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墨游戏与人生游戏 ——古代书画家的作品与其内心世界

笔墨游戏与人生游戏——古代书画家的作品与其内心世界

公元八世纪末，唐代大官僚、著名文学家韩愈在一篇题为《送高闲上人序》的文章中讨论了唐代最伟大的抒情书法家张旭的草书，他认为张旭的不可及这外，是他以全身心投入生活，并能够利用草书的技巧真切地表现自己的感受，而最重要的是，作为一个艺术家，他能真实地、直率地面对自己内心的冲突，将其升华到艺术的层次：

张旭

为旭有道：利害必明，无遗锱铢，情炎于中，利欲斗进，有得有丧，勃然不释，然后一决于书。

因此，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必然是那些愁肠盘结，辗转反侧于社会生活中的文人们，才会远离由宫廷所倡导的优雅的艺术标准而选择文人书画这种个人色彩极为强烈的表现主义的艺术，这也说明了为什么文人书画历史上那些最为特殊的大师，都是一些内心充满痛苦的个人主义者。

古代中国的每个知识分子出生不到一千五百天便开始接受正式的儒家思想的训练，所有的儒家文人在显达之际念念不忘的是如何独善其身，而身处草野有条件独善其身时却整天盘算着兼济天下，儒家哲学就这样意外地为后辈们种下了命中注定承受尖锐痛苦的祸根。张旭在唐代开元天宝年间名高天下，但为官不过六品，在这种仕而无益于国家安危，隐而又心有不甘的尴尬处境之中，张旭常以颠狂的行动来表示他内心的不安：“露顶据胡床，长叫三五声，兴来洒素壁，挥笔如流星”。作为一个文人的张旭始终怀着执著的政治理想，又因这理想的必然不能实现而经历着巨大的失望与痛苦，他以游戏的笔墨来渲泄他郁结的情感，也他以游戏人生的态度来对待生活一样，都应当被视为严肃的行为并非如人生所说的“颠狂”和“墨戏”——一种“嘻戏”而已。元代初年，青壮年时代家道富厚的倪瓒，中年后因不堪政府重税，弃家出走，往来江湖间二十余年，过着“苦行头陀”的生活，他所谓“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写胸中逸气”的说法颇为文人画家们所推崇，其实在那样的生活环境中，究竟有些什么样的“逸气”，实在是可想而知，而且即使有“逸气”，也不是可以随便发得的。文人画家王冕，当时号为通儒，但屡应进士举不中，怀才自负，以为若能“遇明主，伊吕事业不难致也”，就是这样一个积极地愿意与统治者合作的文人，因在自己的诗句，被当局认为是讽刺时事，“欲执之，一夕遁去”。晚年隐居越中九里山，日日“忍饿惟知骂卿相”，“及入城，戴大帽如蓰，穿曳地袍，翩翩行，两袂轩着，讹笑溢市”，在“墨戏”不成的时候，又只好进行他的人生游戏了。

墨梅图倪瓒

宋代以后的文人出于“以天下为已任”的目的经常感受到深重的历史使命感和高度的自负，同时，作为“社会的良心”，文人们又负担起对社会的责任。但是，宋明以后知识分子固然有可能通过应试入仕而实现自己以天下为已任的抱

负，然而科举制度的日益繁琐与僵化，显示出日趋专制的统治者不过是希望利用文人来作为其统治的工具而已，因此宋明以后，最有创造性的文学家和画家，常常是不能适应科举中所反映出来的正统要求而屡试不第的落魄文人。历尽世事炎凉坷坎风霜之后，才华横溢的落魄者往往会将他无处投放的精力转移到书法和绘画艺术上来，这里没有人可以管束他，或者至少是那些管束毫无作用，他可以在书画的天地里称孤道寡，作佛作祖，而社会对他的颠狂举动则采取听之任之的容忍态度。尤其是明清两代，因政治才能不能施展转而投身于书画艺术的文人们不知有多少。除此之外，有许多文人即使自己“以天下为已任”的抱负无法实现，也能很平静地按大多数人的习惯生活下去，但在政治或社会发生危机的时刻，常常会借书法与绘画来表达自己的不平之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