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儒林外史》中下层人民的作用
《儒林外史》中平民文人特点
《儒林外史》中平民文人特点作者：支利峰来源：《中国民族博览》2019年第06期【摘要】清代讽刺小说《儒林外史》以其讽刺的真实和深刻称著于世，作品描绘了一批身处下位的封建文人，生动地描绘了封建社会八股科举制下文人的悲剧命运。
这些诗人大多地位低下，经济拮据，生活困顿。
本文通过对《儒林外史》中下层文人的研究，了解最为真实全面的封建文人的世界，了解封建文化制度对封建士子精神和物质生活的深刻影响，探讨封建制度下底层文人的悲剧命运。
【关键词】“体制外”；下层文人；悲剧命运【中图分类号】X703.5 【文献标识码】A在封建社会中，科举制义、走入仕途是世人特别是文人的正业，仕途之路不仅是他们实现人生理想、人生价值、报效国家、光宗耀祖的必经之路，更是他们解决个人生计、养家糊口的经济来源，也是提升社会地位的根本途径。
《儒林外史》这部作品中书中，大部分文人除了读书和考取功名，一无是处。
典型代表如的周进与范进，他们多次参加科举考试，甚至饱受科举的折磨，他们连基本的生活需要都不能得到保障，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虽然是读书人却得不到人们的认可与尊重，反而遭受众人的嘲讽、奚落。
鲁迅先生指出，《儒林外史》人物的描写方式是“事与其来俱起，亦与其去俱迄”，文中人物的社会地位和生活状况会随着人物命运的发展而变化，因此，《儒林外史》中的底层文人不会固定在某一人物的头上，而是相对于人物的某一段生活经历而言的。
吴敬梓对一个主要人物的描写是将其置于最广阔的平民社会中，反映的是封建社会最普遍的世俗世态，因此，他重点描写的是这个人物发迹的过程或士人处于平民地位时的社会生活，一旦人物求取“功名富贵”成功，进入仕途，就结束了它反映世俗的使命，就退为次要人物。
周进和范进，吴敬梓在作品第二、三回中重点描绘了他们为了科举成功进入仕途的种种喜和悲，这时的他们就是平民文人，而终于考中举人成为周学道、范学道后便成为主要人物的陪衬，不再是作品描写的重点。
《儒林外史》中这群底层文人，为挤进仕途官场而皓首穷经。
《儒林外史》的读后感
《儒林外史》的读后感《儒林外史》是清代小说家吴敬梓所著的一部长篇小说，被誉为中国古典小说的经典之作。
小说以明朝末年为背景，以儒学为主线，通过描写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变革，展现了当时社会的种种弊病和问题，以及人们对这些问题的反思和探索。
小说以其独特的视角和深刻的思考，引起了我深深的共鸣和思考。
在《儒林外史》中，作者通过对当时社会风气的描写，展现了当时社会的种种弊病和问题。
在小说中，作者通过对官场腐败、士人虚伪、商人贪婪等现象的描写，展现了当时社会的黑暗面。
在小说中，官员们为了自己的私利，不惜牺牲国家和民众的利益；士人们追求名利，不择手段，甚至违背自己的道德准则；商人们只顾追逐利润，不顾及产品质量和消费者的权益。
这些现象无疑是当时社会的弊病，也是作者对当时社会的批判。
除了对社会弊病的描写，小说还通过对人物的塑造，展现了人们对这些问题的反思和探索。
在小说中，作者通过对主人公史大元的塑造，展现了一个儒生在当时社会中的挣扎和追求。
史大元虽然身处逆境，但他仍然保持着对儒学的信仰和追求，不断努力学习，不断探索儒学的真谛，最终在内心找到了自己的坚持和底线。
史大元的形象无疑是对当时社会风气的一种反抗，也是作者对当时社会的一种期许。
通过对《儒林外史》的阅读，我深刻地感受到了当时社会的种种弊病和问题，也对当时社会的种种现象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同时，我也从中感受到了人们对这些问题的反思和探索，以及对儒学的信仰和追求。
在当下，尽管社会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从《儒林外史》中汲取到宝贵的人生智慧。
我们应该保持对儒学的信仰和追求，不断努力学习，不断探索儒学的真谛，最终在内心找到自己的坚持和底线。
总的来说，《儒林外史》是一部具有深刻思想和丰富内涵的经典之作，通过对当时社会的描写和对人物的塑造，展现了作者对当时社会的深刻思考和对人生的深刻感悟。
阅读《儒林外史》，不仅可以让我们了解当时社会的风貌和人们的生活，更可以让我们从中汲取到宝贵的人生智慧，引导我们走向更加充实、深刻的人生。
论《儒林外史》科举制度下的士人生态
论《儒林外史》科举制度下的士人生态《儒林外史》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部经典小说，通过对清朝时期科举制度下的士人生态进行描绘，展现了封建社会的腐败与道德沦丧。
在科举制度下，士人是社会的精英群体，他们不仅具备了高深的学问，还拥有特权与权力。
但这种特权与权力的滥用导致了道德沦丧与腐败，并使得士人阶层的形象逐渐失去文化内涵与思想追求。
科举制度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对于整个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士人是科举制度下的主要受益者，他们通过考试取得官职，成为封建社会中的权贵阶层。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科举制度的弊端也逐渐显现出来。
士人阶层的人们开始注重功名利禄，而忽略了文化追求与人品修养。
小说中的几个主要人物都是士人，在描写他们的生活经历时，小说对科举制度下的士人生态进行了揭示。
典型的例子是冷子兴。
他是一个不太成功的士人，为了争取一个官职，他不惜收买关系，打通后门，最终愚弄了考官，成功取得了一个官位。
冷子兴并不是一个优秀的士人，在考试中成绩不高，在生活中品行不佳。
但是，他凭借手中的财富和人脉关系，穿越了道德的底线。
小说通过对他的描写，揭示了士人阶层中求名利、不守道德的贪腐现象。
亦有一些人物如周信芳，是锄奸的行动家，在他看来，他的行为是在为国家和人民服务。
但他的行为却因误判而摧毁了许多清白的生命。
周信芳虽然在自己认为的正义之名下，坚持了自己的行为，但他的行为却是伤害了人人有责、一草一木皆有灵的万物，是自私自利而不是真正的公义。
对于一些士人而言，他们对于传统文化和人文精神的研究和追求，也越来越少。
一些人是因为功名心切，只注重通过科举获取官职和地位，而忽略了对文化和人文精神的崇尚和追求。
还有一些人是因为自己出身高贵，所以故意淡化自己的学问和修养，显得浅薄而世俗。
小说中出现的蒋士铨，就是一个反映。
他出身名门望族，对自己的文化修养却从不重视，反而崇尚物质享受和权势。
在小说中，他的行为体现了一种境界浅薄、胸襟狭窄的思想体系。
《儒林外史》中的特色服饰描写及其功能论说
画人物形象 ，展现小说 的主题等具有重要作用。服饰 的
演 变 可 以反 映出社 会 、经 济 、政治 、思想等 诸 多方 面 的
下诏书要恢复唐代 的服饰制度 ， 其后又经过 了多次修改 ， 上到高官服饰下到庶民服饰均受 到身份等级的严格 限 制。 《 儒林外史 》 选取明代中下层人民群众为代表 ， 对其 进行 了大量的服饰描写。现以 《 儒林外史 》中的部分服
基 金项 目 ：安 徽省 社科 规划 项 目 （ Ａ Ｈｓ Ｋ Ｑ ２ Ｏ １ ４ Ｄ ７ ９）．
５ ６
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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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０ １ ５ 年
（ ２）武 巾
在翰林 院任职 。
（ ３）直裰
勇猛 之 人戴 的头 巾 ，文 中共 出现 了 三次 。第 一 回 中 吴 王头 戴武 巾 ，第 十二 回张铁臂 头戴 武 士 巾 ，第 三 十九
林外 史 》中 的服 饰 描写 的层 次丰 富性 ，在 刘 红军 和李 荣
（ 一 ）男性 特 色服 饰 ：首服 《 儒林外史 》主要从首服 、体衣 、足衣等三方 面来
描 绘 男性 特 色服 饰 。首 服 是指 戴在 头 上 的衣 帽 ，象 征着
一
个人 的身份地 位 。冠 、帽 、巾等都 属于 首服 。
的 《 服饰史话 》 和沈从文 、王丝的 《 中国服饰史 》 虽 然是专门研究服饰 的专著 ，其 中内容很丰富但并没有细
化到 具体 的 某一 部文 学作 品 。为 避免 与 以往研 究成 果相 重合 ，本 文 选取 《 儒 林外 史 》中具有 特色 的服 饰作 为研 究对 象并 论 述其 功能 。
论《儒林外史》科举制度下的士人生态
论《儒林外史》科举制度下的士人生态《儒林外史》是中国古典小说的代表作之一，作者吴敬梓通过小说中的人物塑造，将清代时期科举制度下的士人生态展现得淋漓尽致。
科举制度是中国古代的一种选拔官员的制度，世世代代的读书人为了参加科举考试而埋头苦读、奔波求学，他们的生活与命运都与科举制度紧密相连。
本文将通过对《儒林外史》中的士人形象和他们的生态进行分析，探讨科举制度对士人的影响与塑造，以及士人在这一制度下的生存状态和心态，展现出一个真实而生动的清代士人社会。
《儒林外史》中对士人的生态描绘着重突出了科举制度对他们生活的深远影响。
在小说中，作者通过对主要角色的塑造和情节的展示，展现了士人为了考取功名而拼命求学的情景。
书中的主人公礼部侍郎秦观，身怀才华却屡战屡败，艰难地谋生求学；又如高进，浪荡不羁却因不满科举制度而心生挫折；还有张载、苏轼等人，他们都身居士人之位，却无不在科举制度下为了功名、地位而苦苦挣扎。
这些形象生动地展现了清代科举士人的生活状态，科举制度成为了他们生命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影响着他们的命运和情感。
科举制度对士人心态与行为的塑造是不可忽视的。
科举制度以功名利禄为导向，使得士人们为了通过科举考试而不断努力，甚至可以牺牲一切。
在小说中，秦观为了取得功名，不仅勤学苦读，还不惜与权贵拉关系，为了进入上层社会而委曲求全。
高进则因为才华横溢却无缘科举，从而对这一制度产生了怀疑与不满，最终选择了另外一条自由的人生道路。
科举制度对士人的心态造成了深远的影响，他们不得不在虚名与利益之间犹豫挣扎，为了功名而甘愿放弃自己的理想和原则。
科举制度塑造了士人的心灵，使他们不再是纯粹的学者，而是承载着功名利禄压力的实用主义者。
科举制度下的士人生态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的整体发展与变革。
科举制度崇尚功名，重贵族门第，因而造成了社会阶层的固化和社会流动的不畅。
在小说中，那些行为举止不够规矩、出身低贱的人即使才华横溢也很难获得重用，而那些出身高门，权贵之后的人却可以因为家世之便而轻松获得官职。
浅谈《儒林外史》中女性形象的作用
浅谈《儒林外史》中女性形象的作用刘梦圆【摘要】“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吴敬梓先生的《儒林外史》从作者的生活视角出发,描写了形形色色的儒士和名士,深刻地揭示了封建社会道德和文化教育的危机。
作者笔下的女性,虽然处在封建社会的末端,但在人物发展成熟的过程中却是必不可少的环节和部分。
本文对这些女性形象进行分析,进而从衬托讽刺和深化主题两方面说明女性形象在《儒林外史》中的作用,并由此思考女性在当时和现代社会的意义。
【期刊名称】《佳木斯职业学院学报》【年(卷),期】2017(000)004【总页数】1页(P71-71)【关键词】女性形象;衬托讽刺;深化主题【作者】刘梦圆【作者单位】辽宁大学文学院【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I206.2《儒林外史》中刻画了众多男性形象，而这本书中的女性形象并不多,但是作者所描写的每个女性形象都是不可或缺的，都对情节的发展和主题的凸显起着重要的作用。
在《儒林外史》中，作者分别描写了自立自强的女性形象，如沈琼枝；渴望嫁给名士和功名富贵的女性形象，如鲁小姐；混迹市井以“贱业”为生的女性形象，如聘娘；还有小妾、媒婆……作者从这些女性形象的日常生活、服饰、饮食及语言各个方面具体地描写了这些“配角”，深刻表现了封建社会的现状，从侧面烘托出科举制及功名利禄对人的毒害，也表现了作者对这种现象的嘲讽。
这些女性形象对于衬托官吏和文人的愚昧腐朽与讽刺他们的虚伪无知有着重要的作用。
封建社会女性的地位是十分卑微的，如严监生的妾赵氏。
在描写严监生扶正赵氏的过程中，赵氏“在旁侍奉汤药，极其殷勤”，而严二在背后笼络他人，达成目的后，却对赵氏流露出不以为然的样子。
作者生动又细腻的写了这一段，这种诛心之笔表露了作者对严二的谴责。
[1]在这一段对赵氏和严监生的描写过程中，深切的体现了封建社会为达目的不顾伦理道德的丑恶面目和封建文人虚伪丑恶的面目。
封建礼教统治造成了许多“贞洁烈女”的诞生。
如方盐商家的方老太太……作者是没有办法直接从正面去否定这种残酷的道德观念的，所以只能在叙述故事时，本身不带一点评论，通过“皮里阳秋”的手法，描写女性的日常生活，从而揭露封建礼教的罪恶。
论《儒林外史》对封建官场的揭露
· 66 ·【摘 要】作为一部讽刺小说，《儒林外史》从多方面揭露了封建官场的黑暗。
本文旨在通过对具体形象的分析，来揭示吴敬梓笔下的官场世界。
【关键词】《儒林外史》 封建官场 揭露论《儒林外史》对封建官场的揭露康雪宾 马莹莹清王朝统治下的十八世纪，社会风气极度败坏，吴敬梓以《儒林外史》展开了对封建官场的揭露。
总体来说《儒林外史》对封建官场的揭露有五个方面：寓于科举制度之下的揭露、对封建官场的直接揭露、对有官职在身的官员的揭露、对无官职在身的乡绅恶吏的揭露以及具有时代特色的对官商结合的揭露，本文即是从这五个方面出发并以具体的人物形象展开论述。
一、寓于科举制度之下的揭露（一）暮年登第的周进周进困顿科举大半生，晚年因科举飞黄腾达，做到一省学道。
在主持阅卷时，因范进的寒酸窘迫引发了他的以己度人之感，遂将其录取。
至于他将范进的文章读到第三遍才发现其乃天地间之至文更是嘲讽了八股衡文毫无标准。
魏好古进学也可佐证科举考场的荒谬，周进虽斥责“当今天子重文章，足下何须讲汉唐！”但考卷尚未收齐就将他填了第二十名。
（二）科举新贵范进范进也有困顿科场经历，在他中举之后，广收财礼、接受投靠、攀识乡绅、干预词讼，生活境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讥刺范进为人的同时，作者也对范进的学问做了揭露，他既不知苏轼为何人，又胡诌刘基是明朝第三名进士。
正是这样一个无学问、无操守的人在数年后也主掌了一省学政。
周进和范进的事迹表明了作者对封建官场揭露的一个方面，即寓于科举制度之下的揭露。
二人的经历都与科举相关，对他们的批判无疑是直指科举制度的，且科举考试使他们发迹，并都做到一省学道。
这是为国家选拔后备官员的官员，他们昏庸如此，所选拔后备官员的情况也就可想而知了。
二、对封建官场的直接揭露（一）从能员到钦犯的王惠王惠最初是以举人身份出现的，中举后多年困顿场屋，五十岁中进士，授工部主事，后为南昌知府，又推升南赣道。
宁王造反，他降顺宁王，升为江西按察司。
论《儒林外史》科举制度下的士人生态
论《儒林外史》科举制度下的士人生态《儒林外史》是清代作家吴敬梓所著的一部长篇小说，主要描述了科举制度下的士人生态。
科举制度是中国古代的一种选拔官员的制度，也是中国古代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整个古代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这一制度下，考取功名成为士人的最终目标，而这种目标的追求也影响了士人的思想、行为和生活。
在《儒林外史》中，作者通过一系列生动的人物形象和事件描绘了科举制度下的士人生态，对这一特殊社会群体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和揭示。
小说中的主要人物有严嵩、严世蕃、程世栋、程璧、刘仁甫等，他们的命运和经历展现了清代社会的矛盾和现实，也揭示了科举制度对于士人生活的影响。
在科举制度下，士人以考取功名为终极目标，为了这个目标，他们不惜代代寄托希望，对应试有着非常高的重视。
对于教育的重视也导致了士人生活的全面围绕着书本和考试，他们不断地苦读典籍，攻读经义，以求在科举考试中得到优异的成绩。
而这种对功名的追求也导致了士人生活的趋利避害，为了得到一个官位，他们不择手段，不惜以权谋取私利，甚至为了得到功名可以放弃原则和道德底线。
这种功名利禄的追求使得士人陷入了道德和现实的两难境地，使得他们的人生失去了真正的价值和意义。
除了对功名的追求，科举制度也产生了严重的官场腐败和社会不公。
在这一制度下，官员的选拔主要依赖于考试成绩，而这种选拔方式往往忽视了官员的政治能力和廉洁品质，导致了官场的腐败和贪污。
由于这种选拔方式的不公，也使得社会上贫寒之士很难通过科举考试脱颖而出，使得社会的阶层和地位更加僵化，这种社会不公也使得整个社会失去了活力和公平，使得人们的生活和命运更加扭曲和不公。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士人的生活无疑也被这种制度所左右。
小说中的士人以严嵩一家为例，他们的一生都围绕着科举制度和官场展开。
在这样的环境中，他们的人生都充斥着功名利禄的追求和压力，他们的命运也被这种制度所左右。
严家兄妹不得不通过各种手段来谋取自己的前程，而最终却无法逃脱命运的安排，这样的悲剧性命运也成为了科举制度下士人生活的一个缩影。
浅析_儒林外史_下层寒士的异化人格_冯敏洁
文学界浅析5儒林外史6下层寒士的异化人格冯敏洁(柳州城市职业学院,广西柳州545006)摘要:在5儒林外史6一书中,作者刻画了周进、范进、马二等迂腐的下层寒士的形象,本文旨在分析这些/迂儒0的内心世界,探求他们人格异化的真正原因。
封建科举是一副禁锢他们心灵的沉重枷锁,整个社会的功利心态更是把他们推上科举征途的真正原因。
关键词:迂儒封建科举功利心态中国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111(2010)04-0034-01功名富贵是明清时期封建文人围绕着旋转的轴心,吴敬梓正是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用/散点透视的方式0深入描写了形形色色的文人在功名富贵前所呈现的迥异心态,全面展现出了/土0这一阶层的人生境况和精神面貌。
吴敬梓笔下的文人大致可分为迂儒、恶儒和真儒,他们在功名富贵和八股科举构成的厄运的笼罩下,或是屈辱卑微,迂腐僵化;或是人格堕落,道德沦丧;或是超然脱俗,淡薄名利。
吴敬梓对这些文人的灵魂进行了深入的剖析。
周进、范进、马二等人物即是一群备受八股科举制度残害的封建迂儒。
对于这群深受科举之害的/迂儒0们,作者是以悲哀和怜悯的眼光来看待他们的。
虽然他们在科举厄运下的遭遇各有不同,但从他们身上都能看到下层文人在科举征途上的辛酸和艰难。
周进和范进是两个经历颇为相似的文人。
他们都是处于社会下层的寒士,用尽全部生命去博取功名,但在科场上却是屡试不中。
几十年的科场失意给他们带来的是无尽的辛酸、困顿和屈辱。
可是,/二进0却还是把自己一生的荣辱系在科举之上,矢志不移地在科举征途上匍匐而行,孜孜以求功名。
为什么/二进0如此热衷于功名?让我们看看两人在中举前后所受到的待遇便可知道答案。
中举前,/二进0均是贫寒困顿的下层文人,几十年的科场失意造成他们浓厚的自卑感,在世人的嘲笑和轻视中抬不起头。
新进秀才梅玖当众嘲笑挖苦周进一大把年纪了却仍是/童声小友0,不屑与之/序齿0。
一个取得最低科名的秀才就能把周进的尊严踩在脚下肆意践踏,举人老爷王惠在周进面前则更是飞扬跋扈、耀武扬威。
从《儒林外史》看江南士绅的发展和社会地位
14青春岁月根据《儒林外史》的记载，江南之地在清朝应为江南省和浙江省，即今江苏、安徽、浙江、上海三省一市所属的区域。
《儒林外史》第二十九回，在南京“三藏禅林”，郭书办问吏部掌案的金东崖：“金老爷一向在府上，几时到江南来的？”以及“天长杜十七老爷”慎卿首次出场，作者赞道：“这人是有子健之才，潘安之貌，江南数一数二的才子。
”（天长县在安徽省，位于长江以北）接着，萧金铉对杜少卿道：“先生尊府，江南王谢风流，各郡无不钦仰。
”更说明了天长杜府属于江南。
《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生于康熙四十年（1701年），卒于乾隆十九年（1754年），他的一生主要是在安徽和江苏两省并且旁及浙江，因此将江南作为主要的描写区域。
士绅阶层是在科举制度出现之后产生的一个社会阶层，所谓士绅是指在野的、享有一定政治和经济特权的知识群体，它包括科举功名之士和退居乡里的官员。
明清的士绅阶层主要是指未入仕而有功名的读书人，也指有官职但是闲居或者退居在家之人。
20世纪50—60年代研究乡绅最有名的学者小山正明认为：“明末的乡绅阶层是科举制度发生变化后（明以后举人、监生、生员与官僚同样享有免除徭役特权），继宋至明中期的形势户、粮长层之后兴起的新统治阶层。
”一、士绅的组织方式首先，通过家族获得士绅身份。
明代的恩荫制度规定：文官自正从一品至七品的官员可以恩荫子孙一人，其荫由正从五品至流外品的上中下三等依次递降。
清代的恩荫制是给予官员子弟入读国子监和出仕的权利，荫生分为三种：恩荫、难荫、特荫。
在恩荫的制度之下，官员子弟轻而易举的就获得了士绅的身份并且可以候选得官。
其次，通过科举考试获取某种功名、学衔的士人，构成士绅阶层的主要部分。
明清时期，科举制度已经相当的完备，一般可分为四个阶梯：未入学的成为童生；经考入学的为生员；省城乡试中试为举人；京师会试及第者称为进士。
举人以上者拥有做官的资格，但大部分因朝廷招录有限未能入仕，构成上层士绅的一部分，士绅的下层人士则主要是取得生员资格的知识分子。
儒林外史中的社会阶层
儒林外史中的社会阶层《儒林外史》是中国清代作家吴敬梓所著的长篇小说，是中国古代小说中的经典之作。
小说反映了清代中期的社会生活和思想风貌，通过详细的人物刻画和情节交织，展现了当时的社会阶层和人物关系。
本文将从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出发，探讨《儒林外史》中的社会阶层及其特点。
一、文人阶层小说中最主要的社会阶层是文人阶层。
这一阶层以科举为入口，是中国传统士族阶层的重要体现。
在小说中，许多文人人物的形象都具有代表性，如鲁镇东、李文忠、施耐庵等。
他们从不同方面展示了文人阶层的特点，具有不同的社会意义。
文人阶层的代表人物鲁镇东，出身于贫寒的书香门第，是一个有志青年。
他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才思敏捷，博闻强记，但缺乏实际经验和社会阅历。
小说中的鲁镇东在官场上遭遇了重重困难，但他不卑不亢，心志坚定，最终取得了成功。
这个形象表现了文人阶层品德高尚、有志向、有气节的一面。
二、地主阶层地主阶层是小说中另外一个重要阶层，地主的代表人物是唐伯虎。
唐伯虎出身富裕家庭，有文化修养，但他游手好闲，不务正业，是一个典型的“纨绔子弟”。
尽管如此，唐伯虎还是展示了地主阶层的某些特征。
小说中的地主阶层通常是比较富裕的。
他们有土地和财富，但也往往缺乏责任感和使命感。
唐伯虎的形象揭示了地主阶层的另外一种可能性，即崇尚自由、开放和享乐的生活方式。
这种生活方式是一种从传统文化中脱离出来的现代生活方式，也是以后中国社会中地主阶层的一种新特征。
三、官僚阶层官僚阶层在小说中也占有一定的比重。
小说中的官僚代表人物有韦小宝、陈汤和齐府城等人。
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描绘了官僚阶层的特点和生活方式。
官僚阶层通常是有机会进入权力中心的人。
他们有相对稳定的职业，可以支配大量财富和资源。
但是，官僚阶层也常常受到腐败和权力斗争的影响。
小说中的韦小宝是一个典型的官场奸猾之徒，利用自己的职位谋取私利，是官僚阶层的典型代表之一。
四、综合阶层最后，小说中还存在一些综合阶层，如商人、佃农等人。
儒林外史儒家教育与士人的社会责任
儒林外史儒家教育与士人的社会责任清代作家吴敬梓的《儒林外史》是中国古代长篇小说中的经典之作，通过描写士人在儒家教育下的成长与社会责任的履行，深刻地展现了儒家教育的价值与士人的社会担当。
本文将从故事情节、角色塑造以及思想内涵等方面，剖析《儒林外史》所展现的儒家教育和士人的社会责任。
首先，故事情节环绕着儒家教育展开，凸显了儒家教育的重要性。
小说以两位学者的命运展开，他们分别是贾仁和贾龙。
贾仁是第二等弟子，与碧霞和如花三人被诸生排挤，而贾龙作为老二进入儒学最高机构国子监，并获得了自己追求的功名。
小说中，贾仁不仅在学问上屡败屡战，而且性格坚韧不拔，忍辱负重。
贾龙则顺应时势，积极把握机会，展现了士人勤奋向上、追求成就的一面。
这一故事情节突出了儒家教育以及士人的品质，强调了儒学对于士人成长的重要意义。
其次，小说中的角色塑造也揭示了士人的社会责任。
儒家教育所培养出来的士人是全面发展的人才，他们既需要具备学问才能，也需要具备人格修养。
小说中的士人形象在不同的角色中表现各异，但都体现了儒家对于社会责任的要求。
贾仁虽然在科举考试中屡屡失利，但依然坚守自己的信念，为民伸张正义，关心百姓疾苦，表现出了士人应有的社会意识和责任感。
贾龙则以其胸怀宽广、勇于担当的品质，成为了一位具有感召力的领袖，积极推动社会的进步和改革。
小说中还通过其他角色的描写，展现了士人在家庭、社会和国家中应承担的责任，以及他们对于社会风气、教育体制等方面的关注与批判。
这些角色的塑造体现了儒家教育对于士人才性的培养，也展现了士人的社会担当。
最后，儒林外史的思想内涵大量传递了儒家教育与士人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
儒家教育强调品德修养与智慧学问的结合，培养士人成为具备高尚品格和博学多才的人才。
小说中通过贾仁和贾龙这两位角色的对比，探讨了学问与德行的关系，以及智慧和担当的相互关联。
贾仁虽然学问上遭遇挫折，但通过坚韧不拔的努力，他体现了儒家所强调的知行合一的观念，成为一个优秀的士人。
儒林外史士人的人生价值与社会地位
儒林外史士人的人生价值与社会地位寻求儒林外史士人的人生价值与社会地位，我们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到传统的士人文化及其对社会的影响。
在古代中国，士人是社会上享有高地位和声望的群体，他们凭借学识和品德塑造了儒家价值观念，也对社会风气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文将探讨儒林外史士人的人生价值与社会地位，并解析其对社会的重要作用。
儒林外史中的士人形象多种多样，有品德高尚的，也有品德低下的。
然而，高尚的士人往往能够展现出较为突出的人生价值，并在社会中拥有更高的地位。
首先，儒家思想中的仁爱之道对士人的人生价值观产生了深刻影响。
儒家强调以仁爱之心对待他人，追求道德完善。
优秀的士人往往在品行方面有所追求，持续修身养性，建立良好的社会形象。
其次，儒家的道德伦理观念对士人的社会地位产生了重要影响。
传统社会中，士人基于儒家价值观成为社会道德标杆，他们被视为社会的精英，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尊重。
然而，在儒林外史中也有一些士人并非充分展现出儒家学说的典型形象，他们的人生价值与社会地位也受到相应影响。
其一，一些士人流于世俗功利，追求权力、地位和财富，而忽视了儒家所倡导的道德与仁爱。
这些人往往可以通过权谋手段来追求个人利益，但他们在社会的影响力和地位却常常受到怀疑和限制。
其二，一些反叛或异类的士人存在于儒家传统社会中。
儒家社会对于创新思想和追求自由的士人多表现出排斥态度，这些士人常常被边缘化或被贬低，难以获得社会的认可和尊重。
儒家文化与社会地位的关系在儒林外史中得到了生动的呈现。
一些优秀的士人能够运用自己的才智和思想影响到社会，在社会地位和人格魅力方面取得良好的平衡。
舒元炜、乔伯通等人即是其中的代表。
他们不仅拥有良好的品性，还通过自己的才学在儒家社会中取得了较高的地位。
比如舒元炜凭借自己的学问、才智度过了一些人生的困境，乔伯通携着数满编的学问等等。
他们在儒家社会中以其独特的风采和卓越的品德成为了儒林外的佼佼者。
总结一下，儒林外史士人的人生价值与社会地位紧密相连，他们将儒家思想中的仁爱之道贯彻于生活之中，以此树立了儒家道德伦理的重要地位。
学习强国选读系列——《儒林外史》中的一位下层人物
《儒林外史》中的一位下层人物《儒林外史》中有一位下层人物也塑造得很成功，那就是匡迥，又叫匡超人。
匡超人出身贫寒，年轻时流落在外，拆字为生，衣食难保，幸得当时学界有名的马纯上先生资助，才得以返乡。
匡家是标准的“矮矬穷”家庭，匡超人的父亲是个老实人，生平没挣下半分产业，老年又瘫痪在床；大儿子没什么出息，对爹娘也不是太孝顺。
匡超人回家后，全力承担起家庭重担，白天卖豆腐养家，晚上一面照顾病中的父亲，一面在灯下刻苦读书，凌晨又赶早磨豆腐。
在他的辛苦经营下，家庭经济得以勉强维持。
然而，偏偏在这时，他们所住的村庄失火，房子被烧得精光，他们一家不得不寄居在庙宇里。
匡超人有志气，哪怕在这种状况下还是坚持奋斗。
一日深夜，他又在灯下大声读书，恰巧当地知县来视察灾情，听到这荒郊野外竟然还有琅琅读书声，大为感慨，就叫来当地的保正问话。
保正回答：这人是个孝子，孝顺父母，养家糊口之余还坚持苦读诗书，很不容易，可惜现在连个童生都还不是。
知县被这个励志人物感动，于是极力照顾匡超人，在功名的道路上，一直为他开绿灯。
当然，匡超人也很争气，肯下功夫钻研，又聪明善学，文章越来越有长进。
后来，他终于中了秀才，成了县里的体面人物。
就在匡超人的人生道路往上走的时候，他父亲病危。
父亲临终时，在病榻上对正在进步的儿子说了一番话。
他承认自己的一生很失败，没有给儿女留下半点资产。
他觉得次子匡超人还比较有出息，总算成了能出入官府、能和官员士大夫结交的读书人，他也觉得儿子很有潜力，凭着聪明和勤奋，将来继续高升也是有可能的。
然而，这位穷困一生的父亲对儿子最大的寄望，不在物质方面，也不在权位方面，而是在德行方面。
在这位人生失败的父亲眼里，功名富贵是身外之物，只有德行才是至高无上的。
而且这位父亲有着极长远的预见性，他警告儿子，将来不要因为日子过得顺利了，反而变得市侩，“添出一肚子的势利见识来”。
就凭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匡超人的父亲是一位人格伟大的父亲。
他一生卑微贫穷，却知道人生应有的坚持和最高境界；他受尽贫寒的折磨，却还是教诲儿子：富贵功名不要紧，德行才要紧；他有着丰富的人生经验，所以可以洞悉并预见人性的变化。
论《儒林外史》对封建官场的揭露
论《儒林外史》对封建官场的揭露· 66 ·《长江丛刊·理论研究》2016.12【摘 要】作为⼀部讽刺⼩说，《儒林外史》从多⽅⾯揭露了封建官场的⿊暗。
本⽂旨在通过对具体形象的分析，来揭⽰吴敬梓笔下的官场世界。
【关键词】《儒林外史》 封建官场 揭露论《儒林外史》对封建官场的揭露康雪宾 马莹莹清王朝统治下的⼗⼋世纪，社会风⽓极度败坏，吴敬梓以《儒林外史》展开了对封建官场的揭露。
总体来说《儒林外史》对封建官场的揭露有五个⽅⾯：寓于科举制度之下的揭露、对封建官场的直接揭露、对有官职在⾝的官员的揭露、对⽆官职在⾝的乡绅恶吏的揭露以及具有时代特⾊的对官商结合的揭露，本⽂即是从这五个⽅⾯出发并以具体的⼈物形象展开论述。
⼀、寓于科举制度之下的揭露（⼀）暮年登第的周进周进困顿科举⼤半⽣，晚年因科举飞黄腾达，做到⼀省学道。
在主持阅卷时，因范进的寒酸窘迫引发了他的以⼰度⼈之感，遂将其录取。
⾄于他将范进的⽂章读到第三遍才发现其乃天地间之⾄⽂更是嘲讽了⼋股衡⽂毫⽆标准。
魏好古进学也可佐证科举考场的荒谬，周进虽斥责“当今天⼦重⽂章，⾜下何须讲汉唐！”但考卷尚未收齐就将他填了第⼆⼗名。
（⼆）科举新贵范进范进也有困顿科场经历，在他中举之后，⼴收财礼、接受投靠、攀识乡绅、⼲预词讼，⽣活境遇发⽣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讥刺范进为⼈的同时，作者也对范进的学问做了揭露，他既不知苏轼为何⼈，⼜胡诌刘基是明朝第三名进⼠。
正是这样⼀个⽆学问、⽆操守的⼈在数年后也主掌了⼀省学政。
周进和范进的事迹表明了作者对封建官场揭露的⼀个⽅⾯，即寓于科举制度之下的揭露。
⼆⼈的经历都与科举相关，对他们的批判⽆疑是直指科举制度的，且科举考试使他们发迹，并都做到⼀省学道。
这是为国家选拔后备官员的官员，他们昏庸如此，所选拔后备官员的情况也就可想⽽知了。
⼆、对封建官场的直接揭露（⼀）从能员到钦犯的王惠王惠最初是以举⼈⾝份出现的，中举后多年困顿场屋，五⼗岁中进⼠，授⼯部主事，后为南昌知府，⼜推升南赣道。
儒林外史中的仕途与功名
儒林外史中的仕途与功名《儒林外史》是中国古代长篇小说，作者吴敬梓，讲述了古代科举制度下士子们为了功名利禄而努力奋斗的故事。
小说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仕途和追求，他们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经历了各种考验和风波。
本文从小说主要人物的仕途和功名谈起，深入探讨了小说中所表现的仕途与功名问题。
一、仕途仕途，在《儒林外史》中是所有士子们的追求和梦想。
在科举制度下，士子们需要通过考试才能获取官职，从而走上仕途。
小说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仕途之路，比如许非、彭官、陈涛等人。
首先，许非是小说中一个有趣的人物。
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楚腔士子，却在考试中屡屡失利。
最终，他放弃了科举之路，自创"历史学"，成为了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
许非的故事告诉我们，尽管科举是获取金榜题名的重要途径，但并不是唯一的出路，士子们应该有创新的思维，发掘自己的特长和优势，走出一条不同的仕途。
其次，陈涛则是小说中的"小人物"代表。
陈涛出身贫寒，靠一己之力读书，但是因为家境的原因，他始终无法参加科举考试，只得以读书人的身份为生。
他与许非一样，不同的是，他并未放弃自己的仕途梦想，他通过各种途径结交官员，一次次机会争取到了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
陈涛的生活经历告诉我们，即使条件不允许出人头地，我们也应该坚持努力，自强不息，通过结交人脉和自我提高，寻找自己的机会。
最后，彭官是小说中一个典型的成功者。
他出身世家，又有才华，所以考试时毫不费力地考中状元。
但是彭官并未因此骄傲自满，他将发挥自己的才华，深入政治体制，成为宰相的右辅，为社会变革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彭官认真地审视自己的特长和才能，充分利用自己的资源，从而成就了自己的仕途和辉煌事业。
二、功名在古代中国，官衔地位是极重要的。
无论是富商大贾，还是大户人家，都希望自己的儿子考取功名，成为他们的骄傲。
在《儒林外史》中，功名在人物的思想和行为中占有重要地位。
首先， "功名"是士子们的重要精神驱动力。
鲁迅笔下的下层人物
鲁迅文中的下层人物论文摘要：中学教材中所选取的鲁迅先生的作品，有相当多的一部分描写下层社会人物。
他们的命运是那样的不幸，他们的思想精神是那样的愚昧、麻木、迂腐和虚伪，通过对他们的剖析，可以看出当时社会的黑暗腐朽和国民的劣根性，同时也可感受到鲁迅先生渗透在作品中的哀怒之情。
论文关键词：下层人物愚昧迂腐麻木鲁迅先生在他的很多作品中都描绘了下层人物的形象。
对于这些下层人物，先生是深恶痛绝的。
他不是因为这些人的贫穷和地位低下而看不起他们，他痛恨的是他们愚昧的思想，麻木的精神。
这正如他在《（呐喊）自序》中所说的：“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认为不幸的。
”因此揭示国民的劣根性，批判国民的病态人格，“以引起疗救的注意”，进而寻找医治中国社会病痛的良药，成了鲁迅先生的毕生追求，一句“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尽显了先生所有的心绪。
当然，先生痛恨的是所有具有愚昧迂腐思想和麻木精神的国人，但在先生的诸多作品中，批判下层人物迂腐、麻木的文章居多，对下层人物所表现出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情绪尤为突出，本文主要在于展现鲁迅先生对下层人物命运、思想精神的揭露。
在选入中学课本的许多鲁迅作品中，我们都能窥见下层人物的身影，体味到先生的哀怒。
在作品《藤野先生》中，描绘了这样一群中国人：“给俄国人做侦探，被日本人捕获，要枪毙了，围着看的也是一群中国人”。
这群中国人中当然有部分可能是上层社会人物，但一定不乏大量的社会下层人物，他们目睹着自己的同胞被外国人枪毙，竟然无动于衷，就像在看戏一般，很难想象这群围观之中的下层人物们心里在想什么？他们难道就没有想到自己处在一个山河破碎、国运艰危的社会的底层更容易被外国入侵者蹂躏吗？尽然还有心思观看他人之不幸。
当此之时，先生内心悲哀当然是无法形容的。
这一幕最初让鲁迅先生看到了中国国民思想上的愚昧乃至麻木，从而激发了鲁迅先生的“疗救”意识，使他认识到“我们的第一要素，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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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儒林外史》中下层人民的作用
摘要：《儒林外史》中除了描述了大部分的明清知识分子外，还描写了部分生活在底层的人民，他们或是贫苦农民，或是工商者，或是剃度的和尚。
这些下层人民大致上可分为两类，又分别起着不同作用。
一类是丑者，批判科举制度，揭示了社会黑暗势力，世态炎凉；一类是善民，形成鲜明对比，讽刺知识分子阿谀奉承、虚假卑劣。
关键词：儒林外史、下层人民、知识分子、社会、作用
生活在累代科甲的家族中，吴敬梓早已见习惯了官绅豪吏、膏粱子弟、科举进士、名士清客，对他们的贪污腐败、阿谀奉承、利欲昏聩、虚假卑劣已深恶痛绝，对科举制度对知识分子的残害也怒目而视。
而当吴敬梓由富变穷时，他接触到的底层社会，与上层社会形成了鲜明对比，更是让他对整个社会有了深刻的认识。
于是，在《儒林外史》中，除了有大量的知识分子形象外，还有部分下层人民形象，这些下层人民间接地反映了文章的主题：批判科举制度、批判官员、知识分子、批判整个社会风气。
吴敬梓笔下的下层人民并不是描写的主体，但是却描写了形形色色的下层人民，有和尚、有工商者、有平民、有奴才等等。
这些下层人民，以品德作为划分的标志，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丑者，一类是善民。
他们分布于各行各业，可以说是一个微型的底层社会，是明清时代社会的缩影。
通过了解他们，我们可以还原出当时的时代背景、社会情况和人情世故。
一、丑者：批判科举制度，揭示社会黑暗势力，世态炎凉
在文中少部分的下层人民中，丑者的形象又占了大部分。
这里的丑者，指的是心灵丑陋，趋炎附势。
这些人物，体现了科举制度不仅残害了知识分子，还有毒害了无知的市民百姓，更揭示了社会世风日下、世态炎凉。
范进几次科举，却都名落孙山，不遭乡亲待见。
但高中后，许多人都来奉承他，张乡绅也来巴结他，道“你我年谊世好，就如至亲骨肉一般”。
在这里可以看到，在阿谀奉承、趋炎附势面前，一切事实都可以颠倒、错位。
没有至亲关系的也罢，可是就连岳父这亲人也如此，便教我们看透了社会的世态炎凉。
范进参加乡考，却遭岳父一遍恶骂，不料高中后却高兴得疯了，需得他怕的人打他个嘴巴时，胡屠户的态度却来个大转变，把范进视为天上的星宿，打不得。
“怕”、“颤”、“懊恼”简简单单三个词，便把胡屠户小心翼翼、担心受怕的心理状态写得格外
生动，与未中举前的“啐”、“骂”形成了鲜明、强烈的对比。
显而易见，从乡绅到乡亲，从乡亲到至亲，每个人都是带着势力的眼光去看待一个人的，有势力便好言乡向，无势力便冷眼旁观。
“范进永无休止地把自己的全部生命和热情投入到对功名富贵的追逐之中，与这种嫌贫爱富、趋炎附势的炎凉世态密切相关，正是这种颓风恶俗形成了当时社会上各色人等征名逐利的社会基础。
”1而这种社会基础，在吴敬梓看来，一切都依靠于科举制度。
范进因科举名落孙山而被不受人待见却又因高中科举而被人追捧奉承。
一个知识分子的命运，在当时的社会，是与科举紧紧相连的，成也科举，败也科举。
正是因此，知识分子才把高中看成是一生的追求，更有甚者为了实现这个追求行贿、阿谀奉承，如匡超人，逐渐丧失了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本该有的素质和儒雅。
而科举制度对人的毒害，不仅仅体现在知识分子身上，还显现在平民百姓身上。
士农工商，古代“士”在社会上的排位是最高的。
一旦高中，即有官名，全家享福。
对于这种等级的转变，在有着深刻的等级观念的明清时期，大多数平民百姓的心理自然会发生一些改变，造成人性上的一些扭曲。
“社会划分成无数的阶梯。
每一层阶梯的人都鄙视着下面的层次，都羡慕、巴结和努力地攀登着更高的层次。
”2而各人前后鲜明的态度转变就是其具体的表现形式。
这些现象，在明清社会并不是独立的。
梅玖瞧不起周进，而他自己则又被王惠所蔑视。
严贡生刁钻无耻，却对张静斋、范进谦恭有礼。
牛浦朗冒充牛布衣，博取与官员相识的机会；匡超人为获得名利，不惜结交讼棍，充当枪手“发财”；开船的家奴冒充是娄三爷船只，蛮横江面。
他们的势利表现，其实是等级森严中培养出来的普遍的社会现象。
可以说，等级制度是根源，科举制度是媒介，世态炎凉是结果。
二、善民：形成鲜明对比，讽刺知识分子阿谀奉承、虚假卑劣
《儒林外史》中，除了有丑者的下层人民，仍存在着一小部分的善民。
他们作为为数不多的存在，却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正是多与少的强烈对比，善与恶的鲜明对照，才彰显出真诚、朴实的可贵，表现出作者对这种人与人之间的真诚的向往与追求，对丑恶的人性、扭曲的知识分子、虚伪腐败的官员的深刻批判。
王冕是本书中塑造得最为完美的底层人民，可以说，王冕就是本书批判和划分人的一个标杆。
孝顺、高雅、清廉、真诚、不追求名利、不贪图富贵。
王冕是完美的，是作者吴敬梓对美好生活、社会的一种向往的表征。
以王冕为标杆，吴
敬梓塑造了牛老、卜老这两位下层市民的别样风骨和真性情。
对于牛老和卜老的刻画，吴敬梓只用了最为真挚、简单的话语来表现他们之间的相濡以沫、互相帮助和理解。
“你我爱亲做亲，我不争你的财礼，你也不争我的妆奁，只要做几件布草衣服。
”3几句简单的话语，便看出这两老之间的真诚，不贪婪，不势利，清廉高洁似独立于这世上。
对于，毫无血缘关系的牛老，卜老也可以做到尽心尽力，料理好镜子、灯台、茶壶等东西。
反观王氏的舅奶奶，当王氏去世，堂客都在堂屋候殓时，两个舅奶奶竟然乘着人乱把衣服、金珠、首饰掠走，就连赵氏方才戴的赤金冠子也不放过。
无血缘与有血缘，竭力相助与趁机掠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再看当牛老去世，卜老不惜哽咽落泪，并典当了些东西给牛老买了副棺材，还让出自己的一间房给牛浦夫妻居住。
他们之间的这种真情、真诚、互相关怀在整篇小说中，独树一帜，在官官之间的虚假腐败、在知识分子之间的利于昏聩，在民与民之间的势利相向这些社会黑暗中，显得尤为珍贵。
牛老和卜老的存在，是对知识分子的一种变相讽刺。
作为小市民，本应该是俗气的，但他们却无一点儿俗气，反倒活出了一种真性情。
“牛老、卜老的出现，在小说中一是构成了一种生存景观，二是反衬着牛浦类人物迷失本性、贪求虚誉的无谓与无耻。
”4其实，除了反衬出牛浦的无耻，还反衬了一些所谓的知识分子的虚假。
例如，湖州莺脰湖高士、杭州西湖斗方诗人、南京莫愁湖“定梨圆榜的名士”等等，这些名士附庸风雅，邀声盗名，互相吹捧，依附装腔之势、厚颜无耻。
相比之下，牛老和卜老更活出了风骨。
从物质上看，他们清贫；从精神上看，他们富有。
他们之间的赤诚和互助，是一种高雅的君子风格，不是君子，胜似君子。
一介贫民也比知识分子懂得何为高雅、真诚，这又何止是知识分子的悲哀，更是整个社会的悲哀！
小说中对下层人民的描写，思量的不仅仅是知识分子在精神和命运上的错位，更是对整个社会风气、制度的批判和反省。
而这正也是作者吴敬梓所要批判的：封建科举制对知识分子、乃至整个社会的毒害。
1《儒林外史鉴赏辞典》，李汉秋（主编），中国妇女出版社，1992年2月，P189。
2《<儒林外史>试论》，张国风（著），中华书局，2002年，P61。
3《儒林外史》，吴敬梓（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6月，P142。
4《儒林外史鉴赏辞典》，李汉秋（主编），中国妇女出版社，1992年2月，P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