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和韩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特点

三分之二。

贫困主要源于失业,尤其是长期失业。失业人数上升,而失业津贴、失业救济金和社会救济的收入则普遍下降。从80年代初至1994年,德国西部的失业人数差不多增加了三倍,即从900万人上升到2600万人。1990年起,德国东部地区的失业人数从400万增加到1200万,整个德国共有3800万人失业,今年将迅速增加到4200万人。这仅仅是官方统计,还不包括那些因国家经济调整和就业措施而失去劳务市场的求职者。

作者认为,贫困的主要原因在于通过削减社会福利费来降低收入而削弱了消费市场。任何取消了低收入的市场,消费品需求就会大大下降,这是很简单的经济知识。而扩大高收入,消费品需求不会明显上升,反而扩大了货币和资本市场的供应。经济学家诺伯特・罗伊特认为,收入分配越不均,综合经济的消费额就越低。

80年代初起在失业保险、养老金保险和疾病保险方面系统地削减社会福利费。社会福利费总额虽然大幅度上升,但却更多地用在东部地区的货币兑换上。这也是东部地区成百万地丧失劳动岗位的原因。改革福利国家这句空话掩盖了这样一个事实:只是在穷人中最贫穷的人身上降低收入。这种非社会性的政策显然还远远未终止,但已经决定进一步削减失业救济。

而国家明确优惠高收入,它不只是免征高收入的税收,而且使穷富之间的鸿沟越来越深。许多数据证实了这种趋势:1994年全部税收中工资所得税提高到36%,1960年为16%,1980年为30%。而1960年的利润税是35%,1980年为25%,1994年为13%。从1961年到1989年,总工资增加了7.7倍,而工资所得税则增加了18倍。收入和所得税涨速相等。利润税率和高收入的税率太高,妨碍了投资和创建新的劳动岗位。因此,国家在1994年把法人税率从50%降到45%,应支付的利润率从36%降到30%。工商收入的最高所得税从53%降到47%,现在又计划取消资本的营业税和财产税。据报道,许多大企业和大银行只支付相当少的税款。德国银行不纳税的利润从1990年至1993年上升了77%。然而银行却支付不到9%的税。1983年每年100多万的收入实际要承担48.5%的税,1989年只承担40%。可见,工薪阶层承担了大部分的纳税负担,而这些工薪阶层都是低收入的人。过去10年里工资所得税翻了一番,达2800亿马克。

尽管国家免去一些特惠企业和个人的利润和收入税,但是他们不但未创建一些新的劳动岗位,反而还削减了劳动岗位。如蒂森财团的职工人数从1993年到1995年由58000人减少到39600人,1996年底将减少到35000,戴姆勒—奔驰汽车公司、西门子公司、赫希斯特公司等等都在裁员。德国东部地区职工人数下降,而整个德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并未下降,甚至每年还上升1%。

作者认为,关注政治新动向的主要是那些社会的受害者和大部分劳动者。因此,左翼政党和工会就需要至少在欧洲联盟里制定一个共同政策,来消灭竞争条件下涉及到工资、社会公共福利税和税款的差异,以改善低收入阶层的状况,也就是从综合经济的角度来保障消费品需求。如果资本日益国际化,而劳动组织却囿于国家的分散状态,又如何防止自然生长的资本过程及其唯利是图者引起的不幸呢?

(安　琪摘自德《新社会与法兰克福杂志》

1996年第4期)日本和韩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特点

〔德〕Ch-K.科

本文作者在《马克思主义更新》杂志第26期里批判地探讨了“儒教”经济学的观点,同时指出了对“亚洲”资本主义从文化方面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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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著提要

以阐述的片面性。作者认为,关于“亚洲”资本主义的讨论应该把文化差异以及政治经济的一定关系作为分析的中心。作者在本文中试图从工人运动的失败和分裂这个角度来探讨日本和南朝鲜经济发展的另一种类型。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呈现出一派梦幻景色。在1974—1975年世界经济危机前资本主义的黄金年代里,日本经济增长率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各国平均数的二倍以上。1950年至1973年,日本经济平均每年增长8.4%,60年代甚至增长10%以上。虽然日本在战争中属帝国主义国家,但在1950年差不多有一半人从事农业。出口结构也很落后,1955年棉纺织品、钢铁、鱼、服装和人造丝是五种最重要的出口商品。今天出口美国的90%以上的货物都是消费品和资本货物,其中80%以上来自机器制造业、飞机制造和电子工业。

韩国的发展也令人震惊。它在1962—1987年长期的增长阶段里年平均增长率达8.6%。60年代初它还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国民生产总值人均低于100美元,1995年就超过了1000美元。引起更大轰动的是,韩国在一些工业部门挤进了世界行列,例如半导体行业在日本和美国之后,居第3位,该国已成为电视机、录相机等产品的主要供货商。1995年南朝鲜制造了250万辆汽车、在美、日、德、法之后,居第5位,造船业在日本之后居第2位。今天,人们不仅关注日本、韩国的发展,而且也关注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台湾的发展。这种发展状况被称之为亚洲发展形态。

这种发展形态最引人关注的可能就是资本的独一无二的结构:1、工业、财政和商业资本之间的联系;2、等级制和大企业对中小企业的控制。例如日本的“三菱”集团。汽车、化学、钢铁、船泊、飞机、酿造业、机器制造等等是“三菱”集团的核心公司。它在国内外购买和出售从墨斗鱼到卫星的各种货物。“三菱银行”和“三菱信托银行”是世界上最大的银行,从事一切与钱有关的事务。韩国的“三星集团”也有与日本近似一致的结构。日本的6个企业集团以及韩国的5个企业集团控制着国家四分之一的销售额。除这一地区外,世界上任何地方都不可能有这样一种联系。

这种经济的优势在于能使少数大企业把数以万计的中小企业划成等级并加以控制。这是这种经济的主要结构特征,它的产生和发展首先是一个政治过程,它使整个经济变成剥削的金字塔。这种“封建残余”在全球资本主义国家里则是提高生产、降低成本的动力。

(肖　摘自《马克思主义更新杂志》

1996年第27期)联邦德国的住房政策

〔德〕W.埃伯特

在联邦德国,有近100万无家可归者, 150万人住房短缺,尤其是一些中低收入阶层不再可能在正常的住房市场上搞到住房。在一些大城市及工业和人口稠密地区,一些迫切的征房者不得不在恶劣的居住条件下生活。

今天的这种状况有它的来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头几年住房政策就力图尽快解决因战争破坏和东欧国家成千上百万的移民造成的严重的住房短缺问题。当时国家财政和地方财政都把巨大的资金投到住宅建筑上,那时便出现了公共住房建筑。从1948年至1965年建造了110万套新住宅,其中大部分是国家资助建造的住房,房租高于周边国家的标准租金。50年代,一个专业工人的三口之家需把净收入的7—8%用于房租。50年代中起,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基督教社会联盟和自由民主党就要求减少国家资助建造的住房、并取消租金限制。在讨论并通过基本法时就表明,战后资本又回升的这些政党不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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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社会科学》一九九七年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