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儒林外史》中下层人民的作用

浅论《儒林外史》中下层人民的作用

摘要：《儒林外史》中除了描述了大部分的明清知识分子外，还描写了部分生活在底层的人民，他们或是贫苦农民，或是工商者，或是剃度的和尚。这些下层人民大致上可分为两类，又分别起着不同作用。一类是丑者，批判科举制度，揭示了社会黑暗势力，世态炎凉；一类是善民，形成鲜明对比，讽刺知识分子阿谀奉承、虚假卑劣。

关键词：儒林外史、下层人民、知识分子、社会、作用

生活在累代科甲的家族中，吴敬梓早已见习惯了官绅豪吏、膏粱子弟、科举进士、名士清客，对他们的贪污腐败、阿谀奉承、利欲昏聩、虚假卑劣已深恶痛绝，对科举制度对知识分子的残害也怒目而视。而当吴敬梓由富变穷时，他接触到的底层社会，与上层社会形成了鲜明对比，更是让他对整个社会有了深刻的认识。于是，在《儒林外史》中，除了有大量的知识分子形象外，还有部分下层人民形象，这些下层人民间接地反映了文章的主题：批判科举制度、批判官员、知识分子、批判整个社会风气。

吴敬梓笔下的下层人民并不是描写的主体，但是却描写了形形色色的下层人民，有和尚、有工商者、有平民、有奴才等等。这些下层人民，以品德作为划分的标志，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丑者，一类是善民。他们分布于各行各业，可以说是一个微型的底层社会，是明清时代社会的缩影。通过了解他们，我们可以还原出当时的时代背景、社会情况和人情世故。

一、丑者：批判科举制度，揭示社会黑暗势力，世态炎凉

在文中少部分的下层人民中，丑者的形象又占了大部分。这里的丑者，指的是心灵丑陋，趋炎附势。这些人物，体现了科举制度不仅残害了知识分子，还有毒害了无知的市民百姓，更揭示了社会世风日下、世态炎凉。

范进几次科举，却都名落孙山，不遭乡亲待见。但高中后，许多人都来奉承他，张乡绅也来巴结他，道“你我年谊世好，就如至亲骨肉一般”。在这里可以看到，在阿谀奉承、趋炎附势面前，一切事实都可以颠倒、错位。没有至亲关系的也罢，可是就连岳父这亲人也如此，便教我们看透了社会的世态炎凉。范进参加乡考，却遭岳父一遍恶骂，不料高中后却高兴得疯了，需得他怕的人打他个嘴巴时，胡屠户的态度却来个大转变，把范进视为天上的星宿，打不得。“怕”、“颤”、“懊恼”简简单单三个词，便把胡屠户小心翼翼、担心受怕的心理状态写得格外

生动，与未中举前的“啐”、“骂”形成了鲜明、强烈的对比。显而易见，从乡绅到乡亲，从乡亲到至亲，每个人都是带着势力的眼光去看待一个人的，有势力便好言乡向，无势力便冷眼旁观。“范进永无休止地把自己的全部生命和热情投入到对功名富贵的追逐之中，与这种嫌贫爱富、趋炎附势的炎凉世态密切相关，正是这种颓风恶俗形成了当时社会上各色人等征名逐利的社会基础。”1而这种社会基础，在吴敬梓看来，一切都依靠于科举制度。范进因科举名落孙山而被不受人待见却又因高中科举而被人追捧奉承。一个知识分子的命运，在当时的社会，是与科举紧紧相连的，成也科举，败也科举。正是因此，知识分子才把高中看成是一生的追求，更有甚者为了实现这个追求行贿、阿谀奉承，如匡超人，逐渐丧失了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本该有的素质和儒雅。而科举制度对人的毒害，不仅仅体现在知识分子身上，还显现在平民百姓身上。士农工商，古代“士”在社会上的排位是最高的。一旦高中，即有官名，全家享福。对于这种等级的转变，在有着深刻的等级观念的明清时期，大多数平民百姓的心理自然会发生一些改变，造成人性上的一些扭曲。“社会划分成无数的阶梯。每一层阶梯的人都鄙视着下面的层次，都羡慕、巴结和努力地攀登着更高的层次。”2而各人前后鲜明的态度转变就是其具体的表现形式。

这些现象，在明清社会并不是独立的。梅玖瞧不起周进，而他自己则又被王惠所蔑视。严贡生刁钻无耻，却对张静斋、范进谦恭有礼。牛浦朗冒充牛布衣，博取与官员相识的机会；匡超人为获得名利，不惜结交讼棍，充当枪手“发财”；开船的家奴冒充是娄三爷船只，蛮横江面。他们的势利表现，其实是等级森严中培养出来的普遍的社会现象。可以说，等级制度是根源，科举制度是媒介，世态炎凉是结果。

二、善民：形成鲜明对比，讽刺知识分子阿谀奉承、虚假卑劣

《儒林外史》中，除了有丑者的下层人民，仍存在着一小部分的善民。他们作为为数不多的存在，却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正是多与少的强烈对比，善与恶的鲜明对照，才彰显出真诚、朴实的可贵，表现出作者对这种人与人之间的真诚的向往与追求，对丑恶的人性、扭曲的知识分子、虚伪腐败的官员的深刻批判。

王冕是本书中塑造得最为完美的底层人民，可以说，王冕就是本书批判和划分人的一个标杆。孝顺、高雅、清廉、真诚、不追求名利、不贪图富贵。王冕是完美的，是作者吴敬梓对美好生活、社会的一种向往的表征。以王冕为标杆，吴

敬梓塑造了牛老、卜老这两位下层市民的别样风骨和真性情。

对于牛老和卜老的刻画，吴敬梓只用了最为真挚、简单的话语来表现他们之间的相濡以沫、互相帮助和理解。“你我爱亲做亲，我不争你的财礼，你也不争我的妆奁，只要做几件布草衣服。”3几句简单的话语，便看出这两老之间的真诚，不贪婪，不势利，清廉高洁似独立于这世上。对于，毫无血缘关系的牛老，卜老也可以做到尽心尽力，料理好镜子、灯台、茶壶等东西。反观王氏的舅奶奶，当王氏去世，堂客都在堂屋候殓时，两个舅奶奶竟然乘着人乱把衣服、金珠、首饰掠走，就连赵氏方才戴的赤金冠子也不放过。无血缘与有血缘，竭力相助与趁机掠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再看当牛老去世，卜老不惜哽咽落泪，并典当了些东西给牛老买了副棺材，还让出自己的一间房给牛浦夫妻居住。他们之间的这种真情、真诚、互相关怀在整篇小说中，独树一帜，在官官之间的虚假腐败、在知识分子之间的利于昏聩，在民与民之间的势利相向这些社会黑暗中，显得尤为珍贵。

牛老和卜老的存在，是对知识分子的一种变相讽刺。作为小市民，本应该是俗气的，但他们却无一点儿俗气，反倒活出了一种真性情。“牛老、卜老的出现，在小说中一是构成了一种生存景观，二是反衬着牛浦类人物迷失本性、贪求虚誉的无谓与无耻。”4其实，除了反衬出牛浦的无耻，还反衬了一些所谓的知识分子的虚假。例如，湖州莺脰湖高士、杭州西湖斗方诗人、南京莫愁湖“定梨圆榜的名士”等等，这些名士附庸风雅，邀声盗名，互相吹捧，依附装腔之势、厚颜无耻。相比之下，牛老和卜老更活出了风骨。从物质上看，他们清贫；从精神上看，他们富有。他们之间的赤诚和互助，是一种高雅的君子风格，不是君子，胜似君子。一介贫民也比知识分子懂得何为高雅、真诚，这又何止是知识分子的悲哀，更是整个社会的悲哀！

小说中对下层人民的描写，思量的不仅仅是知识分子在精神和命运上的错位，更是对整个社会风气、制度的批判和反省。而这正也是作者吴敬梓所要批判的：封建科举制对知识分子、乃至整个社会的毒害。

1《儒林外史鉴赏辞典》，李汉秋（主编），中国妇女出版社，1992年2月，P189。

2《<儒林外史>试论》，张国风（著），中华书局，2002年，P61。

3《儒林外史》，吴敬梓（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6月，P142。

4《儒林外史鉴赏辞典》，李汉秋（主编），中国妇女出版社，1992年2月，P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