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主治生之学

第七章：地主治生之学第一节：《齐民要术》中的治生之学《齐民要术》简介：作者是北魏时期的贾思勰，他曾任北魏高阳太守，他写作《齐民要术》，主要是从农业生产力的角度来说明维持百姓生计的主要方法和经验。

地主治生之学之所以能在北魏时期产生，是因为当时已具备了产生地主治生之学的社会经济条件：由于均田制导致个体农民产生，他们主要不是靠权力而是靠经营致富，于是主要谈论经营的地主治生之学产生。

一、“少好论”贾思勰主张集约经营，这意味着在一定面积的土地上投入更多的活劳动和物化劳动，实行精耕细作，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

1、应遵守客观规律。

他指出：“顺天时，量地利，则用力少而成功多。

任情返道，劳而无获。

入泉，附，登山求鱼，手必虚；迎风散水，逆板走丸，其势难”。

农业生产必须按照自然规律进行才能成功，不能干拔苗助长的蠢事，否则就一事无成，白费劳力。

“不违农时”是农业丰收的最基本的前提条件。

2、集约经营讲求重视采用先进的农业生产工具和技术方法，特别要求精耕细作。

第一，耕作时要注意土壤的湿度。

第二，加强中耕除草。

第三，重视施肥，讲求制作堆肥的方法。

二、讲求多种经营和商品性农作物的经营。

1、贾思勰广泛论述了粮、菜、果、纺织原料作物以及林木等在内的广义农业，十分注意多种商品农作物的种植和经营。

他把种植多种商品农作物看作是治生富家的重要途径之一。

2、贾思勰从商人治生之学里借鉴了许多农产品的买卖经验。

（一）“人弃我取，人取我予”。

（二）尽量买进孕畜以获利．贾思涨认为买牲畜时要尽量买怀孕的母畜，这些母畜生完小羊、小牛的母羊和母牛，如果壮实的话就留下来做种畜，如果不好就卖掉，这样可在母畜之外，白得一批幼畜。

卖畜收入再用以购买怀孕的牲畜。

如此往复经营下去，贾思髓估计：一年之中，经营牛、马。

驴等大牲畜获利可以倍本，经营单只则可获利四倍三、在生产管理中重视人的因素的作用封建社会经济是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的自给自足经济，由于农业生产的季节性很强，在农忙季节，时间不等人，在播种和收获期间必须抓紧时间完成，否则就会影响农作物的种植和收割。

但是在农忙季节，仅仅依靠家庭内部的劳动力很难在短时间内完成农活，这样就需要以雇工的形式来解决，劳动力暂时不足的问题。

贾思勰以摘红花为例，指出由于红花开花的时间短，并且要求在清晨露水未干前采摘：“花出，欲日日乘凉摘取，摘必须尽”。

如果这时不抓紧时间采摘，等到露水干了之后再行采摘就会严重影响花的质量。

采摘红花的特点要求很短时间投入较多的劳动力，但一般家庭的人手有限，解决这一问题的最佳办法就是雇请帮工。

这就涉及到对劳动者如何管理的问题。

把工具、牲畜等准备工作做好。

贾思勰说，“调习器械，务令快利，袜饲牛畜，事须肥健”，他认为这是让雇工使生产能顺利进行的前提条件。

劳动工具完好，快利，牲畜壮实健康这是在生产过程中必须重视的。

1、以实物分成激励雇工，贾思勰认为，在劳动中要重视人的因素的作用，要设2、法使劳动者保持好的精神状态，他说，“悦以使人，人忘其劳”；他提出用实物分成的方式激励雇工，多产可多得，这样的报酬方式刺激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从而保证在一定的农时内完成工作。

其好处是不用管饭，不用监督，利用雇工为己的心理完成工作。

第二节、张履祥的“治生唯稼墙”论张履祥（公元1611—1674年），浙江嘉兴府桐乡人，人称为“杨园先生”。

他是明末清初著名的理学家、农学家和教育家。

明朝灭亡后，他拒绝投顺清统治者，息影田园，淡泊自守，一面教读，一面经营农业生产以维持生活。

其著作汇编为《张杨园先生全集》，其中《赁耕末议》、《补农书》、《备忘》等都主要是论述治生问题的，而《赁耕末议》尤其是一部关于地主治生之学的专书。

（一）“耕读相兼”论．张居祥十分重视耕读结合，认为务农对读书知礼具有重要作用，“夫能稼穑则无求于人，无求于人则能立廉耻；知稼穑之艰则不妄求于人，不妄求于人则能兴礼让”。

而经营工商业却是与礼义等道德规范相违背的，“贸易之事”“足以害心”，（二）“农桑长久”论。

他认为在各行各业中，只有农业才持久安全，“耕则无游惰之患，无饥寒之忧，无外慕失足之虞，无骄侈黠诈之习”。

张履祥在“治生唯稼穑”论中明确指出了地主家庭经济管理的主要任务，就是处理和调节租佃关系，以更有效地组织、监督佃户或雇农从事农业生产。

他说：“孟子曰：‘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

士庶之家亦如此。

家法，政事也；田产，土地也，雇工人及佃户，人民也。

”因此，必须把对佃户，雇工的管理问题，放在治生的首要地位，“用人之道，自国与家，事无大小。

愿当急于讲求”。

他主张，对待佃户应该制订一些必要的管理原则和方法。

其主要内容包括以下两方面：（一）选择佃户他认为：“种田无良农，犹授职无良士也。

”关于良农的选用之道，他提出：首要的是确定严格的选择标准。

他把标准归纳为四个等次：“力勤而愿者为上，多艺而敏者次之，无能而朴者又次之，巧诈嗜言者为最下”．其次，注重平时访求，避免因信息的不对称而造成的遗憾。

第三，既坚持必要的选择标准，又灵活掌握佃户条件，他指出“惟善分宝”，老老实实地甘受剥削，俯首贴耳地易于支配，这是最重要的标准。

但是对佃农要求不能过高，要全面考虑，适当放宽条件，无求备于一人’（二）“抚御”佃户之道。

张履祥不赞成对待佃户过于残暴、苛虐，主张善待佃户。

1、对佃户要小恩小惠，以情感动人。

2、对雇工要“三好”、“三早”。

张履祥认为，与佃农的关系还较好处理，而与雇工来往则需要多加留意。

他提出了一套办法：“做工之人要三好，银色好、吃口好、相与好”，三早是起身早、煮饭早、洗脚早。

三好以结其心。

千万勿“灶边荒了田地”。

3．不可轻易退佃、换佃。

（三）生产经验：1、多种经营2、因时、因地制宜，集约经营。

第三节：张英的“保田产论”张英的简介：《恒产琐言》一、为什么要“保田产”？张英认为原因有三：1，地产持久、常新。

他指出：“天下之物有新则必有故，屋久而颓，衣久而敝，臧获（奴仆），牛马服役久而老且死”，只有田产最持久、最不容易损坏，并且具有“常新”的活力。

如果耕种太久了造成肥力减退，或者农事不勤而导致荒芜，“一经垦辟”、“一经粪溉”就又新了。

因此，在一切财产中只有田产才是最可宝贵的，“独田之为物，虽百千年而常新”。

2，地产不畏天灾人祸。

与其它财产相比，土地既不怕为水火所破坏。

又不惧为盗贼所劫夺，“可以值万金之产，不劳一人守护。

”如果土地所有者因战乱、天灾而逃亡外乡，即使其它财产都荡。

然无存，土地所有权却不会丧失，返乡后仍然可以凭契据认产收回，“张姓者仍属张、李姓者仍属李”。

3，地租收入的优越性。

地租收入稳定、牢靠。

他分析说，经营商业、开当铺“生息速而饶”，但风险大、容易发生亏损破产，“断无久而不弊之理”，“虽乍获厚利，终必化为子虚”，相比之下，“惟田产、房屋二者可持以久远。

”地租收入比起经商赚钱来，是“生息微而缓”，但“月计不足，岁计有余；岁计不足，世计有余”，是最少风险、最稳妥可靠的。

在地租、房租两者之间，前者又更优于后者。

因为，房产多在城市，房客又不象佃农那样愚懦可欺，房东索讨房租往往会引起争吵诉讼，甚至别生事故。

如果房东较为懦弱，有时连房租也收不上来。

而佃农“皆愿民，与市座商贾之狡健者不同，”向他们收租容易得多，阻力也少，即使派遣仆人上门收租，佃户也不会拖欠，“不敢藐视之”。

再说，地租收入“正当”、安全。

张英宣扬说，靠经营典当、贸易取得的利息和商业利润是“取财于人”，这样会使人“怨于心”，容易招灾惹祸，“无论愚弱者不能行，即聪明强干者，亦行之而必败。

”地租收入是“取财于天地”，因而更正当、安全，不会招致人们怨恨，引起不满和反抗，“受之者无愧，享之者无他虞，”“虽多方以取，而无罔利之咎。

”张英对封建士人“不事家产”提出了批评；认为“人家子弟最不当以经理田产为俗事、鄙事，”而应该把从事家庭经营管理活动以榨取地租看成是人间最“可乐”之事。

二、如何保田产呢?张英把田产看作一切财产中最好的财产，把地租视为一切收人中最可靠的收入，那么，他理所当然地要竭力探讨和寻求如何有效、长久地“保田产”。

他认识到，“鬻产”现象的大量发生，“其根源则必在乎债负”，保田产的最大威胁来自因负债而被迫卖田。

于是，他再三强调“鬻产之害”，以很大篇幅来谈论“防鬻产”的措施。

1、从节约支出入手。

他指出：“债务之来，由于用度不经，不知量人为出”，因此欲除“鬻产”之根根源则自绝经费始”。

他主张，平时，家庭生活方面要“简要，并从“小处节俭处做起。

只有这样，才能防止因入不敷出而负债卖田，“凡有费用，尽从吝啬，千辛万苦，以保先业。

”并且，除了财力特别充裕的大地主外，一般地主都应尽量在乡村居住以节省开支。

“若千金以下之业则断不宜城而居矣”，“有二、三千金之产，方能城居。

”地主乡居既可获得地租之外的收入；“在城不过取其额租，其山林湖泊之利，所遗甚多。

此亦势不能兼，若贫而乡居，尚有遗利可收，不止田租而已。

”还有助于防止地主子弟“鲜花怒马，恒舞酣歌，一裘之费动至数十金”的挥霍浪费行为。

他还提出；在大灾之年，地租收入减少了，尤其要防止负债卖田。

这时候“当大有忍力，咬定牙根”，以千方百计保田产。

如果万不得已而非卖产不可，也只能卖其它财产如衣服、首饰、存粮等等，决不可将土地出售。

2，要在增加收入上大做文章。

张英认为，“欲无鬻产，当思保产，欲保产，当使尽地利”。

“尽地利”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在择庄佃，一在兴水利。

”对“兴水利”张英谈得很笼统，只是泛泛提到，没有什么具体东西。

他把注意力放在“择庄佃”上，其选择良佃的标准是：“家必殷实”、性必“梗直朴野”、“饮食必节俭”等等。

他对良佃与劣佃进行了详细对比，良佃“一在耕种及时，一在培雍有力，一在畜泄有方”，而“劣农之病有三，一在耕稼失时，一在培雍无力，一在畜泄无方”。

这样，良佃“一亩可得两亩之力，地不加广，亩不加增，佃有余而主人亦利矣”。

基于这种情况，张英引用了一句谚语加以总结；“良田不如良佃”。

张英还很强调地主亲自从事家庭经营管理活动以尽地利，保田产。

他说。

“守之有道，不可不讲”，如何做到“善经理”呢？一方面，地主对平常的例行管管理活动如管佃、收租等要亲自了解和过问。

由于这类活动每年都要重复进行，故可以建立一定的程序。

地主要亲自经理家计，“第一“当知田界”，“第二当察农夫用力之勤惰”，“第三当细看塘堰之坚浅深”，“第四察山林树木之耗长”，“第五访稻谷时值之高下”等，不能只依靠管家等人来管佃收租，以至自己“目不见田畴，足不履阡陌”，受手下人“恫喝”，“为其所窘”。

另一方面，地主对突发的非例行管理活动要有心计。

这类活动不是经常发生的，就不能用平时例行的方法来处理。

如在灾年时，不仅要防止负债卖田，还应做“有心计之人”，采取特殊的家庭经营管理手段以兼并、扩充土地，趁灾年地价低贱时购买田产，是最容易发财致富的，“其益宏多”。