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释方法对宪法学之启发与应用壹-朝阳科技大学机构典藏系统

解釋方法對憲法學之啟發與應用鄒建中1壹、前言－為何需要運用解釋憲法雖作為一國的根本大法，乃是一個井然有序的規範（ein wohlgeordnets normatives Ganzes），但並非所有事項均鉅細靡遺的確定其中，毋寧憲法表現出的乃是一種「框架秩序」（Rahmenordnung），一方面留給立法機關實際民主政治程序決策，另一方面基於其簡要及低密度的條文規定方式，亦常有待釋憲機關的闡明和填補。

法之「解釋」（auslegung）本是一種將規範具體化的認知活動，當吾人將高度抽象化的規範條文，適用於該當具體之事實關係時，為能探求相關規範之旨意為何，即需在此涵攝（Subsumtion）過程進行解釋。

2可知任何的法規範解釋，不僅有權解釋者－立法、行政、司法等機關本於職權上所為，或是學理解釋，都是一種言說行動（一種主張某規範具有法效之言說行動），而言說行動不能免於規則導向，如遵守邏輯、文法規則、有效論證理則等。

3因此，作為一個憲法學者，對於憲法的教學、研究，自不能對於解釋方法學盲然無所知，以為解釋方法只存在於違憲審查的大法官專擅領域。

其次，就解釋的作用上，本可分為積極解釋與消極解釋兩種解釋型態。

在法概念的哲理層次，乃包括內含與外延，積極解釋係揭示憲法中此一條文的意義，闡明規範之「內含」，表現出從數種選項中作一正面決定作用；消極解釋則係確認被審查之法令有否溢出憲法規範之「外延」，而得為法令違憲宣告無效或拒以適用的非難權作用。

4此中我國違憲宣告固屬集中審查之大法官權限，但憲法涵義的理解和解釋，則客觀存在每一位參與憲法適用者身上，作為學理解釋的憲法學者，確應對解釋方法有基本的認識，這便是本文的撰述和探討之目的。

法規何以需要解釋？論者以為原因有三：一為闡釋法文疑義，二為法律規定遺漏的補充，三則因應社會現象及思潮變遷的推陳出新作用。

5範圍亦不可只局限於成文法，而應將判例、習慣法，甚如大法官釋憲的尚含已往作成的解釋之再解釋；在解釋方法學傾向上，則一方面由文理而至目的之觀照，另一方面從機械1鄒建中現任朝陽科技大學財金系所專任助理教授、東吳大學法律系兼任助理教授。

2吳庚：《行政法之理論與實用》，三民書局出版，民國84年，頁6303參見顏厥安：＜法效力與法解釋＞，《台大法學論叢》，第27卷，第1期，民國86年12月，頁17－19。

4我國「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4條、第5條之規定，其中機關、立委及人民（含法人、政黨）之聲請釋憲條件，適用憲法發生疑義、產生爭議者多偏屬積極解釋之「內含」闡述，而牴觸憲法疑義則涉超脫憲法「外延」的違憲宣告問題；前者為學者所言之「補充解釋」，後者即「違憲解釋」之種類，參見史尚寬：＜如何解釋憲法＞，《憲法論文選輯》，法學叢刊雜誌社發行，民國74年12月版，頁423。

5林紀東：＜論憲法之解釋＞，《憲法論文選輯》，同上，頁433-435。

缺乏彈性而至機動的力求實質之公平與妥適。

總之，吾人以為法規範解釋的需求，實在於條文的用語，非如科學或數理的明確，常不免視情境、牽涉事實及文法結構等，而具有彈性；再如遇有概念的多義性或外延範圍的模糊者，一時要界定其文義頗為困難，前者如刑法的「故意」、「過失」概念，後者如民法對不動產定義：「土地及其定著物」，此中之「定著物」何指？故初不論更深層的法規適用，如同類事物應得一致性結果的正義要求、互斥條文的法效處理、社會發展的情事變遷適用等問題，吾人可以看出解釋方法的重要性，其正所以在使法規能達成精確化和有效化。

本文擬先就傳統的法釋義學析論，進而再對憲法解釋存在的特殊性，探討其論點和應有的解釋方法。

貳、解釋方法之基本類型將解釋視為是一種學術性的活動，並以之為法學起點與基礎的Savigny，取材自法律傳統而創建有：文義（文理）、邏輯、歷史、目的論四大解釋法則6。

論者以為此等解釋法則的運用，乃具有相等的地位而無先後次序，在論證過程中，彼此密切相關而可互為補充。

7這種見解係強調傳統解釋規則非各自獨立的方法，如文義解釋常不免是基於邏輯、語法而得到答案8，擴張或限縮解釋又經常是目的論所採行手段9，可見在詮釋的過程中，前述方法毋寧是自始即交結在一起，並各有其重要性的指導觀點。

10限於篇幅及探討之重點非此，吾人以下僅從事學理上解釋方法的類別界說，一、 文義解釋文義解釋者，是探尋意義的出發點，同時也劃定解釋活動的範圍（如「婦女」再怎麼用盡方法，也不能扭曲文字意義謂指男人），因為涉及詮釋上的文字特性、文法結構及專門名詞界定等，可說是最具說服力和最根本的釋義所在。

文義解釋應注意下列原則： 1.通常性：除法律明定術語（用語）外，解釋法律應以平易通常的意義為主。

所謂明定的術語，如訂有解釋性的法律條文者，刑法規定：「稱6Friedrich Carl von Savigny,System der Heutigen Romischen Rechts,Bd.1,1840,s.206f.,213.7翁岳生：＜憲法解釋與人民自由權利之保障＞，《憲法解釋之理論與實務》第二輯，民國89年，頁3；prof. Dr. Christian Starck，李建良譯：＜憲法解釋＞，《台大法學論叢》第26卷，第4期，民國86年7月，頁246－247。

翁氏與Starck並均以為如各方法獲致不同結果，尚應參酌判決先例或設想比較案例來檢驗，以決定採用何種方法為準。

8如民法1190條規定：「父母濫用其對於子女之權利時，其最近尊親屬或親屬會議，得糾正之。

」此中其最近尊親屬的「其」字，是指何人；吾人從語法結構，可知主詞係父母，「其」應屬主詞之代稱，且依文意邏輯如為子女最近尊親屬等於回到父母本身，亦顯見矛盾，故就文義解釋此「其」乃指父母。

9基於法律漏洞的法官造法，常見有目的論之限縮、類推適用、反面推論等，惟其仍不免假之解釋，如釋字第477號：「…凡屬上開漏未規定之情形，均得於本解釋…。

」因此本文談論解釋方法，係為概略，不欲就此「法之疑義」和「法之缺漏」區分差異。

10參見Karl Larenz，陳愛娥譯：《法學方法論》，五南圖書出版，民國93年5月，頁232、245。

以上、以下、以內者，俱連本數或本刑計算。

」「稱公文書者，謂公務員職務上制作之文書」，即是顯例；或如法學用語之「善意」、「惡意」，常係指不知情、知情者。

除了此類專門術語外，解釋法文時，應以平易通常的意義為主，因為法律是全社會構成分子所適用，自宜以人民大眾所通常認知的意思為解釋。

2.關聯性：解釋法文應注意法律的全文意義，因為法條常有另一條作補充的意義，解釋時要全文連貫，才能避免誤解，如民法第940條占有之規定：「對於物有事實上管領之力者，為占有人。

」但第942條則規定：「受僱人、學徒或基於其他類似關係，受他人之指示，而對於物有管領之力者，僅該他人為占有人」，可見如僅望940條之文而生義，將誤以為所有對物事實上管領者為「占有人」，而於法規適用有所偏差。

3.時代性：解釋法律應適應社會生活的實際狀況，而現代社會的生活和一般的知識，常因時代發展有所變遷。

故解釋法文時，應注意社會實際狀況，如「死亡」之認定，為使器官捐贈得以推行，已改採「腦波停止」說，而非心臟停止跳動說；「強姦」之認定，改採「使插入」說，而非原僅適用男性犯之射精說；再或「公序良俗」的界說，常隨社會發展、觀念改變而不易有絕對標準。

二、 論理解釋以概念涵義為關聯比較，而不拘泥於條文字句，並且藉助一般推理法則，闡明法律之真義者，是為論理的解釋方法，可包括以下應用：（一）擴張解釋：法律條文所規定的文字範圍過於狹窄，參酌立法目的，將法律文義擴大，使法律的意義更為完備，如憲法第19條規定：「人民有依法納稅之義務」，應解釋為除自然人外，法人既能有營利之公司、銀行…等，自亦有納稅的義務；又如販賣「鴉片」的範圍包括仍可吸用之「煙灰」，「商業廣告」具有商業意見表達性質亦屬言論自由保護範圍（釋字414號），同屬採行了擴張解釋的方法。

（二）限縮解釋：以通常的文理方法解釋法條，恐將失之過寬，則參酌立法目的，縮小其適用幅度，如憲法第20條：「人民有依法律服兵役之義務」，此所稱之人民，應以男人為限，以符合社會實情及觀念。

（三）當然解釋：依一般事理或社會傳統觀念，認為某種事項當然包括在內者。

如我國憲法並未規定人民有遵守法律的義務，但社會觀念普遍認為天經地義，無須規定，自然包括在內。

又如法諺云：「法所禁止者，舉輕以明重」，可想見連吐痰也不可以者，大小便自然更在禁止意思之內。

（四）反對解釋：此乃從法律文字之反面意義予以解釋，如民法第973條：「男未滿十七歲，女未滿十五歲者，不得訂定婚約」，其意之反面結果，若男滿十七歲，女滿十五歲者，即可訂定婚約。

惟反面予以闡釋的用法，當以另無其他補充規定情形為限。

1111此如民法第1061條規定：稱婚生子女者，謂由婚姻關係受胎而生之子女。

如依反對解釋即非在雙方有婚姻的夫妻狀態下所生都成了非婚生子女，但因1064條另補充有「準正」規定，只要事後父母補行結婚仍視為婚生子女。

（五）體系解釋：推敲法律整體之體系功能、結構等，予以補正不足者，如我國憲法只明定行政院與考試院有對立法院提出法律案之權，並未明定監察院與司法院的適用，後經大法官會議基於五權分立乃平等相維之體系運作原理，解釋兩院亦有法律提案權，以補憲法之缺漏。

此亦有謂為「比較解釋」者，並可擴及至與外國憲法體系、行政法法理…等之參照，而作成解釋。

（六）.類推解釋：法律所未規定的事項，援引其類似事項的其他法律，比附適用，使其原本未規定之事項產生法律效果。

類推解釋的適用為民事法規之重要理則，如消費借貸可類推適用「消費寄託」，經理人可類推適用「代理人」的規定，均為民法所明示；但刑事上，或行政法之關於人民義務與行政罰，因基於人權保障、防止政府濫權，此類推原則當在禁止之列。

三、歷史解釋歷史解釋或謂「沿革解釋」，乃是著眼於法律之制定及演進的一種釋義方法，常見於憲法解釋的運用，我國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13條所定：「大法官解釋案件，應參考制憲、修憲及立法資料。

」即視歷史解釋為必要之方法，如釋字75號對於國大代表可否兼任官吏，解釋文指出：「查制憲國民大會，對於國民大會代表不得任官吏，及現任官吏不得當選為國民大會代表之主張，均未採納…足見制憲當時，並無限制國大代表兼任官吏之意。

」乃明顯採取「歷史解釋」途徑。

惟制憲者、立法者之本意探究，此種「立法原意」，不必然是立法者當時起草法案的個人本意，而應是代表某一時代社會的法律意識，當法令一經創立即屬獨立存在，而成為客觀的社會規範和價值。

12四、目的及結果取向解釋如同歷史解釋著重原立法動機，而非是從條文本身法理上做主要考量；乃為求適應當前社會環境，或就解釋所將對社會造成之影響等實際利益為評價取向，有所謂之「目的論解釋」及「結果取向解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