体正式成员或至少多数正式成员合法地直接间接来进行决策的一种制度。

雅典民主政治形成雅典民主政治的形成与发展雅典民主政治有一个产生、发展的过程。

为雅典民主政治奠基的光荣应属梭伦。

在梭伦以前，氏族贵族是雅典国家的统治者。

在此期间，贵族会议具有无上权威，王者执政官、军事执政官等国家高级官吏之任用都以门第和财富为准；而且他们最初是终身职，后来方改为十年一任。

而雅典城邦的贫民非但政治上无权，还时刻受到沦为奴隶的威胁。

雅典平民之困苦和无权与旧氏族贵族的特权地偿还的对立，引起了雅典平民(工商奴隶主、小农、手工业者、贫民)与旧氏族贵族的激烈斗争。

公元前621年颁布的《德拉孔法典》已表明雅典平民力量增长，但贵族后裔仍然对国家享有独占的统治地位。

处于城邦平民与贵族后裔激烈斗争的危急中的雅典国家急需建立一种新的秩序。

公元前594年，被选为首席执政官的梭伦，担负起建立这一新秩序的重任。

出身于平民而又由经商致富的梭伦力图建立起一种能使各方共容的制度。

其宗旨是，对平民来说，“自由不可太多，强迫也不应过分。

”梭伦宣布永远禁止债务的人身但保，这就废除了债务奴隶制；梭伦确认私有财产、土地的断承、买卖的合法性。

与此同时，梭伦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改革。

梭伦还创立了“陪审法庭”作为雅典的司法机关，任何公民都可向陪审法庭提出申诉。

梭伦的改革意味着曾享有世袭特权的贵族后裔的失败、标志着富裕的工商奴隶主阶级的崛起以及这个阶级同雅典自由农、手工业者及贫民联盟的胜利。

公元前509到508年，克里斯提尼在梭伦改革的基础上进一步改革。

根据地区原则，全体阿提卡居民被重新划为十个部落（三分区），每个部落在内地、沿海、雅奥城郊三个区域中各占一区。

这样，打乱了旧有的户籍，削弱了旧部落、氏族中贵族后裔的势力。

重新设立500人议事会以代替梭伦时的400人议事会，第四等级公民也有了参加议事会的权力和机会。

希波战争结束后，到伯里克利斯执政时代，贵族会议的职权则几乎完全被取消。

于是，雅典的民主政治进入全盛时期。

在这一时期，公民大会（Ecclesia）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负责通过法律，解决战争与靖和、城邦粮食供给问题，听取执政官等负责人的报告，审查监督国家官吏，审查和终审陪审法庭的案件并决定国家的其它一切重大事务。

大会每月约举行4次，在公民大会中，容许有充分的发言自由。

于是，雅典人创立了一个公民自由平等、主权属于全体公民的政体形式。

雅典民主政治形成的原因为什么在古代东方文明国家一般都形成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而在地中海的希腊世界却产生雅典这样的民主的典型呢？雅典民主政治的形成和发展是其经济、政治、历史及文化传统等多方面复杂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首先，古代雅典城邦形成时已具有相当高度的社会生产力。

荷马的英雄史诗表明，在原始社会解体阶段，希腊地区已经使用铁器和牛耕。

东方文明古国形成时期要比城邦形成时期早得多，而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却要低下得多。

马克思曾认为，这种过于低下的文明程度和广大的幅员是需要中央集权的专制政府的原因之一。

而较发达的社会生产力则使雅典国家形成时期在农业、手工业方面都存在以个体经营为主的生产活动方式，在此基础上，便排除了中央集权的专制政府干预的必要性。

其次，以雅典的地理环境和较发达的社会生产力状况为背景，雅典城邦形成时期便具有自身的社会经济活动特点。

位于阿提卡半岛的古代雅典境内群山起伏，不利于发展粮食生产，但园艺、畜牧、植果、养蜂业却颇为兴旺。

阿提卡拥有的银矿、粘土等矿藏有利于手工业的发展。

阿提卡半岛的爱琴海与地中海相连，阿提卡西岸的几个天然良港使雅典人有发展航海贸易的便利条件。

在雅典国家形成之初，阿提卡社会已有了较发展的商品货币关系，在相当大程度上突破了自然经济的局面。

这时，雅典己成为地中海东部经济、贸易、文化的中心。

再次，雅典国家产生时的生产力状况、地理环境和经济活动的特点使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氏族组织受到较彻底的破坏。

氏族组织受到破坏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在商品、货币关系发展的基础上的私有制的扩大和发展，尤其是随着土地的抵押、转让、买卖而普遍化了的土地私有。

梭伦时代公开以立法确认土地私有和买卖。

另一方面，在较发展的商品经济活动基础上，对外交往频繁、同外邦人杂居现象极为普遍。

这使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上的氏族组织难以行使正常的管理职能，以至逐渐丧失自身存在的必要性。

由于较彻底地破坏了氏族组织，居民在商品货币关系中民立了自由、独立的身份，初步建立了相互平等的关系，这为他们在国家形态下重新组织起来时建立民主政治提供了社会关系背景条件。

第四，在雅典较为发达的海外贸易和手工业生产的基础上，雅典社会产生了一个相当强大的工商奴隶主阶层。

这个阶层在雅典国家形成之初就已存在，随着其财富的与日俱增而要求取得统治地位。

在以梭伦为代表的工商奴隶主领导下的政治改革使雅典国家较早地废除了本族债务奴隶制，规定了最高占地限额，在雅典国家保存了大量的自由民小农、手工业者和自由的城市贫民。

最后，更为重要的是，以工商奴隶主为领导的雅典平民是通过逐步改革的方式来建立民主政治的。

在改革的过程中，并无明显的内战、暴动、流血的痕迹。

同时，被从独占的统治宝座上推翻下来的土地贵族，在新的民主政体中也还有一席之地。

考虑到工商奴隶主中相当一部分成员就是从土地贵族中转化来的，他们之间在经济上还有着相当的利益一致之处，于是，在他们之间实现政治妥协就存在可能性。

结果，奴隶主统治阶级的各阶级、各派别都在民主政体中共容。

民主政体是照顾到相互妥协的奴隶主自由民各阶层利益的政体形式。

总的来说，在考察雅典民主政治的成因时，我们应看到当时雅典社会的经济、政治、历史、文化和自然环境等一系列条件的复杂的综合作用。

雅典城邦民主制的特点是：第一，平民政体。

公民之间是和谐的，其利益大体一致。

组成城邦的公民，不论他们的出身、地位和职务有多么不同，从某种意义上讲都是同类人。

公民们有相当同质的特征，财产大致平等，语言、教育、文化、种族背景大致相近。

除奴隶、外族人和妇女以外，由全体公民直接管理国家。

亚里士多德说，雅典平民政治的本质特征是“平民群众必须具有最高权力；政事裁决于大多数人的意志；大多数人的意志就是正义。

”雅典公民对官员和法律具有实际控制权，他们通过法院实现这一权力。

法院是属于全体公民的。

法院的任何成员，都向年满30岁以上的公民开放，总共有6千名陪审员，每年选举产生，然后抽签分派到各个法院行使职权。

历任执政官要像谄媚僭主那样，谄媚平民。

主权在民还表现为“轮番执政”。

雅典政治向全体公民开放，官职不再受财富和门第限制。

雅典人有这样一种观念：既然每个公民都是自由的，那么任何人就不应受他人统治。

这实际是做不到的，于是只好“人人轮番当统治者和被统治者。

”“这才合乎正义。

”第二，权力制约。

公民以集会方式直接决定有关法律和政策的事务。

城邦的每个自由人都是公民，公共事务由他们选举出来的执政官主持，由全体公民组成的公民大会议直接民主表决的方式决定城邦的重大事务。

亚里斯多德已经提到一切政体都有三个要素：议事机能、行政机能、审判机能。

贝壳放逐法，是全体雅典公民对高级行政官吏进行控制的重要手段。

在雅典人看来，在平等人民组成的城邦中，以一人高高凌驾于全邦人民之上，是不合乎自然的。

如果某行政官权势太大，就可能危害国家，公民就以在每年举行一次的秘密投票中把他驱逐出境。

贝壳放逐法就是现代对高级行政官的弹劾法。

第三，法律至上。

雅典政制严格实行法治，绝禁人治。

伯里克利说，“在私人生活中，我们是自由和宽恕的。

但在公家事务中，我们遵守法律。

这是因为这种精神深使我们信服。

”每个官员任职以前，要宣誓：他们将公正地和依法地从政，绝不以他们的职务接受礼物，如果接受任何东西，他们就要立一尊金像，遗臭万年。

雅典人认为，无视法律的专制政体是最坏的政体。

第四，公民意识。

公民的参与并不局限于集会，还包括积极参与城市的管理。

每个公民可以通过抽签，担任一定的官职。

可以通过公民大会、法庭等机构，亲自参加国家大事的管理。

民主制，使雅典获得了空前繁荣。

每个雅典人皆以生活在团结和谐的雅典而自豪。

参与政治，轮流执政，是雅典人心中神圣的事。

这种相对而言比较民主的社会制度是它的公民具有强烈的独立自主性，为思想自由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雅典，作为希腊诸城邦民主政体的典范，成为人类民主的发祥之地和人类民主思想的摇篮，对世界各国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